「後美國時代」下的世界

一、前 言

就二戰後美國締造的國際格局和秩序而言，當前的川普政權可說是國際恐怖主義者，為了自己的連任，這屆美國政府已發展到破壞無底限，瘋狂無底限，藉口阻止中國崛起已完全不顧形象。反觀其在美國內政方面，也是一樣地破壞：歧視他族、侮辱女性、防疫無方、治理無能、社會分裂，當一個政權不能治理好自己國家，對外又憑藉武力耍流氓，必然拖累國家的聲譽和形象。面對新冠疫情在美國的肆虐，世界將加速進入後美國世紀，國際將進入後美國時代。

二、後美國時代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會長理查．哈斯（Richard Nathan Haass）在今年3月出刊的《外交季刊》中發表《新冠大流行將加速歷史進程而不是重塑歷史—並非每次危機都是一個轉捩點》，認定一旦危機過去，世界必然加速其原本的變化趨勢，他提出「後美國時代」、「無政府社會」及「一個更加混亂的世界」三個概念，所談都是國際格局形勢的變化，而其中的關鍵則是「後美國時代」，因為「無政府社會」及「更加混亂的世界」的源頭，就是「美國模式的吸引力就已經急劇下降。……美國所代表的東西對許多人越來越缺乏吸引力。聯邦政府對這一病毒大流行反應緩慢，缺乏連貫性，而且常常是無效的，這將強化人們已經普遍認同的觀點，即美國已經迷失了方向」。作者指出「當前危機的特徵之一是美國明顯缺乏領導能力。美國沒有與全世界團結，從而共同努力對抗病毒及其引發的經濟影響。美國也沒有號召全世界其他國家效仿美國，從而在國內解決這一問題。其他國家正在盡最大努力照顧自己，或求助於已過感染高峰的國家，例如中國。」所以「如果這場危機之後的世界將是一個美國所占主導地位日漸式微的世界。那麼這種趨勢幾乎算不上什麼新鮮事。至少近10年來，這是顯而易見的。」

甘迺迪學院的約瑟夫．奈伊（Joseph Samuel Nye, Jr.）持不同看法，他說：「一些人把疫情看作中國超越美國成為真正全球大國的轉捩點。疫情當然會帶來變化，但我們應該謹慎一點，不要以為大因必有大果。」他最關心的是美國的地位是否被中國取代，他的判斷是不會，因為「中國在軟實力方面底子比較薄」，「在硬實力方面，有利於美國的平衡也不會被大流行病打破」，以及「大流行病不會抹殺美國的地緣政治優勢」，當然他也警告「儘管美國仍然握著一手好牌，錯誤的政策決定可能會使美國把好牌打得稀爛。聯盟體系和國際機構本來是美國的『王炸』，卻被錯誤地拋棄了。」他建議美國應該「啟動針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大規模援助計畫，即醫學領域的『馬歇爾計畫』。」

奈伊的建議令人有些迷惑，以當今美國的疫情，有能力、有資格、有權力啟動所謂「醫學領域的『馬歇爾計畫』」嗎？就算有，還有人會跟從接受嗎？季辛吉也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的專欄文章，指出「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猛烈程度對人類發起襲擊，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可能是暫時的，但它所引發的政治和經濟動盪可能會持續幾代人。新冠病毒之後，世界將不再是原來的樣子。」他呼籲「各國必須在合作的基礎上解決當前的問題，否則將面臨最壞結果。」當然，他希望美國必須在三個領域作出重大努力。「首先，增強全球抵禦傳染病的能力，避免因醫療技術進步帶來的危險自滿情緒，不斷開發新的傳染病防控技術和疫苗。地方政府也必須始終如一地為保護其人民免受流行病之害做好準備。第二、努力醫治世界經濟創傷，政府應尋求減輕經濟衰退對最脆弱人群的影響。第三、維護世界秩序原則，在內政外交中保持克制，確定問題的優先次序。」

季辛吉的建議對川普、蓬佩奧之流，恐怕至多也只是「狗吠火車」。知名的《外交政策》雜誌鑑於「新冠疫情」對國際格局和國家運作的影響巨大，也邀請了全球12位思想家對「新冠疫情」之後的全球走勢作了預測，其中美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寇里．舍克（Kori Schake），認為「這場領導力測試中，美國『掛科』了，世界也會因此而更加糟糕。」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的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認為，「COVID-19的疫情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經濟方向。它只會加速已經開始的變化：從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轉向更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

以上的專家、學者在預測後「新冠疫情」時代的變局時，基本上都將美國本身視為依變項，把美國議題化、問題化的現象和趨勢，已然十分明顯。當然，美國在以往數十年一直是世界的超強，所以美國成為話題，成為問題的焦點，原本是理所當然，然而以往的話題中，美國是自變項，大家討論、猜測美國的下一步，如今的美國是依變項，她作為「超強」，除了「硬實力」和川普的自吹自擂，在「軟實力」方面，內不能控制疫情，外不能領導世界，既無領導之力，又無治理之方，我們再看看奈伊和季辛吉的建議，其實川普這個當家的幾乎沒有一項不是與之相反，當今美國的希望只有在今（2020）年11月美國人民的集體覺悟，然而看看當今美國各地抗議「居家令」， 而川普竟為自己的選情，刻意迎合民粹， 坦白說，世人並不樂觀，甚至也不期待，保守的個人主義和腐朽的民選民主可以重新振作當今的世界和人類；然而，美國的軟實力畢竟塑造了上個世紀近50年的國際格局，人們慣性地依賴不會瞬間消失，換言之，美國的影響力仍將持續相當時日，但是世界不再是「單極時代」，而且世界的適應將快於美國自身的適應，此一矛盾有可能逐步成為未來一段時期的國際關係中主要矛盾的表現方式。

三、從去美國中心化到去美國化的新世界

1.世界的去美國中心化

我們說「後美國時代」，不是說國際格局進入了沒有美國指揮的時代，而是說美國逐漸指揮不動世界的時代，或說是世界逐漸開啟了一個不再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新時代，事實上，造成此一格局，除了中國的自我努力，主要是美國，特別是川普上台後，一連串所謂美國優先的短視戰術形成，如美國退出她一手主導的「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時，理論上此一構想必然壽終正寢，但是結果是沒有美國在內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成立了，而「新冠疫情」的發生到疫情在全球肆虐，沙烏地阿拉伯發起，要求20國集團會商對策。據美國媒體報導，會中美國曾在西方工業七國集團（G7）會議上要求在「聯合聲明」中以「武漢病毒」稱呼新冠病毒遭各國拒絕，無法達成共識。更不說川普由於自己的傲慢造成美國已逾580萬人染疫，18萬餘人死亡，從而遷怒中國，遷怒世界衛生組織（WHO），還宣佈「暫停金援」並稱啟動所謂「調查」，然而英國、芬蘭等國立刻宣佈捐款「世衛」，比爾蓋茲資助的「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要再捐1.5億美金（約新台幣45億元）給國際事會（按應為「世衛」），協助疫苗研發和研究疾病療法。同時北京也在疫情期間共捐「世衛」5,000萬美元，凡此種種都說明世界不再完全依靠美國了。

新世界的「去美國中心化」將表現在以下三個面向：第一是美國失去了領導世界的「道德正當性」：自美國小布希總統在毫無證據下入侵伊拉克以來，華府在世界的威信就受到質疑，川普上台後，美國在國際上肆意退群毀約，破壞規範，言而無信，行不由法，對他國公然施壓，對小國強取豪奪。因此，美國失去了領導世界的「道德正當性」，這樣的美國在號令他人時，除了武力威脅外，已經沒有其他手段。因此，在美國不能動武的時候，如面對氣候問題、面對「新冠疫情」；在美國不能動武的地方，如面對區域組織或是國際組織等情況下，美國就成為世界的「孤狼」，沒有人隨之起舞。如果川普今年連任，世界各國或都必須或也正在準備，逐漸適應這個進入了「不以美國為中心」、「不依賴美國的領導」的世界，甚至也「不期待美國領導」，而準備面對一個新的世界、新的時代。

第二是美國失去了提供國際公共財的持續力：一個國家領導世界十分重要的資產之一，就是願意提供國際的公共財，「國際的公共財」的概念，源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查理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了1930年代美國出現經濟「大蕭條」的根本原因，他提出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大國後，未能代替英國扮演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角色，導致全球體系陷入衰退。即在世界經濟的運行中，沒有人願意提供「國際的公共財」的現象，即「金德爾伯格陷阱」；按此一名詞締造者的說法，這些公共財包括「和平秩序、開放貿易體系、產權保障、自由航行、穩定的匯率或通用交易貨幣、度量衡與各種交易規則標準化，以及在經濟出現巨大週期波動時，適時為世界經濟注入購買力以拉抬需求，在金融市場出現恐慌時，及時注入流動性，積極扮演全球信用體系的最終擔保人角色。」2017年，奈伊借用此一概念於國際政治領域，以「告誡美國人：中國崛起以後的動向可能不是「示強」，而是「示弱」，「即不願承擔美國無力負責的重要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從而使世界陷入領導力空缺、危機四起的險境。」看得出來，奈伊的說法是為了警告川普不要重返「孤立主義」的老路，以免因中國太弱，而使世界掉入「金德爾伯格陷阱」。

其實奈伊多慮了，甚至是看錯了問題，川普的作為是想要霸權，但不提供「國際的公共財」，非但不提供「國際的公共財」，還要從其他國家奪取財物，非僅如此，當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援助非洲時，所有的毀謗接踵而至，新朝貢體制、新殖民主義等等，總之，川普不想提供「國際的公共財」，也不能容忍中國提供「國際的公共財」，以防止中國取代美國的領導，然而再橫的暴君，亦不能阻止他國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權利。因此，美國地位的動搖不源於他國有意挑戰，而源於川普及右翼美國政客的自甘墮落，自我作賤，所以才遭他國摒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