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仔的關東夢

謝白倩：但是從日本回國以後我父親就辭官了。那應該是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他就決定不再給偽滿政府做事了，寧可在家賦閑。當時日本人還想請他出山，屢次到家裡來請，來磨，曾想讓他接替鄭孝胥出任偽滿洲國務總理大臣，可是我父親稱病堅辭不當，日本人沒辦法才讓張景惠當。

當時日本人表面上是禁煙的，除了官辦的煙館，外邊發現有人抽大煙或者有人買都要抓。我父親為了對付難纏的日本人，有意識地在家裡抽大煙，日本人非但不管，還拿來最好的煙膏給他治病。甚至我們遷到北平之後，日本人還追到北平，想讓他出任「華北行政委員會主席」，但都被我父親回絕了。不論你日本人怎麼說，就是不幹了。

我父親原本應該是相信了日本「建立新天地」的宣傳說法，但當後來認清日本侵華的野心之後，就遠離了政治，沒想到此舉也救了他，所以日本投降我父親沒有搭上漢奸的邊，因為沒有事實啊！

謝同生：我認識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一個研究員，他曾經專門研究偽滿洲國的歷史，他在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時發現，偽滿洲國時期有一位台灣人非常活躍，於是他就開始了對這個人的研究，這個台灣人就是我的外祖父。這位研究員幾十次去過日本、美國，也走了國內的很多地方，收集了大量很珍貴的史料，對研究與評價我外祖父很有價值。他跟我說，從報紙上看，1937年之前，關於謝介石的報導幾乎天天都有，奇怪的是，1937年之後就再也找不到了。其實這也沒什麼奇怪的，因為我外祖父不幹了。

謝白倩：至於我父親後來為什麼不跟日本人幹了，他沒怎麼說起過，當時我一則年紀還小，也不太瞭解。我父親是個寡言沉默的人，他對於自己的決策一向甚少解釋。只記得他對我說過，一個人的氣節是最要緊的事。

據說我父親在台灣的時候日本人要求他改日本姓氏，被我父親拒絕了，我父親說這不能改，我是中國的，不是日本的，不能做對不起祖宗的事。

還有，偽滿時候，新京有個地方叫建國神廟，日本人讓溥儀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請過來供奉。那時我父親堅決反對，他認為滿洲國的建國神廟供奉的不應當是日本神。這表明我父親雖然身居那樣的位置，但仍然保留著中國人的傳統和氣節。

我父親不給日本人幹了，家裡的收入也就斷了。因為他算是偽滿洲國的開國功臣，所以退休也給了一筆退職金，家裡也還有一些積蓄。但是父親卻沒有把這筆錢留下來自己用，而是拿這筆錢開粥廠，施捨賑濟滿洲的貧民老百姓。冬天做大量的棉衣褲，分發給窮人。剩下的，就在家裡辦流水席，只要是台灣有人來投奔，不管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吃飯都管；有鄉親回台灣老家缺盤纏，他給路費；台灣來的鄉親無論是求職或做買賣，只要求上門來，他都想方設法援助，從吃到住，都給幫助，還幫助他們找工作，安排事由，想方設法在工作上提攜。

謝同生：據統計，上世紀30年代，約有五千多台灣年輕人離開了處於亞熱帶的寶島，滿懷希望地奔向冰天雪地的東北，到偽滿洲國討生活，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人士：已故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連戰的祖父連橫、溥儀座上賓的紅頂商人許丙、《原鄉人》的作者作家鍾理和、蔡英文的父親蔡潔生也曾經在偽滿洲國大連機場修飛機。台灣醫生黃子正就是在我外祖父的介紹之下當上了溥儀的「御醫」。這些台灣人就像大陸關內人為生計闖關東一樣，也為了更好的生活而背井離鄉，做起了「關東夢」。

謝白倩：黃子正的台灣人身分，對於他能當上偽「滿洲國」的「御醫」至關重要。

據說，溥儀多年與日本人貌合神離，他一方面依賴日本人的力量「復國」，另一方面對日本卻極為不信任。

當時的溥儀，已經有好幾位中醫「御醫」，需要一個西醫。他不信任日本人給他挑的日本醫生，擔心日本人害他。而關東軍則不允許中國的西醫擔任溥儀的醫生。在這種情況下，我父親舉薦了能讓兩方都接受的人選：出生於台北大稻埕的黃子正。

其實，那時候來滿洲國的台灣醫生有很多。因為日據時期，在台灣島內，台籍學生考上大學是不允許念工科和法律的。成績再好，只能念醫科。這也成為那一時期台灣出現了許多名醫的一個主要原因。

有人說那時候在滿洲國的台灣人，每五個裡頭，就有一個是醫生。台灣人到滿洲的目的，一方面是因為在殖民地受到壓抑，希望能夠得到平等的待遇；另外一方面就是自從割讓之後一直在台灣人骨子裡延續的「回歸祖國」的心結。

相比之下，台灣人對東北人民的感情顯然要比日本人深。台灣醫生在偽「滿洲國」開設的不少診所，都曾經免費為東北普通民眾治療。平時接診時，也都使用漢語，只有為日本人看病時才用日語。這就是那時身在偽「滿洲國」的台灣人為數不多的「反日」手段。

我父親把自己的錢財都花在慈善事業上。我家客廳中有一副對聯，是我父親寫的：「惟善為寶，知足不辱」。

謝同生：聽母親說，當時在長春，我家裡院子支著有十幾口大鍋，成天開流水席，接濟從台灣來的鄉親，每天一撥一撥的，天天不斷。那時候從台灣到大陸來投奔我外公這邊的人很多，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人士。

謝白倩：我還記得經常有一些年輕人來我們家聚會，有時我父親就會伸出手來比劃一個八字，當時的人都知道這個手勢是指八路。

謝同生：這事我也聽我母親講過，她說1947年的一天，我二舅（謝喆生）和三舅（謝津生）帶著一位男子匆匆回了家，一進門就把這位男子安排住在了後院，並囑咐家人不許對外講，讓我母親到時給他送飯。期間那位男子還托我母親往外送過信。僅兩天後，我二舅、三舅和那位男子就一起去了張家口（當時是解放區）。他們前腳走，北平國民黨憲兵三團就來了好多人到家裡，詢問我二舅和三舅哪去了？沒有問出結果，他們就留下倆人在家蹲守。

這兩個人閑著沒事翻看戶口名簿，看見有我外祖父的名字，謝介石？這不是偽滿洲國那個謝介石嗎，這不是「漢奸」嗎？就這樣把我外祖父抓起來了。

謝白倩：他們把我父親抓去關在草籃子監獄。不久，我二哥、三哥從張家口回來了，看看風頭不對，隨即舉家搬回了台灣。我父親在草籃子監獄一下子關了兩年。在監獄那兩年，他倒是也沒怎麼受苦，好聽地講，也算是軟禁吧，據說國民黨也想判他，但又不太好判，不好定罪名。當時，探監好像是一個禮拜一次，我母親就提上個籃子帶上吃的用的去看他。

謝同生：北平剛解放，那位曾經在我家躲過的男子坐著一輛軍用吉普車來到我們家，車上還掛著北平軍管會的小旗子，後來聽說這個人叫顏堂，曾是北京市中共地下黨三巨頭之一，後擔任北京市公安局一處處長。顏堂當時來到我家，問我母親謝文彭（我二舅）、謝文凱（我三舅）去哪了，我媽媽說他們回台灣了。

顏堂沒有看見我外祖父，就問老爺子去哪兒了。我媽媽說被國民黨憲兵三團關在草籃子監獄呢。顏堂轉身坐上車就去了監獄，直接把我外祖父接了出來，不但好言安慰，然後又找到當地的派出所，讓他們平時多加關照。還叮囑我外祖父，如果有什麼事就跟他們說。顏堂還要給我母親介紹工作。母親考慮我還小，外祖父、母年事已高，都離不開人，就婉拒了。 我外祖父出獄以後，過著平常百姓生活，住地轄區派出所的民警還常來家裡問候：老爺子生活怎樣，需要幫助嗎，有事說話。

謝白倩：我父親是1954年11月因病在東城的船板胡同家中去世的。對他來說，唯一的遺憾就是沒有能夠回到台灣去。

我父親國學功底很深，字寫得也特別好，他的書法作品家裡連一幅也沒有保留。他也沒有留下一些詩文作品，即使有也在文革中燒了，連同一些老照片，主要是怕惹事。因為有些老照片一旦被發現以後就會讓你坦白交代，有些肯定說不上來，燒了為的就是避禍，現在想起來真是太可惜了。

我家在船板胡同是租人家的房。我住在外間，我父母住在裡間。父親去世後，我一直跟我母親在一起。她是1983年4月因為癌症去世的，享年84歲。我母親一直很堅強，待人特別好，當年就是對下人也是如此。

謝同生：我外祖父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後來他做了偽滿洲國外交大臣和駐日公使後，再與明治大學校長會面時，校長對他說：你在我這裡上的學，現在功成名就，你的孩子也要在我這裡上學。因此，我二舅、三舅也都畢業於明治大學，而我母親就沒有進這所大學，外祖父有重男輕女思想，他請了老師在家教我母親讀書。

1997年，我母親如願以償地回到了闊別幾十年的故鄉台灣，當時我二舅和三舅母還健在。她剛到台灣就有親友想安排與台灣一些知名故交見面，我母親都給婉拒了，只求平平靜靜在台灣待一段日子，我只知道其中想安排見面的人有辜振甫先生。（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