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召喚菅義偉　中日接近止步

拜登上台後，積極團結盟國，共同應對與中國的競爭，日本菅內閣調整在美、中兩強間的避險策略，往美國方向傾斜，使2017年以來中日關係改善的勢頭，頓時失去力道，日本對中戰略面臨難以抉擇的十字路口。蕭規曹隨的日本首相菅義偉在對中外交上漸趨偏離「安倍外交」的軌道，中日關係亮起紅燈。

在印太戰略中，拜登首重對日外交及美日安保合作，謀求一致的對中政策步調，促使日本在外交上往美國傾斜。在美、日「2加2」會談的《共同聲明》中直言，中國的行動與國際秩序不一致，造成美日同盟與國際社會面臨挑戰。此被視為1972年日、中建交以來日本對北京最露骨的強硬發言。日本不再避諱與美國共同指斥中國的不是，無疑將日本推上美、中戰略對立的第一線，再難在美、中之間扮演緩解緊張的「中介者」角色，頓時使中日關係出現滑坡的現象。

對此，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批評日本「甘願仰人鼻息，充當美國的戰略附庸」。中共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會見日本駐北京大使垂秀夫時，亦抗議美、日對話涉及台、港及新疆等問題，認為「嚴重破壞朝著良好方向發展的中日關係」。中日關係可能倒退，北京以近年來少有之嚴厲口吻示警。左右逢源的「安倍外交」似難以為繼，菅義偉的對外政策似乎漸失平衡，難以維繫美日同盟之際，又改善中日關係。

4月5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主動致電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值此關鍵時刻，王毅此舉意味北京仍想顧全對日外交大局，拉住日本，避免雙邊關係滑坡。王毅在電話會談中表示，雙方應確保兩國關係不折騰、不停滯、不倒退，不捲入大國對抗，日、美有同盟關係，但中、日亦簽署了和平友好條約，日本同樣有履行條約的義務，並呼籲日本恪守「中日四項政治文件」原則與精神。王毅強調「四項文件」，意在「台灣問題」，若4月16日菅義偉訪美時，藉美日同盟插手台海，將使中日關係基礎盡失。

茂木回應稱，美日同盟不針對特定第三方，日本高度重視對中關係，確保中日關係穩定發展的態度沒有改變。2022年是中日關係正常化50週年，雙方皆希望營造「螺杯獻酒逢華誕，鶴髮同筵敘舊情」的氣氛，避免重蹈中、日建交40週年時，因日本「國有化」釣魚台使雙邊關係陷入困境的覆轍。

回顧21世紀以來的中日關係，不僅無法延續1980年代的「蜜月期」，亦難以維繫90年代的「政冷經熱」格局，「國有化」釣魚台觸動大陸社會的民族主義，「反日」情緒高漲，衝擊日本商品輸入及大陸人民赴日觀光，中、日出現「經冷」兆頭。2014年11月，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北京亞太經合組織（APEC）場邊會談後，中、日雖致力改善雙邊關係，但始終未能回到正軌。

整體而言，21世紀的中日關係進入「冷卻期」，此肇因於釣魚台主權爭端與「歷史認識問題」漸漸浮上檯面，突顯中、日戰略互信薄弱，而其背後更有華府因素。此外，隨著釣島爭端激化，中、日在東海的對峙逐漸升高，雙方民眾好感應聲下挫，2010年民調顯示，高達77.8%日本民眾對中國沒有親近感，以後此數字居高不下，「對中國印象不好」的比例，2020年高達89.7%。日本人對中感情惡化，中日關係失去日本的民意支持，難以行穩致遠。

日本社會對中國的態度基本上敵意不高，但善意亦不大，許多日本人未到過也不想到中國。相對的，2014年前後開始，中國訪日觀光客火速成長，2015年約為499萬人，2017年約735萬人，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擴散前的2019年，更大幅增加至約959萬人。從數據上來看，2014年前後為分水嶺，中國對日認知情感不斷轉正，回答「對日本印象好」的比例2013年僅為5.2%，2020年上升至45.9%，「人的交流」確實成為中國改善對日關係的助力。

隨美、中對立逐漸升高，拜登政府強化對日外交，美日關係不僅是印太戰略的指標，亦是拜登重新團結盟國政策是否收效的判準。不似南韓總統文在寅仍在美、中兩強間維持平衡，菅義偉採取向美國傾斜的政策，意在使日本成為印太地區和平與繁榮的關鍵。

對此，前首相安倍晉三評論道，日本在內的亞洲地區已成為美、中兩國對立的最前線，日本的對中政策須要抱持印太地區已成為前線的認識及心理準備，致力於外交與安保政策。安倍認為，拜登將深化歐巴馬時期的「重返亞洲」戰略，美國外交及安保戰略重心轉向印太地區，使《美日安保條約》益發重要。

菅義偉首相更直言，他個人成為拜登上台後在華府迎來的第一位外國領袖，美國對日本的重視不言可喻。其實，菅義偉的美國行不僅為拜登時代的美日同盟再保證，更意在出口轉內銷，拉抬個人低迷的支持率，希望在訪美後，實現內閣支持率的V型反轉，在即將到來之眾議院大選及自民黨總裁換屆選舉中，避免遭「陣前換將」。

在中美關係陷入谷底，日本國民「反中」、「嫌中」情緒方興未艾之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國事訪問日本缺乏良好氛圍，訪美成為菅義偉唯一的外交秀場，但成為拜登入主白宮後首位座上賓，如何避免攸關日本安全及經濟利益的中日關係倒退，甚至再陷「政冷經冷」，考驗著菅義偉的智慧。

菅義偉在美、中間，以美國為重，此雖非「事大主義」下的抉擇，但顯然想對拜登「送暖」。相對歐盟、東協國家及南韓在美、中間舉棋不定，日本不欲給美國建立「對中包圍圈」潑冷水。

17日清晨，拜登與菅義偉在華府的會談登場，會後雙方發表「共同聲明」，將美日同盟定位為「新時代的美日全球夥伴關係」，此「共同聲明」可解讀為繼25年前（1996年）的4月17日，柯林頓總統與橋本龍太郎首相的「美日安保再定義」之續篇，在美日關係上深具意義，亦為菅首相對日本外交的重要建樹，有利於菅義偉鞏固在自民黨的領導地位，帶領「自公執政聯盟」在即將到來的眾議院大選贏得日本選民的支持。

「拜菅會」前台灣各方關注日本是否為對「台海有事」表態，並明確美軍與日本自衛隊如何因應台海緊急事態。此外，日本雖在日、中邦交正常後，首度在美、日「共同聲明」言及台灣，但菅義偉無意否定《舊金山和約》第二條的法律見解，對「台灣主權歸屬」不語的立場，此為日、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基礎，亦為日本在「一中政策」下，與台灣維持實質關係的「創造性模糊」。

二戰結束後，日本在安保上無可或缺的依賴「美日同盟」，但日本始終憂慮在美國的亞洲戰略體制中捲入戰爭，1960年的「安保鬥爭」即因之而起，意味在日本政界縱使存在恢復軍備的主張，但深受戰爭苦難的日本國民多數仍記取歷史教訓，支持戰後的和平主義。

回顧1996年的《美日安全聯合宣言：邁向21世紀的同盟》，日本取得較冷戰時期更具彈性的防衛空間，在「日本周邊地區出現緊急事態」時，自衛隊得協同美軍出兵海外，將日本的角色由單純「接受保護」轉變為「主動介入」。當時，北京對此表達嚴重關切，認為美日同盟未來可能插手兩岸爭端。

橋本首相因此向中國說明美、日安保體制中所謂的「周邊有事」並非針對中國或特定地區，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事態的性質，日本不支持「台灣獨立」，但期待「台灣問題」以台海兩岸的當事者和平解決。

「拜菅會」後的「共同聲明」，強調「台海的和平與安定的重要性，敦促和平解決兩岸問題」，仍不脫美、日共同支持兩岸爭端和平解決的一貫立場，但在中國軍事力量持續增強的現實下，導因於中共意圖以武力威懾台獨，或以軍事手段解決東海及南海爭端而發生之美、中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永遠存在。屆時日本勢必得在「美日同盟」與「日中友好」間做個取捨，若無意外，日本當會就「美日同盟」而捨「日中友好」。

中日關係在拜登的「站邊歸隊」壓力下，菅義偉似將日本外交帶回冷戰時的「扈從」美國，顯示在「安倍外交」的「中日友好」表象下，關鍵在中、日戰略互信不足，中日關係易陷「漂流」。無論如何，中、日是搬不開的近鄰，合則兩利，鬥則俱傷，2012年至今的關係發展可證，妥善管控分歧促進合作，符合中、日共同的利益。

面對美國的壓力及中國的挑戰，如何著眼於日本的利益，靈活應對，考驗著菅首相的外交智慧，更決定其個人能否在今秋續任首相。機械式的迎合拜登，在中、美間選邊站隊，應非明智之舉，恐損及日商在中國的經濟利益，亦無助於日本在亞洲領導地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