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提供世人對制度多元化的理解

一、前 言

中國人十分重視「開好頭、起好步」。「兩會」是辛丑開年之際，第一個政治大戲，所以今年的「兩會」格外受到全球各國、各種媒體的重視。「兩會」制度是中國得以崛起的重要憑藉之一。我們觀察「兩會」，除了事實的介紹與分析，更應該去探就和理解在中國政治制度所產生的支持中國崛起，中國應變的內生力量中，「兩會」扮演的角色和功能。

二、中國崛起的內生動力

「內生動力」是指事物發展的主因，即事物發展主要經由「內因」推動，與之對應的是「外生動力」，即指事物發展得自於事物自身之外的力量。具體而言，中國的內生動力包括了經濟力、規模力、學習力和組織力。

1.經驗力，是指一個國家如何從自身和他國的歷史中，得到寶貴的經驗教訓。中國人原本就是重視歷史的民族，以史為鑑更是中華民族集體基因之一，從當前中國崛起的內生動力回顧，中共政權至少從中國歷史找到避免改革失敗的因素，解決為何改革、如何改革、為誰改革的問題；又從中國近代史中強化了「落後就要挨打」、「不改革沒有出路」的教訓；再從中共自身黨史中，承繼轉危為機，化阻力為助力的信仰堅持。強化不斷改革，形成趨勢，保證了改革政策的持續性。另外中共也更加重視1991年從蘇共瓦解的歷史中，警惕政權腐化與西方的和平演變。

2.規模力，是指中共巧妙地運用了中國的人口規模，把國家發展中的人口負擔轉化為資產。先是運用人口紅利轉為人力紅利，促進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再將人力紅利轉為人才紅利，促進中國製造業的升級和科技創新的發展。在上述的轉換過程中，中國又發展近四億的中產階級，從而使中國從世界工廠轉身成為世界市場，消費的人口大於美國的人口；進入信息時代後，中國充分掌握了信息革命帶動的新技術，又將中國人龐大的消費、生活、學習、娛樂等各種行動的信息轉化成有意義的數據，形成中國的數據優勢。

3.學習力，中華民族歷來重視「教育」，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度盛行唯經驗論，社會上流行「讀書無用論」、「書讀越多越反動」等口號。改革開放後，正規教育得以撥亂反正，特別是中共中央將政治局擴大學習會制度化之後，中共逐步調整成學習型政黨，不斷的「學習」使得中共的各級領導、幹部理解了時代的脈動，擴大了解決問題的視野和方法，有利於各級領導、幹部將「科技」新知融入國家治理，更好地提升治理效率。

4.組織力，組織力意謂中共有能力將大陸的人力、智力、物力、財力及時地加以集中，準確地運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最合理地提供給最需要的單位或個人，用中共的術語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而中共政權能做到這一點，依賴的就是堅持「黨的領導」，「黨領導一切」，從而形成「以臂使指」，「全國一盤棋」之效果，當然，在此情況下，黨權必然膨脹，所以習近平不斷地強調「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如今又引進科技的手段，使得組織、監管的效能都大大提升。回顧新冠疫情中，中共「抗疫」及其後「防疫」的成效，就可清楚認識中共的組織能力。

三、「兩會」在內生動力中意義

兩會期間，大陸的媒體上有三則新聞報導，恰好可一睹「兩會」在內生動力中的角色與功能。

第一則是《環球時報》報導，在美國談話節目中的嘉賓稱：「中國官員大多出身理工科，這跟多為律師出身西方政客的理念完全不同。」

第二則是「觀察者網」刊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約一小時報告完畢。美國兩黨為了這1.9萬億美元的計畫反復拉鋸，經過長達近12小時的通宵投票後，美國國會參議院最終以50票贊成、49票反對，通過了拜登政府提出的1.9萬億美元疫情經濟刺激計畫。」

第三則是全國政協委員白岩松談到中國正式進入到「挨罵」時代，這是一個過程，我們要有歷史性耐心，還要有歷史性的準備。

第一則主要說明執行政策的政府的人才特點，第二則說明人大的功能及其與政府的關係，第三則談政治協商會的角色。

從中美制度對比的角度看。第一則信息顯示的是中、美從政人員的基本專業素養的傾向，中國當前的技術人才進入公務系統的人事安排，主要得利於中國共產黨長期摸索出的一整套接班人制度，其實遠遠不僅僅是技術官僚而已，而是當他們進入領導崗位之前，就有過多個崗位的實踐，他們是專業和實踐相結合的領導人。中共幹部選拔制度還不僅僅是個人的紅與專的考核，同時，還涉及中國對未來規劃的需要，中國在未來發展會遭遇到的困難的判斷，綜合各種因素下，去培養、拔擢人才，所以中共可以從官員的選拔上保證他們的領導能力和施政品質。一般而言，中國的官員在施政上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善於而且有足夠的推行政策的經驗，同時也得以使其大的政策績效具有延續性。

然而，在美式民選政治制度中，上述人才肯定不願意也不太可能進入政界，他們多會去商業界或科技界，一方面固然是官僚體系有許多制度、規章等束縛，難以發揮；另一方面更由於選舉制度非一個理性選擇過程，還有任期限制，很難成就自己。而選舉出身的官員善於言說、巧辯，在政策的實踐上顯然沒有足夠的經驗，他們更依賴公務人員推動工作，美國的社會改造因此十分緩慢。

第二則信息顯示的，是中、美民意機構的議事效率比較，記者首先將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去類比美參議員以「費力把事拖」（Filibuster）手段，杯葛拜登的1.9萬億美元的新冠紓困計畫，這是不恰當的比較，因為一是報告案，一是法案，何況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之後全國人大代表也要討論、修改，才是定案，全案通過時也是11日下午。

真正的關鍵，一是在大陸的政治設計，主要理念是「合作」，各部門共同推動整體的進步；所以人大代表的認真討論、修改，是為了國家發展，為了國人更好的生活，人大和國務院的方向是一致的，人大代表在會議中更多的是建議；反之，美國的政治設計主要理念是制衡，不僅是行政與立法的制衡，從政治的運行來看，在不同政黨之間，更是利用制衡、杯葛政策，「費力把事拖」，不希望其他政黨把事辦成，所以美國參議員常常在進行黨爭。

二是大陸的政府工作報告是事前就作了十分細緻、廣泛而且反覆的意見蒐集、徵詢和修改，到召開大會時已沒有重大矛盾，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的「兩會」，協商、審議、討論等都越來越制度化，從而使得各方的利益也在事前協商之間就已充分體現，並相互妥協。當然在政府執行時，人大仍有監督之責；美國則是將各方利益、黨爭擺在會議中，會場內公開衝突、鬥爭。但在美方的話語霸權下，「人大」的運作，就被西方輕易貼上「一言堂」、「投票部隊」等標籤。

三是大陸的政治文化主要表現為集體主義，而人大代表不論是直接或間接選出，都是透過選拔的程序，所以他們在人大中代表了自己背後的集體利益，因此，人大代表沒有選民的壓力，沒有知名度的壓力，不需要在人代會上作秀，得以專心議事。反之，在美式選舉制度下，選民的喜好和代表在議會的表現息息相關，議員要博得媒體青睞，就必須與眾不同，必須個人主義、英雄主義，常見民意代表從反對者變成荒誕者，雖然不是大多數，但每屆議會只要有一、兩位，全部的議案、政策均受影響，這是美式民主治理無方的根本原因。

第三則信息顯示的是中國「政治協商會制度」的特殊設計，中共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幾經邅變，改革開放後作為大陸從上到下的「四大機關」之一，2004年修訂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總綱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所謂「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指的就是中國式政黨政治模式－－參政、議政。參政是推薦人才進入行政單位；議政是對政策提供建議、建言。白岩松的發言屬於後者，白的發言提醒在對外宣傳方面，必須經得起他人挑釁；不過這條信息太過簡陋，欠缺發言前後的脈絡，無法瞭解事情的原委。

無論如何，「經得罵」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建議，因為「經得罵」不僅是風度的表現，更重要的事養成不急躁，不匆忙作決策的定力，政協的建議，對中共而言，是必要的參考。

四、結 論

對中共的「改革開放」，西方媒體最常見的批判就是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其實中共經濟改革的動力就是來自政治改革，而經濟改革的成果也會推動進一步的政治改革，如「兩會」的角色和功能，對比「改革開放」前後，正是在政治、經濟改革的相互促進之中，形成了大陸持續的、積累性的、有效能的發展成果。外國和港台的政府、媒體正是誤解了中共的政治運作，所以產生焦慮。理解「兩會」，理解中共的政治運作，應該是面對百年變局之際，西方和台灣最緊急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