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能源轉型迷航記

能源轉型是能源系統的重大變化，涉及系統結構、規模、社會經濟和能源政策等因素。依照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RENA）定義，能源轉型指的是能源部門從基於化石燃料之生產和消費系統，轉向「零碳」的過程，核心目標是減少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減緩氣候變遷。換言之，能源轉型之目的在於應對氣候變遷，以利積極建構「碳中和」社會。

在台灣，討論能源轉型，一般多會連結到德國能源轉型路徑：「非核、減少化石燃料、增加再生能源」，將重點放在「非核」，卻往往忽略能源轉型目標為「脫碳」、「零碳」，甚至「負碳」。

能源轉型還牽涉很多細緻的改變，包括法律、商業以及產業競爭力等，因此，所謂能源轉型就是能源系統的「結構性」變化，包含供給面與消費面。以德國為例，其「安全能源供應倫理委員會」認為能源轉型策略至少應包含：能源的有效使用（節能、提高能效）；支持及提供良好範例（如國家訂立法規、能源合約，到個人消費行為）；促進電力的智慧使用（如智慧電網）；從建物整修到能源導向的都市更新、「重新調適」的新建物（如低碳、零碳建築）；發展再生能源；發展電力容量市場：確保基本負載、系統穩定性與供給；更高效率的燃燒化石燃料、發展汽電共生，以及強化基礎建設與電力儲存等。

德國能源轉型工作是有步驟、有計劃的轉型，是重視能源供給與消費，首尾兩端同時併進的轉型，是再生能源突破性進展的轉型，是法治化的轉型，是都市更新節能減碳的轉型，是企業競爭力不受重大影響的轉型，一言以蔽之，是系統化的、良性結構改變的能源轉型。

能源轉型緊扣著氣候變遷議題，緊扣著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巴黎協定目標：相較於工業時期前，控制本世紀末增溫限制在2攝氏度、甚至1.5攝氏度以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2050年（期中考）全球再生能源供給占比要增加至整體三分之二，能源消費量要回到2015年水準，比什麼都不做、一切照舊（BAU），放任用電增加情境下，減少三分之二（全球能源轉型：2050路線圖；IRENA 2018）。

能源轉型的迫切，來自於國際現實及壓力，目前有超過110個國家，相繼宣布2050年碳中和目標；最大碳排放國中國大陸，也表態於2060年達成碳中和；今年3月初，歐洲議會更通過決議，支持推動俗稱碳關稅的「碳邊境調整機制」，等於同意歐盟執委會6月正式提出的法案，於2023年開始實施之規劃。

作為以出口導向，製造、電子業特別興盛的經濟體，碳關稅之壓力，遠高於其他內需導向的大陸型經濟體，因此，對台灣而言，能源轉型不只是環境問題，更攸關未來的產業生存。

目前台灣能源轉型政策：2025年「天然氣50%、煤30%、再生能源20%」的「階段」目標，能否引導台灣達成國際間2050年碳中和願景？恐怕大有疑問。

桃園大潭觀塘天然氣第三接收站與藻礁爭議，讓早已走在鋼索上的台灣能源轉型暴露其深層的脆弱性，這也是繼2018年深澳燃煤電廠環評、2020年台電「台中火力發電廠新建燃氣機組計畫」環評爭議後，再一次撕裂政府與民眾信任的台灣重大環境事件。

首先要問的是：保存七千年的藻礁會不會衝擊能源轉型？

依經濟部數據，觀塘第三接收站主要供應大潭電廠新建八號及九號兩部燃氣機組（預計於2022-2023年商轉；裝置容量共224.7萬瓩），未如期供氣，恐影響台灣整體電力近6%備用容量率（依2017年發布生效之《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需達15%）。

依照台電歷年尖峰負載及備用容量率公開資料，1991-2020年30年間，超過一半時間，共17年備用容量率均低於15%，低於現行標準。在《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生效前後，2015-2018年間，備用容量率更只有9.8-11.5%，以此標準觀之，保存藻礁，移除三接，顯然對於供電穩定之衝擊，並未如政府所宣稱般嚴重。

備用容量率是衡量電力系統發電端供電可靠度之指標，數值越大供電越穩定（成本也越高），由於用電時間不一之特性，最主要影響備用容量（率）的因素，除發電裝置容量外，就是系統尖峰負載（備用容量率為備用容量除以系統尖峰負載；備用容量為裝置容量減尖峰負載。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12&cid=118&cchk=2b7682d9-46f8-4103-b636-02a5afeda67c）。而要提高備用容量率，提高供電可靠度，可從增加發電裝置機組（供給面），或減少用電、特別是尖峰用電下手（消費面）。

如果保存藻礁就會造成三接延宕，就會衝擊能源轉型進程，這就代表：1.發電供給端再生能源根本擠不出額外的6%發電量（燃煤不增並非核情境下，只能仰賴再生能源）；2.消費端節能、儲能改變用電時間，或可抑制尖峰負載之時間電價、需量競價等措施，根本無法減少（尖峰）用電量6%；3.上述增加供給端與減少消費端等諸多措施，均無法填補因藻礁所缺失之6%備用容量率。

如果上述各種情況為真，恐怕才是台灣能源轉型真正令人擔憂的地方，代表台灣的能源轉型之路毫無彈性，供給與消費都失靈，都無法應對突發的狀況。試問：如果我們連「6%」的障礙都無法跨越，怎能奢談2050年碳中和，這才是藻礁爭議真正突顯的現實。

換個方式提問：護藻礁可否兼顧能源轉型？

答案是：當然可以。以德國為例，不只注重發電端，德國更重視用電端轉型，佐以大幅度節能、提高能源效率之工作，也很務實的以綠色電力附加費（5.5%），反應環境成本之真實電價（德國電價約新台幣每度11.5元，台灣民生用電約每度2.52元）等方式，告訴民眾天底下沒白吃的午餐，也提供企業投入節能設備投資之明確「價格訊息」。

相反的，台灣不斷地以非核家園訴求、選舉利益轉移焦點，對於抑制電力需量成長、提高能源效率、電價調整等困難工作視而不見。如果我們也學到德國節能40%目標之企圖心，那麼今日就有餘裕回應藻礁議題，不至於走上公投之路，也不至於玩弄權術，與環團決裂。

執政黨對於三接興建與否的一項重要主張為是否影響「非核家園」之實現，甚至警告否定三接之興建，將帶來核能復辟。然而，根據3月底《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民眾認為使用核電利大於弊的有45.6%，認為弊大於利的33.1%，民眾對使用核電的看法跟過去相較，已有所轉變。以「2025非核家園」為前提之台灣能源轉型路徑，是否已陷入窄巷、死巷？

1980年代蘭嶼低階核廢料儲存場興建，開啟反核運動，2012年蔡英文首次競選總統時，首度提出「2025非核家園」政見；能源轉型與氣候議題，則是隨著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2007年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AR4報告（當年IPCC〔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與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共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2009年IRENA成立而越受重視。

換言之，台灣是先有「非核家園」運動，之後才與「能源轉型」議題與政治訴求結合，最初「非核家園」的想像，並未包含氣候變遷；從政治經濟的角度，「非核家園」易有共識，但加上「2025」之後，在實際的操作手法上就失去了彈性，為什麼不是2035年、2045年、2065年……？而2025年作為政策目標之可行性與配套方案是什麼？「2025非核家園」政見提出不到10年，國際間政治與環境情勢驟變，從美中抗衡，以氣候為談判角力籌碼，到美中攜手，共同（承擔）但有差別（責任）的面對氣候議題。雖然日本福島核災之後，核能監管越趨嚴格，國際間對於核能使用態度不一，但非斷然拒核能於門外。

最近一期《經濟學人》報導「福島的教訓－－核電廠應該得到更好的管制，而不是放棄」，認為核災、反核與氣候變遷議題不太一樣，世界正處於氣候變遷危機，核能可以提供大量穩定的低碳排電力，增強對核電廠的監管，才是正確的回應方式。

《經濟學人》更指出，因為經濟考量，現階段許多核電廠陸續關閉，如美國這類尚未有碳定價的國家，關於核能低碳排之價值被低估、被市場忽略，而一旦碳稅形成國家或市場規範，將完全不同。加速核電退場是故意讓世界陷入環境鬥爭中，而再生能源增加之份額，很大部分僅用於填補核能退場所造成的電力損失（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1/03/06/nuclear-power-must-be-well-regulated-not-ditched），如同台灣現況。

《經濟學人》的觀點，提供另一個角度思考核能的角色。即能源供應是選擇題，能源選擇也包含時間因素，如非核家園一定要發生於2025年嗎？再生能源、天然氣、核能三者是互斥選項嗎？

台灣能源轉型以德國馬首是瞻，但我們並沒有學到德國人的務實以及執行力，也沒有注意到德國優先廢核之理由與考量。

德國很早就開始使用核能，1961年西德第一座核電廠投入商轉，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後加速核電發展，興起核廢料處置討論；1986年蘇聯車諾比核災，遠在千里之外的德國也受到輻射影響，時值蘇聯衛星國之東德及西德均開始討論核電存廢；2000年德國與核電相關公用事業公司達成協議，決定逐步非核，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之後，終於正式宣布。

德國雖然認為核電碳排極低，但考量風險與核廢料最終儲存等因素選擇非核，但也體認到同時廢除核能與燃煤發電，將嚴重威脅電力供給安全，因此務實地為轉型工作設立優先順序，訂下非核（最早開始討論）、發展再生能源，最後才是2038年脫煤的規劃（德國為煤炭生產國，脫煤阻力甚大）。

即便德國人均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已為全球第一，做出許多準備，仍不敢奢望同時達到上述三個目標，務實的民族性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德國能源轉型之基礎工作，早已落實在法制建制上。

為實現歐洲一體，統合歐洲電力交易市場，1996年歐盟即要求會員國開放電力市場，1998年德國即進行電業自由化，將電業拆分成發電、輸電、配電、售電四個獨立電力市場，較2017年台灣修訂之《電業法》，分拆發電業、輸配電（限國營事業台電）、售電業三個區塊更為積極，為轉型之商業驅動力打下根基。

為了最大程度增加再生能源發電，德國也非常勤快的修訂再生能源法，積極創造財務誘因。2000年初期為了打底，建立綠電市場，以大型資本密集之風力發電為主，一定規模後，2008年即調整政策，針對太陽光電設定額外報酬，鼓勵民眾、社區能源公司參與再生能源產業並從中獲益。

據德國Trend：Research「2018德國公民電廠定義與市場分析」報告，2016年德國再生能源資產，屬於單一業主與社區電廠者超過三成，屬於跨區域公民電廠者超過一成，換言之，再生能源建置並不只是大公司、財團的事，一般民眾也有機會參與，非常有感，這樣儘可能增加利害相關人（堅定的政策支持者）的政策模式，與台灣公民電廠數量稀少，申辦難上加難的情景相比，實在差很多、差很大。

從決心推動至今，德國再生能源發電量佔比持續增加，高峰可超過五成。相反的，台灣能源轉型講到口沫橫飛，但最關鍵的增加再生能源部分，從2016年蔡英文上任至今，僅由5.1%微幅增加至5.8%。（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04）

前文所提德國安全能源供應倫理委員會報告，早已具體提出10多種能源轉型策略，還特別強調「能源導向的都市更新」，意指再生能源建置、低耗能設計走入「都市」很重要。而都市人口眾多，唯有將能源轉型工作深入民眾生活，不只發生於電廠，才有助於創造「集體努力」情境，共同走向能源轉型的未來，而這些重要配套，並沒有被看到。

能源轉型的終點，是「零碳」能源，目標非常清楚，但台灣能源轉型的路徑，已被意識型態綁架了。於今國際局勢看來，執政黨學到德國的非核家園口號，卻無電業自由化支撐、台電效率不彰、再生能源比例無法陡增、電價凍漲如飲鴆止渴、產業競爭堪虞、民眾對未來無可預期、有限的國土窘迫應對光電與風電的侵蝕，到底風光了誰、甚至千年藻礁也要隨同犧牲，整個轉型過程宛如一齣迷航記，不知要將台灣的能源轉型、台灣的未來帶到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