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元年祭(下篇)

哀海外最後一個買辦學人的黯然離世

龔忠武
(體制外退休歷史學者)


十一、史家的史心

必須承認,客觀地說,余氏是一個畢生致力於史學研究、學貫中西的史學大家。但史學家也有是個什麼樣的史學家的問題。何炳棣就是個具有「史心傲骨」的史學家。余氏師承的史學大師錢穆,他對史學家的要求,除了史才、史學、史識、史德之外、尤重一個史學家的「史心」;當然,錢穆講的「史心」是指歷史人物伯夷、叔齊之類高潔之士的「史心」;但也可推而適用於歷史學家,一個具有「史心」的史學家,他必然是個志在天下,胸懷黎民蒼生、經世濟民的高大尚的高潔之士;一言以蔽之,即一個高揚張載的「四為」精神之士。 蓋中國文化的經史中的史,記載的都是體現經學價值觀的歷史人物,而經學標舉的終極價值就是「仁(義)」,不是余氏熱衷的什麼外來的「民主自由人權」。中國政治文化向來推崇「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理念;是以余氏反對暴力,不認可以力服人,契合中國王道精神;然而反觀西方歷史,他們的民主與暴力是個兩面分不開的同一塊錢幣;遠的如希臘,就是個民主帝國;近的就是美國,是個典型的民主帝國,是個「以力服人」而非「以德服人」的典範,與中國文明背道而馳;君不見,在美國短短的245年歷史中,只有25年沒有發動過戰爭;就是現在還在全世界設有200多個軍事基地,還在以民主衛道士之名,到處煽風點火,所以是一個典型的嗜血的民主帝國。

這是就對外而言,對內則是歧視少數民族,自立國以來,一直壓迫印第安人和黑人,甚至屠族,已是美國的痼疾,難道這就是余氏心儀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度嗎?

然而,余氏,作為一個歸化的香蕉人,對嗜血的美國民主的罪惡的一面,從不形諸文字,加以抨擊;反而對他的故國,一個建國以來從未主動發動過一次對外戰爭的故國,卻老愛指手畫腳,極盡醜化之能事。余氏,作為一個大師級的史學家的「史心」何在?說他害了二心的人格分裂症,說他欺世盜名,說他是個軟骨的偽君子,說他是個買辦學人,難道冤枉他了嗎?

十二、民族罪人--阻滯中國統一進程

令人惋惜的是,余氏數十年來辛勤筆耕取得的學術成就,竟成為他業餘從事反共反華反毛的政治資本;如本文開頭所言,他下了一個十分複雜、詭異、矛盾的人生棋局!

他說政治是他「遙遠的興趣」;是的,余氏沒有像胡適一樣參政,但卻以一個著名華裔學者的身分,借言論自由之名對兩岸三地的中國家務事「問政」、「論政」,指手畫腳;高舉民主自由人權大旗,為台獨、港獨(例如其頭子黎智英)分子背書、出招、鼓氣;並與主張肢解中國的反華反共分子余杰等異議分子和港獨頭面人物羅冠聰等過從甚密,沆瀣一氣,甘願成為民族罪人。雖然余氏法理上是個美籍華人,但血脈上,畢竟還是個炎黃子孫,謂之「民族罪人」並無不妥。

作為一個所謂學貫古今中外的中國文化史家,應當知道中國政治文化的終極追求,無論百家中的哪一家,無一不歌頌國家民族的統一。孟子曰惟仁者能一之,這個一,就是一統國家;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終極追求,是百家的共識;分裂是異態,統一才是正態;流淌著炎黃血脈的華人文史學者,如果不懷有二心,都應該理解、進而支持下列中國施政的優先程序(國事日程):當務之急是,爭取國家民族之自由獨立平等,然後是階級的自由平等,最後才是個人的民主自由人權;其次是勒緊褲腰帶,埋頭苦幹實幹巧幹,追趕西方先進國家,鞏固國防建設,改善提高人民生活;然後是收回港澳台,實現國家民族的大統一。至於少數搖筆桿子的文人的言論出版自由,理應是不急之務,只能敬陪末座。

然而,余氏卻有意搞亂國家施政的先後次序,挾其史學大師之名,高舉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的大旗,反其道而行,以言亂政;更令人遺憾的是,余氏竟然公開地為分裂國家民族的台獨、港獨張目,大敲邊鼓助威。這些年來兩岸三地發生的政治風潮,他無役不與,從大陸的六四動亂,到香港的反中、反送中、台灣的太陽花等運動,他都以「不做順民」為由,慫恿蠱惑入世不深的青年學生,暴力抗拒中國統一的進程,破壞神聖的民族統一大業。是可忍,孰不可忍?

十三、違心之論

但最令人怪異的是,余氏的反共反華反毛的言行,一反一個嚴謹學者治學的態度,竟然到了口不擇言的歇斯底里亞情緒化的荒謬地步;在公開場合,發表一些莫名其妙的、跡近潑婦罵街的反共反華反毛言論。哪有一點史學大師的樣子!

如1990年代中期,在洛杉磯一次親台灣政權的華人集會上,指斥中共政權的成立是中國人空前的莫大的恥辱(大意);又說過,中共的勝利是靠暴力得來的,遲早必然崩潰;又說過,中國「在自掘墳墓」,世界對其不滿已經到了「臨界點」,等等。余氏這類醜化妖魔化中共的言辭,當然沒有讓這麼多年來苦心扶持、誠心歸化的余氏的洋大人失望,暗地裡鼓掌叫好!但或許也會懷疑,中國文化怎麼會生出這樣一個數典忘祖的史學大師!

饒有趣味的一個插曲是,余氏批評費正清之類的中國通,不懂中國,所以對中共的預測,沒有一次是對的。反觀余氏,難道他唱衰中國的預言,可曾有一次成真了的?原來余氏同他的洋大人費正清,本就是一丘之貉麼!

人家問他為什麼他唱衰中共的預言老是出錯,他無奈地說,這是歷史的潮流啊!或者說,中國人民大眾被中共洗腦了!用這類不著邊際的話搪塞,絲毫沒有一點學者應有的反思自責之心!

最足以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1978年,他作為美國一個訪問團的顧問訪問大陸兩個星期之久。事後人家問他的感想,他說所到之處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看不到真正的中國現狀。這固然有部分事實,但絕非全部,美國邀人來參觀時,不也讓人參觀美國好的東西嗎?問題是,他這兩個星期耳聞目睹的中國,難道同他青少年時代親歷的五毒(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俱全、帝國主義橫行、民不聊生、路有凍死骨的苦難貧弱中國一樣,沒有一點值得他稱道的進步麼?就連同余氏一樣醉心西方民主的已故狂人李敖,在2005年回大陸參觀訪問後,也不得不承認他親眼目睹的新中國,同他記憶中的舊中國相比,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只要是個良知未泯的人,都應該會有這種認知,但史學大師余氏沒有,在他眼裡的、已經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新中國,仍然是黑暗一片,甚至退步到連舊中國都不如。講到舊中國,余氏竟然為國民黨統治時代的舊中國開脫。他說,在1937年抗戰開始那一年他七歲返鄉起避難的這段歲月裡,在安徽潛山縣的鄉下沒有看到過地主壓迫農民的事,只見到中共新四軍殺人、迫害鄉親的事。真是閉著眼睛說瞎話!十足的違心之論!

作者是1937年在余氏家鄉安徽潛山的鄰縣滁縣出生,小余氏七歲,然後一直住到1946年。然而在我幼年的時候,我耳聞目睹的與余氏截然相反;小時候聽到老人在閒談中談到中共土改的事,流露出渴望分田的夢早日到來。當然,我家是個世代務農的自由農,生活在社會底層,終年辛勞勉強自給自足,而余家則是個大地主,生活在社會的上層。所以,余氏同我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出現了如此之大的階級性差異!但較之余氏的觀察,歷史證明我的更接近中國社會的真相。

由是以觀,這樣一個是非不分、懷有二心的美籍華裔史學大師,余粉們竟美其名曰「反共立場堅定,數十年如一日」。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病態的、不可理喻的、無可救藥的反共反華反毛的學術買辦狂人!

十四、小結:別了,一代學術大買辦

民運人士在追思他們的導師余氏時如喪考妣,哀嘆「自此世上再無余先生」!

此言不虛,余氏真身已從人間蒸發,當然不可能像耶穌一樣死而復生;但還有一個余氏,那就是體現學術買辦精神的余氏,也隨余氏而走入歷史。余氏自豪地說過,「他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是的,他從人間蒸發了,他到了「民主的天堂」,當然買辦的中國也隨之而去!

抑有進者,隨著中國的日益富強,民族的日益振興,華夏大地從此再無出余氏這類買辦學人和買辦中國的土壤和大氣候!

中華文化向來是死者為大,余氏生前固然以言誤族誤民,其罪當口誅筆伐;但就血脈而言,余氏畢竟還是炎黃子孫的一員,我們還是寬大為懷,衷心焚香祝禱余氏從他畢生孺慕膜拜的西方,魂兮歸來!嗚呼哀哉,尚饗!【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