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　環球同此凉熱

今（2021）年11月上旬，中共召開第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總結各發展階段的背景、環境和成果。其中，《決議》第三單元對改革開放政策形成背景、具體內涵和成效有簡要的陳述，主要重點在於第四單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此一長篇幅的單元中，針對黨的領導、政治、法政、文化、國防、國家安全、國家統一等議題，提出原則性和方向性的政策綱領。至於社會經濟領域，則列於經濟建設、全面深化改革、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外交工作等分單元，其內容幾近總結中共「十八大」以來的社會經濟發展理念、經濟調控政策，以及「十九大」所揭示的社會經濟總體目標。在具體政策方向上，則強調推動高質量發展、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促進共同富裕，推進科技自主自強，協同推進人民富裕，同時要求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以及承擔國際社會的責任。但是面對近年來國內外複雜政經和社會環境，中國未來的經貿政策走向如何？將面臨那些問題？又如何加以因應？這是極值得關注的重要問題。

40餘年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的推展，為中國大陸帶來經濟快速增長，惟社會經濟的急遽變遷，投資經營環境也出現明顯變化，以致經濟增長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並呈現持續下滑趨勢，亟待緩解。與此同時，對外開放使大陸經濟體制逐漸與國際經濟體系相融合，並產生某種程度相互依存關係，使大陸經濟極易受到國際景氣波動的影響，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對大陸經濟造成鉅大衝擊，使中國必須積極調整其經濟發展策略，尋求增長的動源，才能維持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發展。近年來中國致力於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期能將「人口紅利」轉化為「制度紅利」，藉體制的改革和創新進一步釋放經濟增長動能。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和總方向，並對改革作出系統部署。此一以「市場化、自由化」為主軸，涉及行政管理體制、經濟體制、財稅體制、國有資產管理、土地制度、戶籍制度，以及涉外經濟體制等領域改革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已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藍圖。此一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提出，一方面有國內社會經濟急遽變遷，必須積極尋求轉型升級，以維繫經濟永續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為因應國際政經格局的變化對中國帶來的挑戰，而必須進行發展策略的調整。但是此一涵蓋政府職能轉變、市場體系建立，以及經濟發展策略調整的改革方案，勢將在中國引發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深化改革的順利推行及可能的成效確實面臨嚴峻的考驗和挑戰。

在對外經貿發展上，則推行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發展策略，擴大經濟和金融體系的對外開放，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區域經濟整合，並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與金融治理，其中，「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推行，不僅擴展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承接中國出口轉移的效果，並對國際政經格局的重整造成重大衝擊。但是在中國正積極致力於經濟發展策略的調整，以調整經濟結構之際，2018年春季以來，美國川普政府對中國掀起貿易戰，對世界和中國經濟帶來重大的影響，並暴露中國經貿和科技發展的缺失所在，而2019年年底至2020年年初，新型冠狀病毒對中國和世界經濟的不利影響，為此中國必須調整其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並提出「雙循環」的經濟發展策略，以期能緩解疫情對經濟的衝擊，並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尋求發展的途徑。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世界經濟在萎縮，全球化遭遇逆襲，生產、流通和貿易失序，面對此一新形勢，與歷次國際經濟和金融危機一樣，世界各國均會採取加強內需市場，維護經濟穩定的政策措施，中國亦不例外。2020年5月兩會期間，習近平提出「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隨後習近平在多次場合強調，「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很顯然的，「國內大循環」概念是針對中國國內市場，希望透過擴大內需、刺激內部消費與投資，完善產業鏈與供應鏈，幫助中國度過危機，避免跟世界經濟一起下行。

至於國內經濟與世界市場的關係，儘管伴隨著外部環境和中國自身發展所具有的要素、稟賦的變化，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功能明顯減弱，但是這期間中國的對外經貿結構也呈現了相當的變化。以出口貿易為例，2019年出口佔中國GDP比重接近20%，由於出口部門中勞動密集型行業居多，因此出口下降不僅會減少企業的外部需求，更會對中國的就業造成影響，這也就是何以歷次國際金融或經濟危機爆發後，擴大內需會成為宏觀經濟調控主訴求的基本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持續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期能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從近年的發展歷程看來，建立內需體系更需要擴大開放，只有開放才能逐步與國際規範接軌，創造國際化的競爭環境，吸收和利用國際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資源，推進中國企業提高競爭力，並走向世界。

基於此一認知，「國內大循環」無法也不能排斥與世界經濟的互動關係：其一、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1990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國改革推進對外開放，但1990年代中期以後，是對外開放倒逼中國經濟改革，有其時空的要求。其二、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其經濟和金融體制仍未符合國際規範，必須加速改革，才能符合世界的規則，以促進經濟增長，提升經濟效益。其三、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已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既定政策，「一帶一路」發展策略的推展，不僅可以擴展中國國際發展空間，並可提升中國經濟效益。其四、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使中國透過國際分工與世界經濟建立緊密的產業鏈關係，製造業發展離不開世界舞台，而服務業也無法在封閉的體系中發展。其五、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突顯中國與國際技術水平存有相當的差距，譬如半導體的發展仍受人才、金融和體制機制的制約，必須加以克服，而國際和國內市場是重要的因素，不可偏廢。

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和金融治理，一直是近年中國對外經貿關係的主要工作，它不僅可增加中國的國際經貿話語權，並可緩解國際經濟對中國經貿的壓力。「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指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堅決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然而，由於國際經貿規範和運行掌握在已開發國家手中，尤其是掌握在美國手上的形勢並非短期內可以調整，基於此，中國對外經貿發展策略的主軸便是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和金融治理，而「帶路」倡議的推展，已對國際政經格局帶來相當的衝擊。

「一帶一路」沿線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除經貿合作和投資外，中歐班列車連通歐亞，而以重慶、廣西等西部省（區、市）為中心的西部陸海新通道，更可銜接中國長江經濟帶與中南半島，在中國區域協調發展中具重要戰略地位。總體而言，「帶路」倡議的推展對國際政經格局帶來的立即影響，主要為： 第一、「帶路」合作溝通機制的形成。從2017年開始中國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邀請相關國家相互溝通，協商經貿合作事務，期能加強發展政策的對接，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政策的落實。此外，為避免地緣政治風險，或純粹商業糾紛可能帶來的爭端或利益損失，2018年中國也提出設置國際商事法庭的建議，以期從規則和法治對各種不確定性風險提供保障，這些機制化措施將成為沿線國家政策溝通的平台。

第二、亞投行是對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補充。亞投行是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重要舉措。由於定位和業務重點不同，亞投行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是互補而非競爭關係。亞投行側重於基礎建設，而現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則強調以減貧為主要宗旨，亞投行致力於促進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可彌補目前多邊開發銀行的不足，有助於推進全球經濟發展。

第三、人民幣國際化穩步推展。2016年人民幣正式納入「國際貨幣基金」（IMF）特別提款權（SDR）的一籃子貨幣，成為人民幣國際化歷程中的重要轉折點。近年來在「帶路」的引領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迅速推進，帶動人民幣跨境結算規模的快速增長。截至2020年6月，人民幣國際支付市場佔有率達1.76%，居世界第五，美元以40.33%的支付佔比，穩居世界第一，歐元、日元、英鎊分別以34.10%、7.08%和3.74%位列第二到第四名，這主要得益於近年來人民幣的風險緩釋作用和「帶路」沿線國家人民幣使用的提升。

由於中國崛起引發國際普遍的關注，無可諱言，當前的國際環境確實存在對中國不友善的氛圍，從國際經貿格局的大環境而論，隨著2005年杜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多邊談判進程受阻，美日歐等已開發國家選擇優先與部分國家在某些具體問題達成協議，然後再逐步擴大其議題範圍，進而達到重塑世界貿易規則和格局的目標。與此同時，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對國際機制由已開發國家主導的經濟格局越來越不滿，但是依相對經貿實力而論，已開發國家仍然具有絕對優勢的實力，為避免新興國家的挑戰，選擇將新興國家納入到既有的機制中，進而以規則來引導和塑造新興國家崛起的進程。

就美國而論，美國已經將中國視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千方百計打壓中國快速提升的綜合國力，已成為美國全球治理戰略體系的主要任務。從川普到拜登，貿易戰、金融戰至科技戰，無所不用其極，確實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相當的風險，主要包括：中國在科技領域威脅美國領先地位，經營業務涉及新疆、西藏、香港、南海、軍工、宗教等敏感議題，侵犯美國知識產權、向美國敵對國家出口包含美國技術和零部件的產品，違反美國禁令，與其制裁對象進行貿易，全球市場佔有率高的企業觸犯美國反壟斷法，在全球範圍內與美國有輕微聯繫的賄賂行為，中國財務金融類企業被迫違反中國法律向美國法院提供客戶信息等，這些缺乏主客觀標準的指控，勢將對中國的對外經貿關係的拓展帶來相當的影響。

今年6月13日在英格蘭康瓦爾的七大工業集團（G7）峰會，美國總統拜登推出「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的基礎建設計劃，將成為比中國「一帶一路」更為優質的選項，並可以抵禦中國「擴張」。這項由美國主導，結合西方已開發國家的高標準、價值導向的基礎設施夥伴投資計劃，將幫助發展中國家改善總值超過40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

儘管B3W基礎建設計劃是驅動民間資金，帶動發展中國家做基礎建設，並提供貸款、技術支援、政治風險保險等，並著重氣候變遷、健康照護、科技、教育、糧食安全以及基礎建設等領域，但與「帶路」和亞投行致力於改善發展中國家基礎建設的方向有相當的落差，並且西方已開發國家是否配合美國拜登政府的規劃，有待觀察。無可否認的，在中國崛起和持續發展過程中，這將是長期的、無法逃避的，必須正視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