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台灣主體性

四、癒合台灣的殖民地傷痕

從賴和到蔣渭水，王曉波試圖從台灣史研究與推廣，重新建構起兩岸的歷史連結。「重新建構」就意味著此前經歷了「喪失」與「斷裂」的過程，或許可以理解為王曉波所說的台灣「殖民地傷痕」與台灣人「人格殖民化」。

類似陳映真曾舉「灣生」日本文學評論家尾崎秀樹所言：「曾為被統治者的台灣人方面，在日本天皇及其『一視同仁』的美名下進行同化政策的結果，造成某種潛在（於台灣人心靈中）的祖國喪失與白癡化」，王曉波則引日本學者西野英禮所說的：「由於日本人的教育，台灣人民的精神負擔與被破壞的情形很大，是無可比喻的；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癡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之後還要使台灣民眾的痛苦再挨幾十年？」致使派生出了以美化、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帶來「現代化」的「台灣民族論」，以及異於「台灣派」的「台獨派」。

王曉波認為，台灣的「殖民地傷痕」是「近代中國悲劇的產物」，「也必隨著這悲劇的結束而結束」。他對於台獨分離主義源起的歷史考察，也進一步延伸到二二八事件與美國對華政策的研究之中，形成了解讀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獨到見解：「以獨制蔣，以蔣制共，以共制蘇」，從而指出台灣知識分子先是經過日據時期民族認同的殖民化扭曲之後，又經過美國對台政策「將台澎與中國大陸隔絕」的扭曲，造成了台灣人「民族認同的異化」，「否認自己的民族出身，而以帝國主義對祖國的侵略政策為拯救自己的救生圈」。

回顧王曉波的台灣史研究，他曾經總結出一套歷史規律：

「這四百年來，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是中國勢力驅逐了外國勢力；馬關割台是外國勢力驅逐了中國勢力；八年抗戰台灣光復是中國勢力驅逐了外國勢力；接著1950年韓戰爆發，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兩岸分裂至今。從以上的規律，我們可以看出台灣的發展。如果中國強大，台灣就是屬於中國的；中國是衰弱，那台灣就離開中國。因此在此歷史規律下來考察台灣的前途，我們就得考察中國的前途。」

在此借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考察香港歷史與政治變遷的方法，他將香港做為中國的中心問題來思考，並將其視為理解中國的一把鑰匙。而王曉波的台灣史研究，也有著異曲同工的味道。王曉波曾經如此表達他研究台灣史數十年來的心得：

「我越認識台灣歷史就越認同台灣。台灣，尤其是在日本人統治底下，郭國基說過一句話說，全中國最愛國的兩個地方的人，一個是台灣人，一個是東北人，因為只有做亡國奴的人，才知道國家的可貴。我越研究台灣史，越覺得台灣原來有這樣一部英勇的、不屈服的、可歌可泣的台灣近代史。」

王曉波在台灣歷史之中看到愛國主義的氣節，也就是他主持的《海峽評論》宗旨之一：「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而此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歸結，則是來自於他將台灣歷史的發展，放進了中國近代史的脈絡之中，晚清中國面對帝國主義的挫敗，特別是甲午戰敗、馬關割台，激起了中華民族自救運動。

早在中國大陸官方將抗日戰爭定性為14年之前，王曉波即主張「大陸同胞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抗戰14年；但台灣同胞從1895年算起，則是抗日50年之久」。兩相對照，王曉波認為，甲午戰爭以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覺悟並發動民族自救運動，其「原點」所在正是台灣。在王曉波的台灣史研究中，找回此「原點」，是他為癒合台灣殖民地傷痕所開出的思想處方。

五、為了戰鬥的研究

回到台灣主體性的問題，王曉波從其哲學專業出發，強調意識或思想是一個社會人的主體反映客體，客體改變，反映客體的主體隨之改變，因此「台灣意識」是在台灣歷史中產生的，也在台灣歷史中發展變化。王曉波在一篇評價戴國煇的論文中，剖析戴國煇的「自我認同」時，也反映了他從事台灣史研究的自我求索：「自內省出發，首先要問的是『我是誰』？而產生『自我認同』的問題，確立了『我是誰』，才能確立『我』的『主體性』，有『我』的『主體性』，而有屬於『我』的意識和思想」，而他給出的答案是：「在台灣抗日史中，我不但找到了自己的認同，也更武裝了我反帝反殖民的愛國主義」。

把台灣史放回中國近代史歷史的脈絡之中，王曉波認為台灣人本也是中國的主人，而台灣問題的產生，來自於帝國主義的介入，近代台灣歷史的悲劇是整個民族悲劇的一部分。那麼其備受爭議的統派立場，也就並不難以理解：完成中國的統一，既是解決日本殖民留在台灣的陰影，亦是解決國際霸權投射在兩岸的陰影，「台灣人重新做中國的主人翁」。

在分析戴國煇自我認同的同一篇文章中，王曉波進一步寫道：「作為一個社會人，已不是白紙一張的空白主體，人的意識除了生理的主體外，還必有其社會實踐所造成的因素」。王曉波的台灣史研究，不只是要回應台灣和台灣人在歷史當中的位置，同時也是折射了王曉波自1970年代投入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現實處境。前文提到的台大民族主義論戰，王曉波所面對的論敵，其實更為宏觀地來看，正是當時逐漸蔚為主流的西方現代性，包括了自由、民主、工業化等現代化價值，從而將西方視為對立面的中國大陸視為威脅「自由地區」（台灣）的敵人。

在近代中國的救亡圖存運動中，兩岸在1949年的分斷，可以說是意謂著兩條現代化道路的分殊。透過殖民現代性的遺留、中國國民黨政府依附美國生存而全面對西方意識型態和價值體系的臣服，台灣知識分子逐漸出現了將「傳統－現代」、「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對立起來的二分概念－－如果不選擇「現代」和「自由主義」就必須是被淘汰、被打倒的－－再後來如同王曉波所察覺到的，「殖民化－主體化」這組真實矛盾完全被取代、模糊、隱沒下去。這既是他在台大民族主義論戰及至黨外民主運動實際面臨的處境，也是吳啟訥所言：「國民黨與自由派人士、本土民族主義者三方終於找到了最大的共同利益，國民黨以進一步台灣本土化，換取自由派人士和本土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來阻絕北京的統一計劃，乃成為無法阻擋的趨勢」的寫照，從而讓分離主義一躍為檯面上的主流。

這個「主流」事實上遮蔽且阻礙了台灣對於歷史和思想線索的認識。就像是《返校》電影裡「致自由」這條主線，以及近年來一套描繪台灣民主運動的暢銷書《百年追求》所訴諸的，是人民對民主的熱情與不屈服的意志，最終匯聚成難以逆轉的民主潮流。我們很難說這樣的「經典」論述是錯誤的，但它卻是太過於平面，平面到完全抹除了歷史的連續性，也抹除了歷史本就由多條線索同構而成的事實。簡化到最後，甚至只剩下「台灣不是中國」這六個字的反覆誦念與代代傳承。

平心而論，如果熟悉且習慣於學院式的史學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不會認為王曉波所從事的台灣史屬於「學術研究」，甚至出現了他在反課綱運動中所遭遇到的質疑：「王曉波算哪門子的台灣史研究？」但王曉波離世之初，當年和他一起投入台灣史研究會的尹章義教授，在其臉書上回憶到，陳映真曾突出他們這個組織真正要做的事情：「當然是學術包裝的戰鬥團體！」那麼，王曉波的台灣史研究，確實是在他所投入的黨外乃至於反獨和民族統一運動中，透過一篇一篇的論辯文章、透過一位一位的抗日、白色恐怖受難者前輩的憶述文章，所形成的「研究」。

以如此角度來看待王曉波的台灣史研究，其實更應該直面趙剛在省思1949年之後台灣「國族主義化」進程之中，一個應該被回答卻在1980年代完全被擠壓到極邊緣地帶的提問：「如何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在中國自身的文明與歷史條件上，進行改革事業？」二二八事件之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他們的信仰、行動和遭遇，包括王曉波所追索的台灣史面貌，以及他與他的家族在時代下的際遇，能不能算進這個「改革事業」之中？能不能算進台灣的「百年追求」之中？

六、結 語

回到本文的副標題－－「匪諜之子」。1953年王曉波的母親章麗曼被國民黨政府以叛亂案經憲兵司令部處死，父親王建文則被以明知為匪諜而不檢舉處有期徒刑七年，此後家破人亡，背負「匪諜兒子」的罵名、「山豬」的侮辱，在底層求生。1973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王曉波遭警總偵訊，後來又和陳鼓應先後被台大解聘。但他自己是這樣認識的：「我們家族的悲劇，也是中國悲劇的一部分，我們不怨天也不尤人，我們只恨中國為什麼不強大，自己為什麼不爭氣。我們只應抹乾眼淚為中國的明天而奮鬥，希望我們的悲劇不要在我們的子孫身上重演」。王曉波充滿戰鬥性質的台灣史研究，應該能說是他透過自身境遇的反省，為了不讓悲劇重演的實踐。

王曉波經常講他與蕭道應之間的花瓶故事，蕭道應抱了一個破花瓶跟他說：「這個花瓶就好比我們的祖國，破了，要把他黏回去，合在一起」；而他在諸多悼念回憶前輩的文章中，還經常以鍾理和這句名言作結：「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看在一般人眼中，多少視為只是「統派」王曉波的立場姿態，要不無感，要不嗤之以鼻。但這兩句王曉波的「老調重彈」，大概是他民族主義與台灣主體性「知行合一」的思想線索。

在今天的主流意識型態之下，台灣、中國勢不兩立，一方面舉起「轉型正義」大旗，在程序正義上平反政治受難者，另一方面又祭起以「國安」為名的「民主防護網」，「統派」王曉波在許多人眼中，甚至從「匪諜之子」變成了「匪諜」。然而，在台灣內部將任何中國元素都指認為敵人的做法，真的能迎來「太平盛世」嗎？王曉波的台灣史研究，無論對之肯定或反對，都能從中找到反思的契機。

王曉波被視為「不合時宜」的民族主義立場，若放進台灣「國族主義」建構，特別是政治權力主導的史觀重塑進程來看，如何理解交疊於背後有意識和無意識的緊張關係，他的台灣史研究應是台灣甚至兩岸共同的思考起點。【全文完】

（本文原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18期，2021年4月，「內在台灣的中國思想史」專題，頁243-259。本刊略有修刪，略掉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