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流狠批張俊宏

引言

眾所周知，民進黨成立伊始，即形成了由黨外「編聯會」與「公政會」兩大團體延續而來的「新潮流」、「美麗島」兩大派系，兩派意識型態及政見分歧引發了激進路線與溫和路線的鬥爭，包括黨的性質、終極奮鬥目標、運動路線、階級路線，國民黨政權的本質、台灣社會階級結構、台灣前途及兩岸關係問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歧異，某些問題甚至嚴重對立。

民進黨是在國民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起步階段衝破「黨禁」桎梏成立的。近五年來，它的發展，伴隨著國民黨政治革新的逐步深入，並且其作為反對黨的政治主張是在國民黨所謂「遵憲、反共、反台獨」三原則的夾縫中提出的，因此其政治主張發展的軌跡深深地留著這一歷史背景的烙印，這就是民進黨政見的顯著特徵。以此考察，可以認為，民進黨自始就抓住國民黨「憲政體制改革」的重要制約因素－－「法統」問題的根源，即「台灣前途及兩岸關係」問題（實際上，在國民黨、民進黨及其它政治勢力看來，「台灣前途及兩岸關係」與「憲政體制改革」都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而與民進黨各階段有關「憲政體制改革」的政見一起出台的是一系列關於台灣前途的主張，具體的是「掌握台灣前途參與權和主導權」的主張－－諸如自決、主張「台獨」自由、四個如果、台灣主權獨立等。由此可見，民進黨關於「台灣前途及兩岸關係」主張的發展是一個「台獨」主張逐步升級的過程。就適應台灣「憲政體制改革」發展狀況而言，關於「台灣前途及兩岸關係」的主張將逐漸成為民進黨今後的主要政治訴求。

今年元月27日至29日，台灣《自由時報》連載了張俊宏的文章《四種台獨的統一》，3月，邱義仁、郭一凡在《新潮流評論》第19期發表了《小國如何對抗大國﹖》，以激進的台獨觀點，從六個方面對張俊宏的文章進行猛烈的批判。張俊宏的文章是其由來己久的「實質台獨」觀點與其1990年9月提出的「兩岸關係七階段發展論」相結合的體現。從現階段民進黨兩派實力對比來看，美麗島系是主流派，作為黨中央秘書長和美麗島系的靈魂人物，張氏的文章集中地代表了民進黨主流派在「台灣前途及兩岸關係」問題上的基本立場，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進黨政治主張的走向和特徵。而作為新潮流系的總召集人、第一號代表人物，邱義仁的批判文章則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新潮流系在「台灣前途及兩岸關係」問題上的基本觀點。

鑑於上述，本文擬從以下若干方面，結合張俊宏的文章（以下簡稱「張文」），詳析邱義仁的批判文章（以下簡稱「邱文」），以利於瞭解民進黨兩派相關政見的脈絡、特點及分歧。

關於台獨意識形成及發展的原因

在此問題上，張文和邱文都充分體現了各自的歷史觀。

張文認為，「台灣人全面性的台獨意識基本上是由二二八事變才開始的」，二二八事變使台灣人「回歸『祖國』、甚至認同『祖國』的幻夢整個徹底的摧毀和驚醒，甚至非常痛苦的認為做為中國人的可怕與可恥」。台獨意識形成於二二八事件之後，這是事實，而在此一年半之前，由駐台少數日本華人勾結以辜振甫為首的漢奸策動「台獨」陰謀則未能得逞。二二八事件是台獨產生及存在的癥結，台灣民眾通過二二八事件，由憎恨國民黨的暴政，以致對祖國產生不信任和失望的情緒，這種情緒為帝國主義者和某些台籍政客加以煽動和利用，便形成早期的台獨意識及台獨運動。張氏對這個問題的闡述極易令人感到未免過於極端化和絕對化。

邱文批判張文的觀點是「把早期的台獨意識等同於反國民黨、反外省人的台灣人意識。」「典型的美麗島系對台獨意識的理解」。並進一步提出新潮流系的看法：「就台灣史的反省而言，外來政權以專制、高壓的手段統治台灣社會，幾乎是烙印在人民心中的歷史宿命，在這種理解下，二二八事件是必然會發生的，因為國民黨政權的封建性質和當時相對現代化的台灣社會無法相容，這種衝突無可避免。戰後四十餘年的戒嚴體制，也是建立在外來政權的本質上，因此，台獨意識並不是一次歷史事件的直接反應，而是對台灣歷史長期的經驗的反省」。以此及聯繫全文，顯而易見，新潮流系表現為典型的「台灣民族論」，這實際上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海外台獨「台灣民族論」的忠實翻版，而似乎比現階段海外台獨激進派基本理論中的「民族論」殘餘更偏激，儘管整段未出現「民族」兩字。目前，海外台獨激進派的理論體系雖然表面上仍建立於「民族論」之上，但內容已發生了根本變化。不管他們如何解釋「先有台灣民族主義而後形成台灣民族」、「台灣民族是有別於大陸民族的海洋民族」等，其「民族論」已完全排除共同的血緣、文化傳統、生活習俗、歷史發展等因素，而建立在偏執的思想意識與共同的命運、利益的基礎上。從確認「台灣民族包含在台的大陸人二世」，到提出「凡是認同台灣的人即是台灣人，即是台灣民族的一部分」，以至宣稱：「台灣民族主義的目的是建立台灣民族國家，以便對外保障台灣民族的權益，對內保障四裔（福佬、客家、大陸及原住民）人民的平等共處」，不難看出，海外台獨激進派的「民族論」已失去原來的學科意義，空有其表，蛻變為變相的「國家論」，即等同於海外台獨溫和派代表人物彭明敏所提出的「台灣國民主義」理論。

在關於台獨意識的存在和發展之原因和動力問題上，張文與邱文的觀點所包含的基本要素是一樣的，但由於理論基礎不同，造成闡述角度的不同、被動與主動的區別以及對國共兩黨基本態度的歧異。

張文認為，國民黨「擺著中國主權者的身段，大言不慚的阻礙民主的改革」，「使得台灣人覺悟到不把他的帽子摘掉，則無法消除民主的障礙，台獨意識因此而高漲」。「中共近年來不斷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恫嚇，使台灣人不斷的回想二二八的恐怖」，「二種因素使得台灣人重新想到如果不獨立，根本無法防止這種悲劇的發生」。邱文反對將台獨意識的存在和發展理解為「民主改革受挫後的反彈」和「對武力侵台的恐懼」。認為：「國民黨不僅是以少數外省菁英組成的統治集團為骨幹，更重要的是它的統治型態是外來政權式的威權體制，國民黨因此必須以中國的主權者身份自居，藉以合理化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在這種情形下，民主化與台灣獨立是一體兩面的目標」。台獨意識反對中國的「霸權主義」，「不管中國併吞台灣的方式是用武力強制或其它的政治手段」，「反中國是必要的心理－－政治防衛」。可以看出，新潮流反對海峽兩岸任何形式的統一，台灣必須與大陸分離，正如邱文題目所預設的前提：海峽兩岸是兩個國家，即大國與小國的關係。邱文宣稱：「台獨意識的動力，與其說是被動地對國民黨和中共的反彈，不如說是基於台獨運動實踐者對客觀形勢分析後，主動提出的戰略：一個民族－－民主的運動」。這裡不僅說明台獨運動對台獨意識蔓衍的促進作用，而且終於道出了新潮流系所倡導的乃是建基於「民族論」的台獨運動，並且在下文寫道，民進黨的成立，「正是代表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的崩潰，一個新的台灣民族，逐漸成形」。這類性質的台獨運動不外就是早年「獨立台灣會」史明及後來「台灣革命黨」洪哲勝、許信良所倡導的「民族民主革命」、「反帝反殖反封建」的台獨運動。邱文給「台獨意識」下了定義，「從利益的角度而言，是生活方式的選擇問題，從情感的角度而言，是國家認同的問題」，「是歷史發展的新方向」。從而冠冕堂皇地以民眾的切身利益、感受、體驗，結合歷史潮流來宣揚台獨的必要性和正當性，並且鼓吹確立、凝固「台灣國民意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邱文指出：新潮流系與美麗島系對「台獨意識」看法的差別之原因在於，主觀方面是新潮流系「在台獨思想的努力」；客觀方面是「台灣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在社會條件上日益成熟」。前者可能是事實，後者卻是歪曲事實。

關於中共「武力威脅」的對策問題

這一問題涉及了民進黨兩派對台灣內部四大派系－－國民黨主流派、非主流派、民進黨美麗島系、新潮流系的統獨立場的總體估計及相應的運動路線以及對付中共「武力威脅」的軍事方針。

張文認為，現階段台灣四大政治派系雖然各有主張，但在統獨立場上實質都是「台獨」，一旦中共對台「動武」，這四派就會統一起來，「相信四種台獨會變成一種台獨；這一種台獨會比任何四種中的台獨更強烈」。且不評論張氏所謂「四種台獨」意識型態的劃分，以及不無帶有鄙視語氣地描述以國民黨等軍事基層軍官－－「老連長」們為代表的「絕無僅有」的台灣「統派」如何轉化為「獨派」。實際上，張氏的上述說法有著明顯「倒果為因」的錯誤，殊不知，中共已一再明示「武力解決」的前提條件，那麼，假如台灣發生「獨立」事變，未等及中共的「動武」，恐怕島內已陣腳大亂，所謂「四種台獨」勢力早已「自相廝殺」起來。張氏的觀點近似於新潮流系謝長廷提出的「台灣命運共同體」

，但邱文批判其為「政治語言的策略」、「機會主義特質」。應予指出，從美麗島系特殊的「李登輝情結」，對現階段國民黨三大政策實質性轉變的體認，以及近來與國民黨主流派的默契合作和在政治主張方面的趨同來看，張氏「寄望於政治菁英間的策略互動」，寄望於「國是會議模式」的兩黨主流派的「聯手」，便是合乎邏輯的。

邱文在批判張文觀點的同時，以「統獨的基本立場」，「策略選擇」、「對中國政策」三個方面對台灣四大派系進行表列比較，認為：「在目前的情形下，強調『四種台獨的統一』是不切實際的，反而有削弱台灣人民追求獨立的意志」，「是一種相當冒險的政治幻想」。「台灣內部這四派的統獨立場其實差異性相當大，即使將來有可能在中國威脅之下團結起來，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國民黨與中國在互動中所形成的形勢，對台灣的自主籌碼，必然有所損傷，實際上，增添了台灣獨立的困難」。可見，一方面，新潮流系懼怕張氏的「四合一」將會削弱他們激進路線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另一方面，價值觀念的相同致使新潮流系也承認四種勢力「聯合」的可能性，但他們畢竟擔憂這種「聯合」將損及自身的利益，並阻礙既定目標的達成。

在對付中共「武力威脅」的軍事方針上，張文認為：「消極退守的台獨是無法維護台灣安全的」，「積極進取以武力對外攻擊的台獨才能確保台灣」。「以攻為守」似乎是張氏一貫的「拿手策略」，其所謂「實質台獨」的特點就是「對外擴張」、「以攻為守」、「只做不說」。張氏宣稱：「然而積極進攻的台獨，事實上也會成為積極進攻的統一。」「一旦促使台灣人瞭解到統一不再是中共片面的武器，而是台灣用以威脅中國的利器，到那時恐怕就後悔不及了」，「中共面對台灣人喊台獨始終不知『感恩圖報』」。這無非刻意告誡中共：只有台灣獨立，大陸才能確保安全，不要逼人太甚。統一是「一刀兩邊」，既可傷害對方，亦可傷害自己，言下之意即「統一」對雙方都無好處，「獨立」倒是符合雙方的利益。張氏以「迷人的日本童話」《浦島太郎的故事》作為比喻，指稱中國近現代慘遭帝國主義列強的瓜分侵略，純粹是因為清朝統治者欺凌台灣所得到的報應，有著為帝國主義行徑辯護之嫌。並且借日本學者之口，指責中國和日本過去的統治者都曾經凌虐過台灣。張氏以「惡有惡報」教訓道：當今的中共政權如果「沒有接受那三、四百年的歷史教訓」，「只知為過去祖宗的使命而不知為未來萬代生計」，而再度欺凌台灣，「則未來的中國恐怕將難免永遠被人類歷史除籍」。也就是說，中共如果堅持要完成國家統一大業，勢必橫遭「滅頂之災」，這純屬惡意的賭咒。

邱文批判張氏的「積極進攻」的軍事方針是「逐鹿中原的幻覺」，「不符合台灣獨立的現實需要」，「是一種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在國際軍事－－政治關係上認知水平太低」。與同時，邱氏提出：「我們主張根據台灣獨立而非反攻大陸的需要，建構一套台灣防衛的策略」。「根據海島型防衛的需要，發展反登陸、反封鎖的國防」。「台灣安全的保證就在於台灣自衛及報復能力的大小」。這種「立足於防守」的指導思想似乎顯得相當「務實」、「可行」。邱文認為：「中國是以軍事的後盾、以和談為優先、武力犯台的恐嚇，主要是防止台灣進一步獨立，並逼迫台灣早日走上談判桌」。顯然新潮流系充分領悟到中共不作「放棄武力解決」承諾的目的確實在於遏制任何形式的分離主義行動。基於這種認識而提出「台獨」防衛策略及對中共的軍事方針：「維持適度防衛力量，以資與中國東南沿海軍力相抗衡，區域安全即可確保」。另一方面，新潮流系認為，鑑於內外因素的限制，中共當未具備「武力犯台」的可能性和現實性，重彈近年海外台獨關於「中共尚無能力對台動武」的濫調。

綜而觀之，民進黨兩派確實煞有介事地探討起「台獨」之後對付中共「武力攻台」的策略，彷彿是台獨已進入了付諸行動的實質性階段，非制定相應的軍事方針不可。實際上其宣示性意義大於實質性意義。

關於海峽兩岸經貿關係問題

這是新潮流系與美麗島系在「台灣前途及兩岸關係」政見中嚴重對立的一個方面，張文論述篇幅不大，而邱文卻分為兩個專題著力展開較全面的批判，由此系統地提出新潮流系的相關主張。

前已述及，張文認為「統一」對於海峽兩岸都是不利的，但仍表示不完全排除「統一」，如果這場統一是王道的統一，台灣人會接受，但如果是霸道的統一，不僅不會接受，而且還會抗拒到底，「即令結果是玉石俱焚亦無選擇」。並且宣稱：「統或獨應該不是為『使命』為『祖先』，應該是為『利益』為『後代』」。張文提出：「統一和獨立恐怕同是人類內心裡最原始的需要」，「相容並蓄的需要」，即把「台灣獨立」與「中國統一」這類嚴肅的政治問題抽像到人性的需要，力圖淡化、虛幻化，並勸導人們放棄無謂的「統獨之爭」－－「惡性傾軋、好友成敵，資源最大的損失」。否則將淪為「次等種族」、「二等民族」。進而張氏提出免除上述狀況的辦法，移植「歐洲市場模式」，「先做生意，先從商業，往經濟著手」。也就是參照「歐洲共同市場」的整合經驗－－由經濟到政治的統一過程。通過建立亞洲共同市場，促進亞太地區的統合，由此擴大海峽兩岸的經濟交流，逐步邁向「王道式的統一」。在建立「亞洲共同市場」問題上，張氏頗為自豪地稱道：「真正要帶動幾個大國功能的發揮，恐怕台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著力點」，「沒有重複歷史的大錯，鮮活的台灣是能夠帶動中國進入海洋世界的」。可以看出，在此張氏一如既往，主張發展兩岸經濟關係，不論其動機如何，應予肯定的是：擴大和發展兩岸的經貿關係是符合兩岸人民的意願和利益。

邱文批判張氏「錯誤地移植歐洲共同體的整合經驗」，忽略了兩岸差異和台灣尚未成為一個同大陸對等的「主權國家」的事實；批判現階段建立「亞洲共同市場」言之過早，「刻意突出台灣對中國的產業移出，更具有經濟冒進主義的特質」，「用經濟關係取代政治關係的天真幻覺」。邱文系統地提出新潮流系的相關主張，並作了詳細的論述如次：

第一、如果台灣與大陸是國家之間關係，「那麼，開展正常的外交關係和經貿往來，一定是台獨論者樂於見到的」。但是，「在中國對台灣主權仍未承認，台灣內部國民意識尚未凝固之際，適度的心理防衛是必要的」，「現階段與中國的關係，不應採取無條件的和解。這一點防範心理，是軍事－－政治關係的基礎」。這與國民黨現階段大陸政策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即中共「不放棄武力威脅」、「不以對等政府相待」、「不解除國際活動的限制」，也就是「無善意的回應」，必須堅持「三不政策」、「敵對意識」、「反共立場」，以「鞏固心防」、「維護台灣安全」。

第二、就兩岸政治關係的現狀而言，「不贊成和中國進行經濟整合」。原因在於：1.「台灣長期在中國陰影的支配下，大量台資移往中國，這使得台灣經濟獨立於中國之外的籌碼降低，中國能夠以此為要脅，逼迫台灣走上談判桌」。「台灣被整合在中國經濟圈後，政治上的談判籌碼會降低」，「政治風險太大」。2.台資大量湧進大陸，將使國際社會對兩岸關係採取不利台灣的看法，有可能日益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說法（這個觀點顯然歪曲事實，當今國際秩序中已不存在任何反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理由）。上述論調與近年海外台獨勢力的宣傳如出一轍。具有代表性的諸如，旅日台獨人士黃有仁對於「開放大陸探親」、「兩岸三通四流」危害性的分析：1.使台灣人忘卻中國尚未放棄侵台野心；2.與大陸貿易使中國得以操縱部分台灣產業；3.台灣化速度延緩；4.淡化台灣問題國際化。因此現階段台灣與中國，人物的往來以及通商是不必考慮的，大陸探親雖然合乎人情道理，還是暫時不要主張。（《台灣公論報》1987年12月14日）海外台獨聯盟機關報《台灣公論報》1990年1月29日社論明確宣稱：「就政治層面來看，倘然海峽兩岸經貿關係發展成為依存關係時，台灣的政治也將躲不過北京的操縱，而淪為『香港第二』，這種操縱如果成為事實，台灣最後必將不戰而降，使中國完成成本最低的『統一行動』」。這一切道出海外台獨的憂慮和恐懼。

第三、基於台灣經濟上的相對優勢，應該突出經濟的因素，以此發展台灣的國際安全架構。即以推行「經濟自由化」，作為抵禦中共「武力威脅」的安全保障。「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應是台灣在區域經濟角色的關鍵，也是台灣產業外移的方向」，「透過日本－台灣－東南亞的垂直分工模式建立後，東南亞及日本對台灣的支持，必然會增加，台灣的安全籌碼也會增加」。不難看出，新潮流系關於「台灣產業外移」的方向與國民黨高層近年對工商界的「導向」是一致的；新潮流系對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擔憂和恐懼，相較於國民黨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國民黨從維護其在台統治、偏安自保的利益作為基點的現實考慮，而新潮流系則是以未來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之經濟、政治利益作為基點的「前瞻」考慮，甚至表現為極端仇視中共的情緒，以致於主張聯合東南亞及日本，共同對抗中共。

第四、「台灣並無與中國整合的利益」，「台灣－中國關係無法與歐洲共同體比附」，「比較類似東歐－蘇聯關係，都是爭取成為一個獨立的民族－民主國家」，即脫離大國的控制，由「衛星國家走向主權國家」。因此「台灣－中國關係的重塑，外交上的手段應該優先於其它手段」。這一觀點只能說明邱氏或者忘卻、或者有意歪曲台灣歷史。

結語

綜觀邱文對張文的詳盡批判，表明了民進黨兩大派系在「台灣前途及兩岸關係」問題下的嚴重分歧，新潮流系具有極端的「唯心主義」色彩，美麗島系則相對採取較為「現實主義」的態度。

邱文毫不容情地批判張文是「集混亂之大成」，「自我定位不清的產物」，「立場游移、意識混亂」，「恐共心理與戒嚴扭曲的產物」，「思考上的失敗主義構成政治潛意識」，「產生許多矛盾的統一」。指責張氏「善意地擁抱中國」，「最後是一個統派」。簡真是不共戴天。

應該指出，張俊宏的政治理想之策略思考體現了民進黨主流派現階段政治主張及立場的基本特徵，也就是民進黨在特定的政治條件和環境中－－即台灣這一中國政治及國際關係的焦點，作為主要的在野反對黨表現出多重矛盾交纏的典型性格，尤其是關於「台灣前途及兩岸關係」的政見。所以，張氏提出的許多策略確實予人似是而非的感覺，與其說是務實、靈活，不如說是徘徊、猶疑。因此，張氏呼籲：「深入思考未來中國和台灣的相處之道，期待統獨間未來不必訴諸武力，……將國家導向無可彌補的歷史浩劫」。並最後質問道：「如果不把最壞的局面置於妙算之中，只用簡單的標籤回答嚴重的課題，難道堪稱是負責任的領導者﹖」可見張氏思考和反省的深沉之處。

民進黨兩派政見紛爭無疑是一大隱憂，尤其對於全黨的整合、鞏固和發展該黨的政治資源。而且，兩派在「台灣前途及兩岸關係」問題的論爭必將導致「台獨」主張的不斷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