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五四」啟蒙運動的實質

關於「五四」，至今仍有說不完、道不盡的話題。這是因為「五四」是中國現代史的真正的開端，它提出了一系列關係到中華民族在20世紀條件下的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現在，儘管我們快要進入21世紀了，這些問題仍未得到完全的解決。因此，當我們今天來思考中國當代社會的問題時，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回到對「五四」的反思上去。對「五四」的反思其實就是對中國當代社會的反思，它涉及許多很有現實意義的複雜問題。其中，如何認識「五四」啟蒙運動的實質，它所存在的弱點，以及如何克服這些弱點，我認為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重要問題。

啟蒙主義是人類的寶貴財富

「五四」啟蒙思想是從西方輸入的。從世界範圍看，「五四」啟蒙運動實際是歐洲所發生過的啟蒙運動在中國的一種特殊表現。因此，要認識「五四」啟蒙運動的實質，就必須認識西方啟蒙主義思想的實質、內容，以及它在輸入中國後與「五四」啟蒙運動的聯繫。歷來對「五四」啟蒙運動的研究似乎忽視了這一點，因而在對「五四」啟蒙運動的實質的認識上，作出了某些在我看來是不妥當的判斷。

啟蒙主義是形成於18世紀的一種全歐性的思潮，至19世紀初期也仍然有廣泛的、重要的影響。這種思潮的出現是與歐洲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相聯繫的，其目的是要批判封建主義的思想和制度，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提供理論的基礎。但啟蒙主義的意義又決不僅僅局限在這一點上，它對整個人類思想的發展，包括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產生，都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啟蒙主義無疑是人類思想的寶貴財富。

啟蒙主義在歐洲各主要國家中，各有不同的特點、色調。但作為一種普遍性的思潮，它又具有共同的特點、內容。而這些特點、內容又剛好是與「五四」啟蒙運動的特點、內容十分切合的。

啟蒙主義是推尊「理性」的。這一點，黑格爾早就作過說明，後來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又在《反杜林論》一書中進一步作了更為深刻的說明。現代德國哲學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啟蒙哲學》一書也確認「理性」是啟蒙主義的「彙集點和中心」（見該書第一章啟蒙時代的精神）。啟蒙主義不承認任何外在的權威，它主張必須以「理性」為最高準則，對人類過去的全部歷史，歷來的一切思想、社會，國家進行無情的批判，摧毀一切違背「理性」的東西，那怕它過去一向被人們看作神聖不可侵犯。啟蒙主義的這種以「理性」為最高準則的批判精神，最為鮮明地表現在歐洲各國啟蒙主義者對封建特權思想及與之直接相聯的宗教的批判上。顯然，這種基於「理性」的，對過去被尊為無上權威的歷史傳統的無情批判，是與「五四」啟蒙運動的「反傳統」，即對中國幾千年來封建的思想制度，特別是對作為這種思想制度的集中表現的儒學權威的無情批判十分一致的。現在看來，這種「反傳統」無疑有其片面性。而這種片面性，不同歐洲啟蒙主義者認為人類過去的歷史全都被違背「理性」的偏見所支配，因而只值得憐憫與鄙視的看法十分類似。

導致了民族虛無主義

但是，不論歐洲啟蒙主義或「五四」啟蒙運動對傳統的批判，都是基於「理性」的批判，目的是要使人們從封建主義思想中解放出來，建立一個合理的、進步的社會。因此，這種對傳統的批判不同於西方自叔本華、尼采以來那種基於非理性、反理性，沒有積極、正面的社會理想，最後走向對人類歷史的悲觀虛無主義的批判。這是兩種有根本性質區別的批判，不能混為一談。儘管「五四」的反傳統後來在某些人中導致了民族虛無主義，但它在當時所具有的積極、進步的意義，是必須予以充分肯定的。大陸80年代所出現的反傳統，雖然我充分承認其中包含一些青年意欲打破至今仍在的封建思想束縛的合理要求，但在這種對傳統的批判中又有一種明顯的傾向，它不同於歐洲和中國「五四」啟蒙運動對傳統的批判，而是比西方的尼采主義、達達主義對傳統的批判更為淺薄的一種批判。這是有害於中華民族的發展的，也不能說成是「五四」啟蒙動的繼承和發展。

歐洲啟蒙主義一方面用「理性」去批判人類過去的全部歷史，另一方面又積極鼓吹建立一個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合乎「永恆正義」的、絕對完美的「理性王國」。後來的歷史說明，這個「理性王國」就是被理想化了的、與封建專制王國不同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國家。當時歐洲的啟蒙主義者尚不能認識或不能充分認識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國家也有它的內在的深刻的矛盾，因此他們都真誠地相信「理性王國」的建立必將帶來全人類共同的繁榮、進步，使人類從此一勞永逸地獲得解放。也因此，啟蒙主義者們雖然熱烈地鼓吹把人的個性從封建專制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極其憎惡一切壓抑人的個性的封建專制主義和等級特權，但他們又絕不是19世紀後期以來尼采、海德格爾（Martin Heidergger）等人所鼓吹的那種將個體的發展與社會互不相容地對立起來的個體主義者或個人本位主義者，而是以全人類的解放為己任的，充滿著深信歷史必定進步、理想必能實現的樂觀主義精神。這是我們在認識啟蒙主義時必須予以充分注意的。

反觀中國「五四」啟蒙運動中的先進分子，他們一方面以最激進的姿態批判儒家，大呼個性解放，另一方面又紛紛成立各種社團，以及組織「工讀互助團」，大呼「到民間去」，搞「新村運動」等等，決心要把他們所憎惡的黑暗的舊中國變為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同樣具有歐洲啟蒙主義者那種為人類的解放、進步和發展而奮鬥的精神。他們批判儒家各種束縛、壓制個性的思想，但並未拋棄儒家歷來所主張的以天下為己任、為萬世開太平的思想。這並不奇怪，因為這種思想是有其能與歐洲啟蒙主義者的抱負、理想相通的地方的。值得注意的是，歐洲的啟蒙主義者，如法國的伏爾泰（Voltaire），也曾對儒家思想表示了很大的好感。

馬克思主義才真正繼承了啟蒙

不過，中國「五四」啟蒙運動中的先進分子極少談論歐洲啟蒙主義者所講的「理性」，也不注意這個概念在近代哲學認識論和歷史哲學上所具有的種種含義。他們心目中所說的合乎「理性」就是合乎民主與科學。而這，恰好也是歐洲啟蒙主義所講的「理性」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東西。由於歐洲的啟蒙主義者和中國「五四」啟蒙運動中的先進分子都絕非是尼采或海德格爾式的個體主義者，因此「五四」啟蒙運動雖然前所未有地高揚了個性解放，卻不能說它的目的是要在中國確立一種漠視社會的個人本位主義。大陸80年代以來，有一部份人把「五四」啟蒙精神等同於尼采、海德格爾的個體主義，或認為缺乏此種個體主義是「五四」啟蒙主義的一大弱點，我認為是錯誤的。今天，為了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我們仍然十分需要弘揚「五四」啟蒙運動中的先進分子所具有的那種救國救民，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而不是走向尼采式、海德格爾式的個體主義。這種個體主義救不了中國。當然，我充分承認，今天已不是歐洲啟蒙主義者所生活的18世紀，也不是「五四」啟蒙時代。由海德格爾等人的存在主義所突出強調的個體存在問題的確已成為當代社會十分重要的問題，它不是僅靠啟蒙主義的「理性」所能解決的。但要解決這一問題，不能走向個體與社會相分裂的個體本位主義，而必須去找尋兩者內在的合理的統一。18世紀歐洲的啟蒙主義者，特別是法國啟蒙主義者已深刻地提出了愛己與愛人、利己與利他的統一問題，並且相信兩者是應當統一和能夠統一的。但實際上他們並未真正實現這種統一。他們所約許的、完全能夠實現這種統一的「理性王國」，即被他們理想化了的資本主義社會，在現實中表現出仍然充滿著各種非正義的，罪惡的東西，使從封建專制下解放出來的人又變成了為資本與金錢統治的人，導致了人的異化，因而引起了叔本華、尼采及其後的存在主義對啟蒙主義的「理性」的挑戰與反抗，在啟蒙主義之後，19世紀後半期以來產生的各種思想流派中，究竟那一流派找到了實現個體與社會統一的道路呢﹖我認為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才真正繼承了啟蒙，又超越了啟蒙。限於篇幅，這裡不能詳論。

封建主義仍然廣泛的存在著

歐洲的啟蒙主義者們為了批判封建專制，建立他們所說的「理性王國」即理想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不能不喚起歐洲各民族的意識，為建立一個消除了封建割據狀態及與之相聯的關稅壁壘，統一而獨立的民族國家作不懈的努力。因此，歐洲的啟蒙主義有一種強烈的民族意識，它是捍衛民族獨立，反對民族壓迫的。這在英、法、德、義、俄諸國的啟蒙主義思想中都有鮮明的表現。其中，由於德、義、俄三國建立統一獨立的民族國家晚於英、法，因此這三國的啟蒙主義思想經常是與民族獨立問題直接聯繫在一起的。歐洲啟蒙主義對民族獨立問題的強烈關注，顯然又恰好與中國「五四」啟蒙運動所要解決的救亡問題即民族獨立問題完全相通、一致。早在1907年，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就已熱烈讚頌了19世初期一大批處在啟蒙主義思想強烈影響下，為反對封建專制，追求民族獨立而鬥爭的詩人，如積極聲援希臘反對土耳其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英國詩人拜倫（G. Byron）、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等。在「五四」之後，1925年所寫的《雜憶》一文中，魯迅又再次提到拜倫助希臘獨立，如何激動了清末民初許多青年的心。從歐洲啟蒙主義及其對中國「五四」和「五四」前後所發生的影響來看，喚起民族的覺醒，為民族獨立而鬥爭（亦即「救亡」），是啟蒙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並不是與啟蒙無關的另一個東西。把啟蒙與救亡分裂開來，我認為是不恰當的。

但是，由於歐洲的啟蒙運動是在歐洲資本主義強大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並且同推翻封建主義社會、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革命直接相聯，因此歐洲啟蒙主義所說的爭取民族獨立是與批判和拋棄封建主義，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這一歷史任務合而為一的，兩者之間不存在什麼矛盾。在中國「五四」啟蒙運動中，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封建主義也是不可分離的，這是「五四」比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大為前進了一步的地方。但是，「五四」前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雖已有一定的發展，卻遠未得到充分的發展。因此，中國沒有一個像歐洲啟蒙主義時代那麼強大的資產階級出來率領全民族去為民族獨立而鬥爭，並舉行廣泛深入的資產階級革命，徹底推翻封建主義的各種思想制度。也因此，「五四」啟蒙運動所提出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雖然同時也取得了不應否定的反封建的成果（如農民從牛馬不如的境地中解放出來，開始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人所應有的尊嚴與價值，在農村中也開始產生了男女平等、自由戀愛的觀念以及初步的民主觀念，等等），但在社會生活中，封建主義的思想影響仍然廣泛地存在著。

不可能照搬西方既成的模式

這就出現了救亡（爭取民族獨立）與啟蒙（反對和肅清封建主義思想）的矛盾，亦即救亡的開展未能同時達到肅清封建主義思想的目的。指出這一點，是重要的，很有意義的。但我認為根本的原因並不只是由於人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救亡上，因而忽視了啟蒙的問題，而是由於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無法得到充分順利的發展，因而使得救亡亦即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不可能同時成為一個摧毀各種封建關係，建立一個強大的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的運動。

在歐洲的啟蒙運動中，由於爭取民族獨立與建立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兩者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們就看不到什麼爭取民族獨立（即我們所說的救亡）與肅清封建主義思想（即我們所說的啟蒙）的矛盾，不存在什麼救亡壓倒了啟蒙的問題。今天，我們應當如何來解決在經歷了「五四」啟蒙運動之後，中國社會仍然廣泛存在封建主義思想影響這一問題呢﹖我認為首先要符合實際地估計中國自「五四」來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所取得的歷史成果。

必須看到，經過「五四」以來七十多年的奮鬥，今天廣大人民已擺脫了封建地主階級和封建軍閥的深重壓迫。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的變化。就是在思想意識社會習俗中，總的而論，封建思想的表現也比過去要少得多。封建思想的影響不可低估，但如果誇大了它，也會造成重大的危害。現在的問題是一個如何不斷努力消除封建思想影響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又是同整個民族文化心理、行為模式的變革不可分離的，只能在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中去求得解決。問題的困難性在於：既要消除封建思想影響，使中國人具有現代的民主思想，同時又要繼承封建思想文化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東西，不可能照搬西方既成的模式，處處向西方看齊。

我不同意新儒家認為從古代儒家思想中就可以「開出」現代的民主思想，但新儒家的確又提出了一個來自西方的現代民主思想如何與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整合的問題。不找到民主思想與中國思想文化的優秀傳統的接合點（不是用傳統思想文化吃掉民主思想），並創造出與這種優秀傳統相結合的民主形式，民主思想就很難滲入到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行為模式中去，而將與民主不能相容的封建思想排除掉。這也就是一些學者所說的如何實行「創造性的轉換」的問題了。它顯然不是靠一次什麼「運動」就能解決的。

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克服封建主義

顯然不能認為中國至今仍是一個封建主義的，或封建主義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國家。封建主義的思想影響決不可低估，但誇大這種影響也是錯誤的。如果說自「五四」以來的七十多年中，無數志士仁人的英勇奮鬥至今仍未能觸動中國的封建主義，那末這七十多年的歷史不就要一筆勾銷麼﹖「五四」啟蒙運動的偉大意義又表現在哪裡呢﹖如果說「五四」啟蒙運動僅僅在救亡方面即反對帝國主義、維護民族獨立方面取得了成就，在反對封建主義方面則一無所成，那就等於說中國雖然從「五四」到現在仍是一個封建主義國家，但卻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重大勝利，並成了當今世界上一個有重要地位的國家。這顯然是根本說不通的，也完全不符合歷史的事實。

其次，為了肅清封建主義的思想影響，思想文化上的批判是不可忽視的，但起最終的決定作用的仍然是經濟。中國幾千年來封建主義思想之所以根深柢固，就因為在長時期內地主、小農的自然經濟佔著絕對統治的地位，商品經濟始終得不到發展。我曾指出過，為了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不但要「有批判的武器」，還要有「武器的批判」，這就是商品經濟的長足發展。只有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才能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一切封建主義思想無可挽救地崩潰、滅亡。因此，中共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方針並全面地付諸實施，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重大發展，而且必將引起中國社會巨大深刻的變化。

「五四」啟蒙運動未能徹底完成的肅清封建主義思想這一歷史任務，將在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過程中得到完成。但由於這種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即以建成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因此在思想理論上，它所要達到的目的就不是像歷史上的啟蒙運動那樣以資本主義的思想取代封建主義的思想，而是要達到比資本主義站在更高歷史階段上的社會主義思想。

毫無疑問，這將經歷一個漫長、曲折、艱難、複雜的歷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還必須批判地認識和吸取資本主義思想文化中一切合理的東西，不是簡單地拒絕、否定資本主義的思想文化。如果說西化論也包含有某種合理因素的話，那就是它反對一味拒斥西方文化，看到了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無法脫離對西方文化的學習與吸收。台灣李敖先生的西化論即包含有這種合理因素。

啟蒙主義本身包含了愛國主義

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看，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思想文化的批判，是站在人類歷史發展前進的高度上所進行的批判，是一種辯證的否定與揚棄。它既非歷史虛無主義，也根本不同於站在封建主義與小生產立場上的批判。後者的批判是在保護比資本主義更落後的東西，開歷史的倒車，決不能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相混同。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五四」啟蒙運動在各個基本的方面都與歐洲啟蒙主義的思想相通、類似、一致。這個啟蒙運動包含幾個主要的內容，那就是批判封建主義，主張個性解放，推尊科學，要求民主，維護民族獨立。而所有這些，又都通向一個目標，即創造一個和落後、腐朽、黑暗的舊中國不同的，獨立、富強和現代化的新中國。這是「五四」啟蒙運動所追求實現的根本目標，因此我認為不能脫離這個根本目標去理解「五四」啟蒙運動的精神實質。也就是說，不能把「五四」啟蒙運動所包含的某一方面的內容和這個根本目標分離開來，孤立起來，視之為「五四」啟蒙運動的精神實質。例如，要求民主無疑是「五四」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但它是為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現代化的中國這一根本目標服務的，並且只有隨著這一目標的實現才能逐步地實現。因此，離開這一根本目標去強調民主，把民主偶像化，是完全錯誤的。如果一種民主有害於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現代化的國家，那麼這種民主必定是一種虛假的、形式上的，只對少數人有利的民主，它是同「五四」的啟蒙精神背道而馳的。

我認為應當用是否有利於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現代化的國家這塊試金石來檢驗中國當代的一切思想，而不管它打著多麼漂亮、激進的旗號。時至今日，經過「五四」以來無數先烈的奮鬥，中國已取得了獨立，並且在世界上佔有了不可小覷的地位。但較之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還不富強。而沒有富強的獨立是包含著危險的。在海灣戰爭之後，美國的新聞媒介不是正在向中國人炫耀美國的軍事力量是如何可怕嗎﹖這使我感覺到美國的霸權主義隱然是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一個嚴重威脅。今天，當我們來紀念「五四」的時候，看似玄妙而實則不切實際的空論最好少說。切切實實地致力於中國的繁榮富強，這才是對「五四」最好的紀念。而為了中國的繁榮富強，兩岸的分裂狀態應當盡可能早地結束。如前所說，不論歐洲的啟蒙主義或中國「五四」的啟蒙主義都有一個重要內容，那就是主張建立統一的、獨立的、強大的民族國家，並為此而奮鬥。啟蒙主義本身就包含了愛國主義。在這意義上，如果說致力於祖國統一也正是對「五四」啟蒙精神的發揚，我想當不致被看作是牽強附會罷。

1991年3月31日於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