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彈是打台獨分裂主義和霸權主義的

一、寧鳴而毀，不默而全

最近老友王曉波從台灣寄來一篇余英時的文章說，你的老師又發表「謬論」了，願奇文共賞。並附言謂，「請無論如何得寫點東西反駁一下，以正視聽」。

拜讀了余先生的宏文之後，有些話不吐不快，因為深感其論點，實在離譜，離譜到居然攻擊起自家的民族主義，其後果可能對兩岸關係和國家民族造成以下深遠的嚴重影響：

首先是，它為台獨、獨台推波助瀾，把台灣推向戰爭而非和平方向，因為台獨果真當道，台海必無寧日，兩岸必將兵戎相見，玉石俱焚；

其次是，它呼應美國和西方的中國威脅論，為後冷戰時代對華的新圍堵政策製造輿論，添磚加瓦，損害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最後，它模糊一個中國概念，搞亂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

一百五十多年前，清代傑出的大思想家龔定盦曾經留下了一段至今仍具有深刻現實意義的至理名言：

「舉兵攻佔，犁庭掃穴，必先去其史；問鼎奪印，破綱毀紀，必先去其史；棄才廢教，征服人心，必先去其史；蕩平祖廟，滅種絕嗣，必先去其史。」

旨哉斯言，凡要滅人之國，奪人之地，亂人之心，亡人之族者，莫不先去其史。所謂去其史者，即歪曲和竄改被侵略國的歷史，用現在流行的話說，就是模糊其歷史。日本欲奪占東北的歷史可為例證。日本在軍事侵略東北之同時，輔之以文化侵略，去東北之史。有日本著名清史學家稻葉君山、白鳥庫吉二氏為其編造竄改東北歷史可為例證。結果，當受過這種教育的東北學生被問及「大連、旅順是何國土地」時，竟答以「自古系日本土地」。這個模糊歷史的教訓是沉痛的，豈能令其在90年代在台灣重演？稻葉君山、白鳥庫吉日本人也，他們為自己國家效忠而亡中國東北之史，是盡其國民之天職也，而余先生炎黃子孫也，今何忍僅以民主政治理念不同而出此亡國、失地、亂心、滅族之言乎？

中國這兩個字，何曾模糊過了？姑不論中國這兩個字在文化上、地理上、種族上、歷史上的含意，單從它們在政治上的含意而言，49年10月，中國人民推翻了當時腐朽的中華民國，選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主權行使者。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是國際社會中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再者，目前在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一百五十九個國家中包括美日在內，無不承認中國只有一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它的一個省。對中國這兩個字，中國人民沒有模糊過，國際社會沒有模糊過，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也沒有模糊過，這是中國人民的民意，國際社會的民意，大多數國家的民意，史實昭彰，事實俱在，然而一位學貫中西、淹通百家，貴為普林士頓大學講座教授和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史學大師如余先生者，竟然對這些史實和事實茫然不知，而被中國這兩個字弄模糊了，其誰能信？

只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那就是這根本不是個學術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因此要想對這個問題向余先生討個公道，爭個水落石出，一定會大失所望的。余先生華裔美國人也，他要模糊中國的國家和民族認同，從美國及其附庸台獨的利益來看，猶有可言；然若站在華人的立場，公然為台獨、獨台和美國霸權主義造勢張目，恐難免貽後世炎黃子孫忘宗背祖，為虎作倀之譏。

當政客如李登輝者流講一個中國概念模糊時，情猶可原，因為政客本來只講利害不講是非對錯；學者不同，豈不聞一代大師胡適之曰「拿證據來」麼，學者言必有據，謹言慎行，唯恐有失。然而，素以治學謹嚴自負、承錢穆、楊聯升兩位史學大師的考證學心傳的余先生，竟不嚴守政治與學術之分際，遊走政學之間，也跟著政客起哄，名乎？利乎？一時之興乎？不能不令人為其孟浪從事，盛名受損而深感惋惜！

基於上述考慮，深感余先生所論事關大是大非，兩岸和戰大局和21世紀中華民族之榮枯，豈能不鳴？豈可沉默？再者，個人淺見以為，飛彈之後，海內外有識之士，應盡力滅火，而不是火上加油；應使海峽風雲盡快復歸平靜，全力促進兩岸民族大和解，而不是讓兩岸關係繼續惡化下去，以至於兵戎相見。然而，素為海外士林所推重的余先生，卻反其道而行，發表政論，為李登輝文過飾非，誤導輿論，再度激化兩岸關係，是以不能不令人深為遺憾和憂心！故而有本文之作。

二、余先生嚴重誤讀飛彈的信息

余先生的宏文刊登在今年3月29日的《中國時報》上，題目是《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以下簡稱余文），其中提出了下面四個主要論點：

第一、中共的飛彈是打民主的，這是主題，所以題名為《飛彈下的民主》。其目的在於突出中共政權的殘暴和台灣同胞爭取民主的精神的難能可貴，又可以向西方和美國表明台灣的中國人和他們一樣，真的自由了，而大陸仍然在極權暴政下被奴役。從此，台灣是真正現代民主國家了，是西方民主社會的正式成員了，不再與中華民族共命運，而與自由世界共命運；

第二、中共打飛彈是以民族主義為藉口，但源於近代中國對西方的羨憎情結。中共今天提倡新的民族主義，有別於中國舊的民族主義；後者是自衛性的，前者猶似德國納粹式的民族主義，是攻擊性的，不僅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公開挑釁，還將對中國的鄰國構成威脅！

第三、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體系裡，民主（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本來是相輔相成的，然而今天飛彈竟使兩者的關係鬧起矛盾；

第四、中國這兩個字的具體內容是模糊的，沒有公認的界說。

余文雖然所涉頗廣，然其中心論點卻很明確：中共本質上是個反民主極權暴政，所以對台灣搞民主總統選舉怕得要命，深恐禍延大陸，所以要打飛彈，加以破壞，加以醜化。其餘各點，如舉孫中山的二民矛盾，羨憎情結，中國新民族主義論，中國威脅論等，只不過是被用來附會論證此中心論點而已。余文的中心論點正是本文反駁的重點。

嚴格地說，余文拾人牙慧，了無創意（Poverty of Idea ），其論據不是本於台灣當局台獨、獨台之官方理念，就是抄襲西方和美國學界如亨廷頓（Samuel P. Hungtington）、白魯恂（Lucian W. Pye ）和主流報刊雜誌及媒體正在構建的以中國為對象的新冷戰意識形態，如中國威脅論、人權、民主、新民族主義等一些反共、反華的洋八股。所不同者，因出自一個華裔的碩學宏儒之口，更具權威性的欺騙性而已。

實際上，這次台灣選舉的基調和主題是洋人欽定的，不是政客李登輝和學者余英時自定的。例如，在選舉前六天也即3月17日，《紐約時報》在一篇題為《中國的軍事力量》中指出：中國的軍事演習可能初步顯示，它打算用其日益迅速增長的軍事力量恐嚇其亞洲鄰國。兩天後，該報論壇版上刊登一篇文章，題目赫然是：台灣為什麼把中國嚇壞了。然後副題是：民主，不是獨立，才是威脅。同日，《華盛頓郵報》在頭版刊登其駐北京記者穆夫孫（Steven Mufson ）寫的一篇題名《毛澤東思想、儒家思想拼湊成的民族主義》，介紹大陸方興未艾的民族主義。3月25日，該報特別寫了一篇社論，盛讚台灣選舉成功，其中說中共打飛彈表面上是要阻止台灣獨立，實則怕台灣選舉，因為台灣一旦真正民主了，將與中國越走越遠，同西方越走越近，當然中國統一的機會將日益渺茫。這樣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由此足證，西方和美國的主流新聞媒體幾乎一致按照這個基調一唱百和，異口同聲。不是言論自由的民主社會麼，怎麼也出現為人所詬病的一言堂現象呢？這不是值得人們深思嗎？

在這種反共、反華的國際大氣候下來看余先生的大作就會恍然大悟，原來余先生身居美國主流學術界只是盡他作為一個忠實成員的責任和義務罷了。余先生畢竟是個美國公民哪。猶憶八九年六四事件時，據傳那位知名的美國籍華裔新儒家，當事後被問到他何以如此熱中地支持大陸民運時，他坦白地說，「別忘了，我是個美國人。」如果這些人老老實實地做個美國人，也就罷了；可是他們人在曹營心在漢，身在美國，屈事洋大人，但為了心理平衡，紓解個人長期鬱積的「羨憎情結」，心卻嚮往母國，因為在那裡他們可以以高等華人自居，對國人同胞指手劃腳，放言高論，忘其所以。這種拿著洋大人的雞毛當令箭的中國半殖民地時代殘留下來的知識份子的買辦心態，不是同現在中國人正在爭取同洋大人平起平坐的時代太不協調了嗎？

抑有進者，自古書生論政，不足為怪。胡適之專攻中國哲學史，但傷時憂國，故而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自勉，常發議論，針砭時政。及今視之，多有未當，故學者望重而論未必精當，胡適前車之鑒也。余先生，今之胡適也，竟有後車之覆，同坐此病，豈歷史之偶然哉？實有更深刻之歷史和文化思想原因，容另文詳論之。

且回到正題，凡光明磊落，別無居心，不帶成見的人應該都不難看出中共的飛彈是要向兩岸、美日和世人傳達下列嚴肅的信息：

第一、飛彈是專打台獨、獨台的，誰搞台獨、獨台就打誰；誰為台獨、獨台造勢張目就打誰；

第二、飛彈是打霸權主義的，誰對中國搞霸權主義，干涉中國內政，阻礙中國統一進程就打誰，即使美國和日本一齊介入，中國亦別無選舉；誰甘願作霸權主義之鷹犬，破壞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就打誰；

第三、中國有決心、有信心、有能力、有辦法，於必要時採用軍事手段，粉碎美日反華勢力妄圖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陰謀；

第四、以實力強力支持島內長期受到孤立打擊的統派愛國力量；

最後，易為人忽略但極為重要的是，飛彈向大陸12億同胞發出備戰的信號，提醒他們，現在在台灣和國際上有人在搞分裂祖國領土的台獨、獨台活動，中國已無退路，只有隨時準備為保台而戰。

這就是我解讀的飛彈所要傳達的信息，一切與此有異的解讀，都是無中生有，刻意編造出來的自欺欺人的謊言虛構。余文正是如此。

三、中共從未反對過台灣的民主進程

如上所述，余先生不加批判地呼應西方媒體反共、反華的基調，一口咬定飛彈是打台灣民主總統選舉的。中共反對過台灣的民主進程嗎？大量事實證明，恰好相反。

首先請看中共對兩岸關係的方針和政策，這個方針就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它莊嚴承諾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台灣可以照舊過著原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其中當然不排除民主選舉的政治生活方式。

其次是中共對台的基本政策，這可以從江澤民所提出的八項主張為基本依據，江八條是從鄧的一國兩制導出來的。其中江保證：統一後的中國實行一國兩制，台灣保持原有的制度，台灣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江還在第七條中特別宣示：要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保護台灣同胞一切的正當權益。

這是中共最高領導人對中國和平統一的最權威的原則宣示和政策宣示，如果我們態度客觀公正，不抱有黨派和政治成見，我們無論如何也無法從其中得出中共怕台灣民主化的結論。甚至，其中江所謂的尊重台灣同胞「當家作主的願望」和「保護同胞一切的正當權益」可以解釋為不但允許而且還有促進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意思，雖然沒有明言。

請別忘了，一國兩制也適用於香港、澳門，中共何曾因香港、澳門搞民主選舉而以武力脅迫？不但如此，中共既設經濟特區，試行西方市場經濟，當然也有可能將港、澳、台設為政治特區，試行西方和美國的民主政治，然後取其長而捨其短，以補充豐富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就現在大陸強調民主法制來看，這是應有之義，是很合理的推測。總之，把民主同一國兩制對立起來是錯誤的，兩者在特區的框架內是可以並存的；當然，兩者如何並存的理論和實踐還需要兩岸三地共同來努力解決。

再者，早在去年10月2日，錢其琛來紐約時曾向華文報界表示，總統直選是島內自己的事，大陸不干預。今年1月，李鵬在紀念江八點一週年時強調，台灣領導人雖然產生的方式變了，但他只是中國一個地區的領導人，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事實。這裡，李鵬也沒有說，中共要干涉台灣領導人產生的方式。今年3月中旬，當選期日益迫近時，錢其琛和王兆國一再強調，只要台灣不搞台獨，中共將承認台灣選民的選擇。5月25日，錢其琛在北京向來訪的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先生表示，北京不反對台灣推動民主進程。

也許更有說服力的事實是，中共第三波軍事演習本來要到3月25日結束，但3月23日這天，台海特別平靜，如果像西方媒體和余先生所說的，中共懼怕台灣民主，就更應在這天大放飛彈，搞亂人心，讓選舉無法順利進行。然而，它並沒有這樣做，難道這不是大陸對台灣民主選舉的善意表示嗎？當然，現在據說美國當局已經向當時中共派往美國傳話的劉華秋保證，台灣在選舉後決不會宣佈獨立，也有關係；既無獨立疑慮，何必再打飛彈示警？

所以，本文不能接受余先生所謂的中共的飛彈是打台灣民主總統選舉的說法，這完全是余先生人云亦云，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有意誤讀。

四、民主直選的本意

那麼，為什麼中共要選在台灣總統競選期間打飛呢？這樣不是反授人以柄，說它怕台灣搞民主麼，為台灣在國際上贏得廣泛同情麼？

這就要從李登輝這幾年來的言行找答案。中共雖然一再宣示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兩岸關係的基礎，絕對不容動搖，國家主權的完整不容挑戰。然而，李登輝偏不信邪，硬要向不可能挑戰，自91年2月公佈《國統綱領》以來即處心積慮，有步驟地利用各種場合和機會，從理念、政策和行動，不斷衝擊和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的形式和實質。

首先是，脫離兩蔣漢賊不兩立的立場，走向有條件的可以兩立；其次是，明確主張在國際上同中共兩立並存；最後也就是最近一兩年，全力在國際上以務實外交為名，大搞度假外交、金錢外交、校友外交、國寶外交等，以開拓所謂的國際生存空間，要求國際社會承認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主權地位。

李登輝在這方面的言行多得不勝枚舉，現僅舉其犖犖大端，以資證明中共打飛彈是師出有名。91年8月，他呼應美國前駐中共大使李潔明的「新主權觀」，主張人權高於國家主權，進而提出在建構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新秩序過程中，使台灣定位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92年底至次年11月，李登輝開始在一個中國的概念上大做文章，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取代兩蔣的一個中國原則，從此他放棄一個中國原則的趨向日益明顯。例如93年10月，他明確指出：「中華民國目前統轄台、澎、金、馬，擁有絕對而且完整的主權與治權。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說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原因。」

94年3月，李登輝在同反共、反華的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作交心之談時頭一次說國民黨為外來政權，進而提出「只有台灣人擁有台灣完整、絕對的主權」，並強調中國一詞含糊不清，中共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是「奇怪的夢」。李在對談中不無自豪地掏出心底的話說他22歲以前是個日本人，同時還將自己比作聖經《出埃及記》中的摩西，暗示要帶領台灣人民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台灣國。其目的是明擺著要向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挑戰。

本來儘管李登輝的言行不斷出格，中共當局對他仍抱有幻想，但自這篇對話公諸於世後，中共領導人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認清了李登輝的反民族思想感情，他對中國文化、中國人民的輕蔑與憎惡，對日本人的友好親善，從而自蔣經國去世後對李所抱的幻想完全破滅了。從此，中共開始對台海局勢作了最壞的準備，對李登輝文攻武嚇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時機的問題了。

同年七月，在李主導的《台灣兩岸關係說明書》中，一個中國被界定為「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緣上的中國」，明確否定現實中存在一個中國，於是中國這個概念被抽像化了，只是個虛無縹緲的東西，中國這兩個字開始被模糊了。這就是余文模糊一個中國之所本，而非他苦心研究所得之明證。

《說明書》進而具體強調中華民國在國際間始終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要求台灣與大陸在國際間為並存之兩個國際法人，所以理應各自平行參與國際社會之權利。若按照《說明書》來定位兩岸關係，則必然在國際形成中國主權分裂的局面，其結果必然在現實中形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局面。

95年4月，李登輝提出六點來回應江八條，其中反覆強調兩岸主權分裂、治權分擁的立場，要求中共承認台灣與大陸為相互對等的政治實體，認同兩岸暫時分離的局面，並將之固定化、永久化、制度化。李六點是台灣當局處理兩岸關係的指導方針，他表明李要將兩岸問題放在國際上按照分裂國家如德國和韓國的模式來解決的決心。

五、中共被逼上梁山

就在台獨、獨台勢頭高漲之際，兩個月之後，李應其母校康乃爾大學之邀以校友身份返校演講；本來是個私人性質的訪問，他卻大肆推銷他的政治理念。在他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講中，李大力闡釋「兩個互不隸屬的中國」的觀念，18次強調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沒有一次提到一個中國的原則。克林頓政府公然允許李來訪並發給李以國家元首簽證，違反了構成中美關係基礎的三項公報，暴露了美國介入中國內政的霸權主義行為。這就滿足了中國所設定的向台灣打飛彈的兩個條件：李登輝搞台獨和外力介入中國內政。

所以當李正沉浸在他的康乃爾之行的溫馨勝利中時，中共卻分別在7、8和10這三個月內報之以三波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對這次軍事演習的目的和意義，請看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的宣示：「中共解放軍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主權，破壞中國統一，損害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惡劣行徑；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夥同台灣當局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一切陰謀。」與此相配合的是中共對李登輝的四評六彈，要把李登輝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請問余先生：這三波飛彈，可曾是為了打擊台灣的民主？此外，從上面我們不厭其煩地引述李登輝的台獨、獨台言行和中共相應的文攻武嚇的事實來看，余先生能夠從它們得出「中共之所以對台灣打飛彈是為了嚇阻台灣的民主選舉」這樣的結論嗎？如果余先生尊重事實，當然不能，因為中共打飛彈是被逼的，旨在警告李登輝，他已走上了台獨不歸路，把台灣帶到戰爭邊緣。

然而，李登輝並沒有就此打住，反而在美日反共、反華勢力的支持之下，變本加厲。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今年3月23日的總統直選。如上所述，總統直選，從原則上說，完全符合台灣人民要當家作主的願望，而台灣人民的這一願望也是江八點所尊重的，所以斷然沒有為了台灣要搞直選總統而打飛彈之理。否則，總統直選早在94年就寫進憲法的「增修條文」，那時中共就應強烈回應打飛彈了，但一直沒有採取過激行動。其中原因何在？我們必須要從台獨和獨台份子企圖從這次台灣民選總統達到什麼目的來找答案了。

根據台獨、獨台建國的規劃，這次直選是他們實現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關鍵步驟，因為總統直選可以：

第一、通過直選的民意，具體落實李登輝主權在民的台獨、獨台理念，切斷孫中山和兩蔣所強調的中華民國的道統；

第二、以直選代替國大委選總統，間接證明台灣不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而是一個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從而與孫中山和兩蔣所代表的中華民國的法統一刀兩斷，而為台灣國建立了新的法統；

第三、在國際上將被確認為是一個完全的民主國家，從而有利於爭取西方和國際社會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支持，開拓台灣在國際上的政治生存空間。

準此以觀，誠如余先生所言，這次總統直選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但是其重要意義於其說是如余先生所說的由人民直接選出總統，不如說是從此同兩蔣時代的中華民國的道統和法統告別，而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國家催生，從此，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同兩蔣所要繼承的歷代中國政治的法統和道統正式脫離了關係。這一切都是李在民主選舉的名義下完成的。所以，李將這次由他主導的民主直選形容為寧靜的革命，的確很傳神；於此，足見其對台灣政治生態影響之深且鉅。而余先生在這次中國史無前例的寧靜革命中，以國師的地位，成為李登輝的一枝大筆桿子，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

基於這種理解，中共對台灣總統直選深深感到其嚴重性和危險性，用大陸資深台灣問題專家李家泉的話說，李把大陸逼上梁山，除了打飛彈外，別無其他有效的選擇。所以，才斷然決定在台灣總統競選期間以飛彈阻止造成李、彭假藉民選總統的民意公然宣佈台灣獨立的災難性後果。

六、飛彈打掉了李登輝的氣焰

中共的飛彈達到了預定的目的了嗎？

西方和台灣的主流媒體異口同聲地說，中共的的武嚇徹底失敗了。君不見，李總統以54%的高票當選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民選總統嗎？中共的飛彈不但沒有把李拉下馬，反而幫了大忙，把他順利推上台灣第一個民選總統的寶座。

試問：中共什麼時候說過它的飛彈是要把李拉下馬來？這是擁李者自問自答的問題，根本不是中共自己的劇本。如上所述，中共只說過，它的飛彈是專打台獨、獨台的分裂主義和美國霸權主義的。

如果單從這個目的來說，迄今已有的事證明，這個目的無疑地是達到了。就拿李登輝的氣焰來說吧，猶憶李郎從康乃爾回來的時候，真是像周郎赤壁戰後一樣，志得意滿，何等風光！並且，還誇下海口說，康乃爾的偉大勝利將引起骨牌效應，他還將到歐洲、日本、拉美再搞度假外交、校友外交、金錢外交。當然，少不了還要應美國老朋友金瑞契、赫姆斯之邀，重遊美國，在美國國會的殿堂，向美國人民發表演講，感謝他們對台灣偉大民主革命的支持。還有那聯合國大會的神聖殿堂，遲早他也會作貴賓應邀去拜訪的。此外，還要到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去拓展台灣的呼吸空間。

這不是編造，這是李的外交勝利狂想曲，有案可稽。

曾幾何時，這些金色之夢都被飛彈打碎了，化為泡影。克林頓總統重申，美國只承認一個中國，它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告訴他，今年他是不受歡迎的人物，別再給它添麻煩；助理國務卿羅德於5月15日在東京向李喊話，稍安毋躁，別再搞積極外交活動，刺激中共；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先生向世界宣佈，就聯合國而言，台灣的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早已經解決了，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無庸再議。

那個力邀李登輝來美訪問，同他一樣擅演脫口秀，聲稱支持台灣建立自由國家的金瑞契，據說被美國兩朝元老外交家季辛格狠狠地修理了一頓，叫他以後對台灣問題少開尊口，此後金瑞契果然被消音了。

還有，那個對李登輝康乃爾之行遊說國會立了大功的卡西迪公司，竟然因太過成功而被解約了，而且還據傳是家黑店；連帶受到波及的是，那位功高震主的台灣駐美代表魯肇忠，不升反降，竟無緣無故地丟掉了烏紗帽。

這一切一切都是李高票當選後的事。實際上，在他熱烈競選的時候，他的台獨、獨台的調門已經較以往放低多了，竟然向選民保證，在他的新任期內，將優先處理兩岸關係，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還說，他要實現海峽四十年的和平。就在選前第四天，李的親信許水德在東京宣告：

「中華民國首次總統直選的結果，證明了台灣維持現狀是最大多數人的抉擇；獨立或急進的統一，均無法被多數人接受。選舉結果是對民主的印證，不是獨立的宣告。」

這些本來都是他的政敵林洋港的不急統、不可獨、台海第一、內政優先外交次之的治國方針，現在也都一一被他收編，成了他的治國方針了。

由此可見，李真是個善變的政客，見風就轉舵，他的這個能耐，島內實在無人可及。什麼風，強大到他非要轉舵不可？飛彈掀起的東風也。更足以證明這股東風威力的是，以民意公投建國為總統競選號召的台獨教父彭明敏，被選民唾棄，遭到空前慘敗，連帶使民進黨陷入建黨以來的最大危機。近日來，民進黨一片愁雲慘霧，救黨之聲不絕，新世代首先發難，要求通過大辯論，重新界定黨的台獨理念，以免黨走上絕路。這場戲方才上演，好戲還在後頭。

準此以觀，你還能否認中共的飛彈是徹底失敗了嗎？

飛彈在競選期間大長了李的政敵的批李氣勢。李不是說，他搞了台灣的寧靜民主革命麼？林洋港卻反擊說，李為台灣民主政治做了最壞的示範，還說李是台灣危機的禍源。陳履安在最後一次政見發表會上也說了可愛的真語、重語：

「為什麼兩岸關係緊張？有人說是因為我們實施民主政治，中共看不順眼；但我們推動民主政治很久了。有人說是因為我們這次是總統直選，所以要干涉我們總統大選，這也不是原因，因為我們兩年前就決定了總統直選了。李先生不承認他是中國人，是造成兩岸關係緊張的根本原因。」

陳的這番高論，講到了兩岸關係惡化的要害，實在可圈可點；陳雖非史家，但是位有良心的清廉政治人物，禪門苦修，果然有成。既皈依佛門，淡泊名利，靈智未蔽，故能超然物外，見事真切，析理精闢，他對海峽風雲成因的這番分析，其見地不是要比史學大師余先生高明多了嗎？

陳的這番高論，可以做為本文中心論點的最有力的證據：李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才是飛彈要打的真正對象。

七、結論─喚回民族魂

飛彈雖然暫時挫折了李的台獨、獨台氣焰，但是無法根治李的皇民化的親日情結和美國化的親美情結。所以，兩岸關係緊張的病根依然存在，一旦大氣候適合的時候，老毛病必然重犯。僅治其標，未治其本故也。

走筆至此，適逢5月20日李正式登上民選總統寶座。在萬方矚目的就職演講中，李的調門果然低多了，語氣也較前溫和了。例如，其中對北京的喊話作了回應，他說：「我們根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採行所謂台獨路線。」並且表示願意「訪問中國大陸，從事和平之旅。」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這一宣示，我們必須給予肯定，希望這是李登輝把兩岸關係定位為內政問題的開始。總的來說，雖然李敬酒不吃吃罰酒，一定要飛彈來催驚，但他向緩和而非激化兩岸關係的方向走，縱然是很小的一步，總是好事。

不過，他的和平之旅卻露出了台獨、獨台的狐狸尾巴，附有一個苛刻的條件，即要有「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的共識」，否則還是不能成行。在民進黨的台獨政綱下，要取得他所謂的共識，真是談何容易。這就不能不使人懷疑他又是在玩拖字訣，只是在應付江八條中「歡迎台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份前來訪問」的呼籲，是沒有多少誠意的。

不僅如此，他仍然絕口不談一個中國的原則，而是重彈過去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老調，強調「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現在兩岸隔海分治，統一是兩岸共同追求的目標，但那要等到21世紀才能完成。至於21世紀什麼時候，他沒有說，只好讓人去猜了。

余先生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歷史性的機會，也趕緊以《理強勢弱與以理造勢──台灣面對新局所應牢牢把握的原則》（5月21日《聯合報》）一文來同李唱和。其中余先生對他的中共希特勒式的新民族主義論，有進一步的發揮。

我們可以預言，今後李登輝和余先生，一政一學，一內一外，必將他們引以自豪的民主寧靜革命繼續打拚，從而「導引中國大陸發展的方向」。這固然符合他們的利益，但更是符合美日兩國的利益。

由上看來，單靠飛彈這副猛藥是根治不好台獨、獨台痼疾的。李登輝和余先生猛批中共的新民族主義，適足以反證他們很怕這種民族主義，而且怕得要命，所以都害了中國民族主義恐懼症的心病。心病還需心藥治，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為今之計，只有按照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遺教，大力提倡民族主義精神，喚回李登輝和余先生的民族魂，使他們在思想上、感情上、靈魂上，脫離美日，回歸中華民族的大家庭。

這是個人在中共飛彈後的一點反思，或可供所有志在兩岸和平統一的中國人參考。至於如何提倡中國民族主義，喚回民族魂，這不是本文的主題，以後當另文詳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