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評李登輝剽竊余英時的反華思想

太史公


5月15日,《中國時報》刊完余英時的長文《海峽危機今昔談》;5月18日,《聯合報》刊出李登輝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訪談。在李登輝的訪談中,許多反中國民族主義的觀點,已不像是在和司馬遼太郎對話時那麼粗糙而「沒有學問」,但對照起來,李登輝的「進步」竟然是抄襲余英時的。余英時高昇為「國師」,這是值得恭喜的。不過,李登輝的抄襲,即使余英時不會訴諸侵犯智慧財產權的訴訟,但亦抹煞不了侵犯智慧財產權的事實。

李登輝抄襲了余英時那些部分,茲對照如下,以娛讀者。

中國民族主義是希特勒

余英時說:「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與1945年以前被侵略時代有本質上的不同。前期的民族主義出於民族求生存的自衛本能,其正當性與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現階段的民族主義則是進攻性,其目標是要使中國在世界上取代『西方』的主宰地位。所以『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才成為今天最能吸引各地中國人的一個響亮口號。這是『羨憎交織』的民族情結的具體表現。這種情結久已盤踞在不少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心靈深處,不是中共所能炮製得出來的;問題是中共為了延續其政權的生命,正在多方面挑動並操縱這個最具威力的情結。這又和希特勒當年運用德國人的民族情結以推銷其『國家社會主義』,先後如出一轍。」

李登輝說:「中共現在最可怕的,就是把民族主義當作口號。民族主義是按照一個非常瘋狂的想法來做的,如果和他在國家的問題上有不一樣的看法,他馬上用民族主義來把你壓下來,然後用武力來打。台灣要選舉總統,(中共說)我有權力要打。這種民族除了德國的希特勒以外,沒有這麼強的民族主義存在。我想,民族主義是對外的,絕對不是對內的。」

太史公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從孫中山起,就主張不要「重蹈列強帝國主義的覆轍」,毛澤東主張「不稱霸」,鄧小平主張「決不作頭」。中國民族主義至今不但沒有「進攻性」的事實,沒有侵佔過他國一寸領土,也沒有任何政治勢力主張過發動對外的侵略。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也不是中國人,而是以前一個英國的香港總督。美國總統布希說過,「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為什麼余英時不指責布希是「希特勒」。

台灣人是猶太人

希特勒屠殺境內猶太人,有「反猶太意識」,余英時為了坐實中國民族主義是「希特勒」,也杜撰出一個「反台灣意識」來。他說:「在中共的精巧運作之下,這個『反台灣意識』今天已隱約地形成(『反台灣主義』在英文中將是“Anti-Formosanism”)。這幾年來,新聞報導中關於台商在大陸的種種行為,也為『反台灣意識』的爆炸埋下了不少火藥,而更重的、激烈的台獨意識的日益增高更是直接對反台灣意識火上添油。但是我所說的『反台灣意識』並不限於大陸,在海外和台灣內部也同樣存在。雖然各地區中國人的反台灣意識夾雜著許多不同的個人動機,但其總根源則在『羨憎交織』所激成的民族主義。」

在這一點上,李登輝還不敢像余英時一樣睜眼說瞎話,李登輝只說:「我出去,中共從民族主義的立場,最怕就是中華民國走出去。」「現在的大陸年輕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可能比老的更重,一批在美國留學的中共學生都是年輕人。這些人在3月23號選舉時,希望把我拉下來,不然得票也要少。想不到我得到百分之五十四的選票,這些留學生氣憤得不得了。找碴。所以民族主義已經傳到這批年輕人的身上,這是不得了的。」

太史公曰:「中華民國走出去」走出「一個中國」,其實就是台獨,李登輝就是要中華民國走出「一個中國」,因此,中國民族主義其實是反台獨和反台獨的李登輝,而不是「反台灣意識」。可見李登輝還比余英時來得誠實。在文革時期,有「台灣關係」會受到牽連是實,但是,今天大陸台胞身價百倍,人人巴不得自己是台胞,台胞當不成,台屬也好,這是12億人都清楚的事實,而余英時竟然把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比擬成希特勒,把中國民族主義反台獨扭曲成「反台灣」,再扭曲成納粹的「反猶太」。念歷史的余英時,難道真以為歷史是可以任人捏造的泥娃娃嗎?余英時為了挑撥兩岸中國人的感情,也未免用心太惡毒了罷。

歡迎干涉中國內政

余英時說:「1955年1月,由紐西蘭駐聯合國代表的提議,安全理事會曾通過了一項海峽兩岸終止戰爭狀態的決議案。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因此發函邀請中共派代表到安全理事會來討論停火的具體辦法。2月3日周恩來有一封措辭極其強硬的覆信,不但拒絕參加討論,而且譴責紐西蘭的提案是「干涉中國內政」。周恩來說:美國自1950年起便已「佔領了台灣」,又說:「中國人民行使解放自己領土的主權完全是中國的內政。」(英文原信見《紐約時報》1955年2月4日)紐西蘭討好中共的提案自然就無疾而終了。中共今天的態度完全師承周恩來當年的聲明,一點也沒有走樣。」

李登輝說:「這個問題要瞭解中國的歷史。當年紐西蘭曾要聯合國秘書長哈馬紹提出一個和平的方案,讓兩岸做和平的決定。結果周恩來馬上說,聯合國干涉內政。所以中共要消滅中華民國是不擇手段的。」

太史公曰:這又是余英時捏造歷史,紐西蘭的提案是「兩個中國」案,不但周恩來反對,並且,蔣介石也反對。起因於1951年美國在《舊金山和約》中炮製了一個「台灣地位未定論」,進而製造分裂中國領土主權的「兩個中國」,底牌是「台灣獨立」,並以此來動搖蔣介石的統治合法性,以美國所培養的「台灣人領袖」來取代蔣介石「外來政權」。余英時不是近現代史專家,這是余英時「撈過界」的「黑白講」,還是另一次的知識詐欺,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李登輝二百五,居然鸚鵡學舌,又留下一項令天下後世笑話的「無知」紀錄。

只敢說「終戰」

雖然,余英時也承認,「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受盡了民族的屈辱。因此要求中國富強,在全世界受到應有尊重,早已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願望。」但他又進一步惡毒的挑撥說:「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特殊心理,即必須用武力制伏帝國主義,中國才能真正取得『平等的地位』。」「中國人一向以『天朝』自居,但百餘年來卻受盡各『先進國家』的欺壓。中國一向師法『先進國家』不遺餘力,但又長期陷入可望而不可即的挫折感之中。如果說許多中國人都有痛打外國人一頓,出一口惡氣的潛意識,大概不算很誇張。這種潛意識便是今天中國民族主義的基調。這種基調當然有時以比較文明的方式出現,並不一定訴諸暴力。例如我們常聽到的『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21世紀中國將成經濟大國』的曲折表達。」「但是『帝國主義侵略』或『外國勢力干涉』百餘年來已深入中國人的記憶之中,成為一個洗磨不去的符號;這個符號一經揮動,不管有沒有客觀事實的依據,都會在不少人的心弦上激起熱血沸騰的民族情緒。」

李登輝就說:「中國人近一百年都是被強國欺負的心態,是要改的。還有制度。如果制度不改,心態拿不掉的。共產黨的組織利用各種情緒上的民族主義,來做一些他們所希望的一些事情。這如果用在國家的建設很好,但如果用來對付外國、對付台灣、對付美國、對付日本,我看很不好啦!是非常危險。」

太史公曰:李登輝不能改變中國被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事實,又如何能改變反映事實的中國人「被強國欺負的心態」呢?是否李登輝要我們和他感謝哀悼屠殺中國人民和台灣同胞的裕仁日皇一樣,去感謝帝國主義,感謝帝國主義的殺戮和欺負;和他一樣,連「光復」、「戰勝」都不敢說,只敢說「終戰」?余英時更是把中國人企圖振作的自我期許都要視為西方莫大的敵人,其效忠帝國主義可謂死心塌地到極點。終於在他5月二十日發表的馬屁文章《理強勢弱與以理造勢》(《聯合報》)中,明白的主張「我們必須承認今天明明是『兩個中國』的分立之局面」。天下有主張分裂祖國的民族主義嗎?有主張「兩個中國」的中國文化嗎?所以他的學術偽裝正是西方(美國)帝國主義癱瘓中國民族自救自強的鴉片。

歷史怎麼寫

李登輝假統真獨並推諉自己政治責任主張「是維持台灣主權下的統一。我不是政治學專家,這個問題讓大家去猜好了。我想不必要說得很很清楚。」但畢竟他還是擔心著:「我不是一個歷史家,歷史是後來的人寫的,寫好寫壞我們不知道,我們去做!現在的做政治的,是沒有意見的,因為歷史會有客觀的判斷。不是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太史公曰:本省人李登輝畢竟和外省人余英時不同,李登輝尚知道為美日戰略利益分裂祖國領土主權是有歷史責任的,是要受到歷史審判和譴責的。所以才會想為自己推卸責任,說自己不是政治學者,不是歷史家。李登輝雖不知中國為何物,但尚知廉恥為何物;而余英時不但不知中國為何物,不知漢奸為何物,也不知廉恥為何物了。蘇格拉底有言,無知之惡甚於有知之惡,所以,余英時比李登輝更惡,外省人比本省人更壞。將來的歷史怎麼寫,還得要看未來的李登輝怎麼做,巴拿馬諾利加可以從美國中情局的線民變成中美洲的民族英雄。但過去的歷史對知識份子有特別的要求,顧炎武說過「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李登輝和余英時反華反中國民族主義的醜劇,當是台灣繼「經濟奇蹟」、「政治奇蹟」之後的「文化奇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