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忍因反共而反華乎？

李登輝的忠實同志

台灣大選之後，余英時在1996年3月29日的《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的文章，特別標出「中國大陸的新民族主義在性質上與舊民族主義根本不同，它已從自衛轉變為攻擊」。把中國民族主義分為新舊，好像是余氏的發明，其實所謂攻擊性云云乃抄襲西方媒體所謂「中國威脅論」的餘緒，在不久之前，西方媒體亦曾作「中國分裂論」，預測中國必將如蘇聯一樣崩潰，顯然認為中國民族主義連自衛的能力都沒有。這兩種矛盾的西方說法充分說明了許多外國人的無知、偏見，以及一廂情願。余氏是中國史著名學者，又是華裔，當然不可能在知識上與這般論調一鼻孔出氣，他的認同顯然是政治性的。

余氏的反共立場是一貫而明確的，大家應該尊重他的這種政治信念，然而他在台獨分子的挑激下，居然公開表態說台獨「也沒有什麼不好」，甚至比台獨分子青出於藍，說西藏、新疆、內蒙獨立「都是有道理的」。這種姿態不僅僅是反共而且是反華，根本罔顧民族利益，凡稍有民族情感的中國人都不應該容忍反華而沉默的。

余氏的台獨傾向在《飛彈下的選舉》一文中有進一步地呈現。他的「獨」當然不是彭敏明式的，但絕對是李登輝的忠實同志。李登輝既在政見發表會上借余院士之言來攻擊「中國的國家恐怖主義」，尊如國師，當選之後，余有所回報與呼應，亦不足為怪。不過余氏在《反思飛彈下的選舉》一文中，節外生枝，說什麼「人散廟門燈火盡，卻尋殘夢獨多時」，未免不讓老李感到掃興，蓋號稱五千年未有的大選，選出來的大總統尚未登基，燈火已盡，殘夢待尋，豈不哀哉！「獨多時」是否可以解作能夠「獨立」多少時候呢？

附和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交心之談

說到五千年第一次大選，原是李登輝的競選花招，以及夜郎心態的寫照，然而余教授以中國史專家的身份，竟亦跟著說：「中國史上破題兒第一遭的全民直選總統」。難道余氏不知中國全民有多少嗎？非也，他只是表示與李登輝心心相印。更令人驚訝的是他竟然說是「中國這兩個字究竟有什麼樣的具體內容，恐怕今天誰也說不清楚」。且不論一位中國史講座教授講不清楚中國的具體內容，已不可思議，他根本在替別人抬轎子，唱和李登輝的中國模糊論，而這一論調又見之於李登輝與日本人司馬遼太郎交心之談中。此一自外於中國人的談話，早已為海內外炎黃子孫所不齒，而今余英時不僅不以為恥，居然加以附和，可見他連「自衛性的民族主義」都沒有了。如果錢穆地下有知，能不從棺材板裡跳出來嗎？

他把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定性為「攻擊性」，然後把它與飛彈掛上鉤，於是將飛彈演習與民主選舉相對立，以達到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起了矛盾的結論。且不論這種化約與邏輯是多麼脆弱，他原意有所指，之所以特別提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講給台灣的統派和新黨聽的，那些被「安娜公主」公然申斥的人聽的，他不是在文章中諷刺台灣有些人「同情飛彈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的符號」，「甚至公開喝采」嗎？他的政治立場向李登輝一邊倒，還不夠明確嗎？

他自問自答地說：「中國人的民族情緒為什麼今天忽然高漲起來了呢？」此一自問就很奇怪。他難道不知道這六、七年來的中美關係，到底誰在「攻」，誰在「衛」？他若知大陸上的民族情緒是由外力激盪的，而非中共刻意製造的，就不會覺得「忽然」了。更何況四十餘年前，中共打敗國民黨，主要根本不是由於馬克思主義，原是乘民族主義而興。而他的自答又是拾洋人的唾餘，即最近流行的所謂共產體制崩潰，民族主義復興之說。他更引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 ）文化衝突之「雞毛」論，作為激化中國與西方矛盾的「令箭」，他特別強調復興的新中國民族主義的危險性，甚至於惡毒地比之於希特勒的納粹主義。若然，則中國之威脅不僅需要圍堵而且還要圍剿了嗎？此固許多外國反華人士之所願，余氏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反華人士固然認為香港回歸，台灣是中國一省，南沙主權，都是中國威脅，代表中國有攻擊性，難道余英時竟不知這些原非今日中共新民族主義的主張，亦是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的主張，更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余氏何忍因反共而反華乎？

腔調與彭敏明十分相像

余氏還要扮演心理醫生的角色，診斷中國民族主義的毛病，是由於學習西方老是學不像後所產生的「羨憎情結」，由於學不會的挫折因而轉羨為恨，最後歸宗於馬克思主義。他更進而斷言現階段的中國新民族主義的心理狀態正是這種「羨憎交織」情緒，而且由俄國式轉變為德國納粹式。他雖保留地說是否如此尚未易言，但他肯定羨憎情緒正「要求一個強大的中國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公開挑釁」，這種既不符合客觀事實又不負責任的論點，其武斷性不言自明。他刻意分析論證的政治目的，更昭然若揭。更令人遺憾的是，余氏有意或無意竟自外於中國人，如謂：「分析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人的意識裡，民族主義和民主之間存在著緊張和不安。」又說：「至今中國人在潛意識裡，還不能接受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的事實」，他好像茫然無知近代中國人從排外到懼外到媚外的歷程，至今仍然在與其他國家爭平起平坐的事實，我看今天有不少中國人，包括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中國人在內，還不敢與外國人平起平坐的原因是媚外，而非排外。余英時文中的「我們」顯然是與「中國人」對立的，他的「我們」當然不會有這種「緊張和不安」，這種腔調倒與彭敏明十分相像。

余氏口口聲聲民主，十分可佩，他告訴我們，自清宋民初以來仁人志士如何渴望自由、平等、人權，更是感人。但是我們不能不回想1975年蔣介石去世時，余氏所寫肉麻的捧場哀悼文章，公諸報端，1988年蔣二世經國去世，余氏槓上開花，再來一遍肉麻的捧場哀悼文章，再度公諸報端。請問無論民主、自由、平等、人權能夠在蔣家王朝中看到一點影子嗎？他在文章中提到的譚嗣同、章炳麟、梁啟超、陳獨秀、魯迅、胡適，可能這樣歌頌蔣氏父子這種人嗎？許多人為了做官或討生活，不得不寫應景捧場的文章，尚可原諒。余氏身在海外，一介書生，除了心甘情願捧蔣氏父子的場之外，又有何說？今日安排民主直選的李總統，高票當選，當然更可以大捧特捧了。至於是否如余氏所謂，有「個人利害的考慮」，或「精神境界的層次」，則不得而知了。

（本文作者為旅美名歷史教授，所署為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