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與特權

評民進黨陳師孟和新黨「家變」

林火旺 (台大哲學系教授兼主任)


(一)

台北市陳副市長13日召開記者會,批評台大校務會議被少數「不肖」教授所主導。事實上這樣的指控只有增加支持和反對雙方的敵意和仇恨,對於事情的解決並沒有多大幫助,更何況這種說法等於是藐視大多數校務會議代表的自主性,以及反省批判的能力。

在民主社會中,意見不同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將不同意見者都視為「人渣」,或以「不肖」來形容,我們會失去民主政治最珍貴的東西,也就是:把每一個人都當成人,尊敬每一個人自由言論的尊嚴。在十一日的校務會議上,我曾經發言支持陳副市長的借調案,但是並不是因為我認為陳副市長在法理上站得住腳,而是基於「情」的考量,我認為沒有必要在三年或四年之間作無謂的爭議。

其實借調三年或四年,在實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而校務會議會一面倒支持退回申訴案的主要理由,是因為當時教育部規定借調以四年為度,而陳副市長等以學術為由堅持台大只能借調三年。事實上這種「雙重標準」的感覺,才是申訴無法過關的原因。

以目前陳副市長對台大校務會議的反應,必然會使局面更加劍拔弩張,這對台大校方和陳副市長都沒有任何好處。陳副市長應該知道台大的生態,校務會議兩百多名代表,以強硬的方式反而會引來更大的反彈。我以為,民主政治最可貴的精神在寬容和妥協,在沒有辦法完全說服對方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學習互相讓步,因此我誠懇地建議陳副市長,應該透過其支持者,在台大校務會議重新提案,並在會前和持反對意見者進行溝通。如果陳副市長真有溝通的誠意,我相信雙方的敵意會減低,這個事件應該可以得到圓滿解決。其實知識分子的性格是:「死要面子」、「永遠不願意承認自己可能有錯」、「吃軟不吃硬」,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為了台大和市府的正常運作,我希望陳副市長放下身段、展現政治人物的民主風範。

回國八年多,我深深感覺即使在學術界,政治意識形態仍然主宰了許多的決策,如果以往政治勢力是從外部干預學術,而現在這種干預的力量則是來自學術界本身。這個結果,使得許多人不論平時為人多麼正直、善良,也成為反對勢力眼中亟欲打擊的「壞人」。這種政治惡鬥,不但侵犯了學術尊嚴,其實也使大家活得很不快樂。我期盼陳師孟事件使學術界所有成員都能自我反省,身為社會所尊重的知識分子,我們應該比一般人民更具有民主風度:尊重別人的反對、以理性解決歧見、還給每一個人最起碼的人格尊嚴,否則我們如何為人師表?學術的尊嚴又如何建立?

(二)

日前台大校務會議否決陳師孟副市長的借調申訴案,陳水扁市長對這個結果極為不滿,根據報導,陳市長表示,未來台大任何對市府的要求,都將依法處理,沒有特權。陳市長的談話隱含兩個意義,一個是台大以往在碰到和市府有關的業務時,曾經享有特權;另一個則是市府以往在處理涉及台大事務時,曾經不按正常程序而給予台大特權。

如果台大確實在和市府打交道的時候享有某種特權,我以身為台大的一份子,認為台大校方應該向社會大眾致歉。因為台大身為一個教育單位,是傳道授業的地方,絕對不應該不按照正常的行政程序辦事,如果台大都可以不守法,我們如何要求一般人民守法?但是如果台大根本就沒有享受過任何特權,陳水扁市長應該公開向台大道歉,還台大一個清白,因為他的談話顯然暗示台大曾經享有特權。

如果陳市長確實曾經給予台大特權,我以一個台北市民的身份,要向陳市長提出嚴重的抗議,陳市長身為民選市長,難道不知道民主社會最可貴的就是人人平等的概念?台大憑什麼理由可以享有特權?此外,如果陳市長可以給台大特權,市民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他會不會也給民進黨特權?會不會和他比較親近的人也同樣享有一般市民所不知的特權?如果陳市長是以給特權的方式獎賞和他想法相同的人,他還夠資格當全台北市民的市長嗎?其實每一個市民不論在投票的時候投給誰,他都享有相等的權利和義務,如果陳市長確實給過台大特權,他不只應該公開向台北市民說明,他到底給了台大那些特權,更應該向全體市民道歉,還市民一個公道。

(三)

新黨立委朱高正、黃國鍾指控另一位新黨立委姚立明涉嫌詐欺,17日朱高正更進一步召開記者會,直言批評陳癸淼和郁慕明的領導方式是在「造神」。這個事件對許多新黨的「死忠」者而言,無疑是冬天的一盆冷水。過去新黨在每次的選舉,都凝聚不少熱情的群眾,幾次的大型演講會不但吸引成千上萬的支持者,而且場面溫馨感人、士氣高亢,更令人津津樂道的是,趙少康選台北市長時的十萬人大遊行,沿路不見一片垃圾。

其實新黨的支持者中,除了少數的極右派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具有某種程度理想主義的中產階級,他們支持新黨主要是基於新黨的理想主義色彩,新黨一直被認為是打擊特權、黑金的代言人。也由於新黨支持者的這種性格,這次事件對新黨的傷害將會非常嚴重,因為如果姚立明確實涉及詐欺,那麼新黨理想和清廉的形象將受到強烈的質疑,如果「天下烏鴉一般黑」,新黨還有什麼理由可以贏得選民的支持?如果姚立明是清白的,朱、黃兩人的真正目的是挑戰黨中央的領導模式,由於這個不滿已經公開化,彼此之間的嫌隙似乎很難癒合,今後以一個小而分裂的政黨,將來似乎很難在政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許多人也許會認為,這個事件的問題人物是朱高正,以朱高正委員過去的經歷,確實也會令人產生這樣的聯想,所以新黨只要將朱高正開除,一切問題就可以解決。但是如果仔細分析一下朱委員對陳、郁兩位先生的指控,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有一位新科民代就曾經私下表示,新黨退出國發會的舉動,完全是兩、三個人的決定;謝啟大在接受電視訪問時也指出,新黨今後的領導方式,應該朝更民主的方式邁進。事實上,威權式的領導只適用人數少、向心力極強的團體之中,如果新黨要持續發展,除非將來的公職人員都是「乖乖牌」,否則一旦民代人數擴增,遭遇反彈是遲早的事。

不論這次事件是因為立委操守有問題,或者是爭取領導權所造成的內訌,我認為「權力使人腐化」才是最重要的關鍵。以往在野人士批評在朝者貪污、腐化、威權,完全是因為自己沒有腐化的機會,一旦自己掌握權力,許多人也禁不起誘惑。因此只要一個政黨

權力漸大,官僚政客就會慢慢浮現,難怪許多有政治潔癖的人不願意投身政治,因為在那 裡都有政客,從這個事件顯示,新黨似乎也無法免疫。雖然新黨現在還不是一個大黨,但是有些人在黨內所享有的權力,已經足夠使他們腐化。如果新黨將來的發展還有希望,也許李慶華的話最一針見血:「多批評自己、少批評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