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會議緣起及發展經過

1996年5月，李登輝先生在總統就職典禮中表明，將在短期內盡速召開國家發展會議，共商國事，為中華民國的未來規畫出一幅可大可久、可長可遠的發展藍圖。此事後來經過有關權責單位二個多月的籌備，劃分為「憲政體制」、「經濟發展」及「兩岸關係」三組，歷經議題的設定、分組研究、提綱撰寫、會前會議及大會全體討論等幾個階段，終於在96年歲末「完滿」結束。

在會議召開之前，台灣的三個主要政黨對此會議的屬性各有立場，執政的國民黨將其定位為全民會議，民進黨將其視為制憲會議，新黨則認為是體制外的政黨協商會議。執政黨想要藉此凝聚全民共識，並將會中所達成的結論作為政府施政的依據，但是在野政黨則懷疑政府的誠意，擔心執政黨有意重玩1990年國是會議的把戲，將在野黨當成政策背書的工具，在野黨的憂懼並非毫無根據。

在會議協調過程中，國民黨與會代表曾經積極主張，必要時不妨動用表決，最後定稿文件只能寫出共識部分，其他未形成共識的部分都不應列入全體會議結論。但是反對黨，尤其是新黨的立場則是有意壓低會議層次及影響力，堅持既是體制外的會議就不得動用表決，有共識固然最好，沒有共識也該將各種觀點並陳，以示 對歷史負責。民進黨則遊走於兩者之間，希望乘機攫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可能由於個性、學養或其他不為人所知的原因，大會召集人副總統連戰對於整個會議的籌備及議題的設定似乎持較開放態度，反對黨的許多觀點獲得採納，如不得動用表決，正反意見並列，召開會前會議，國家體制、大陸政策的決策及監督機制都可列入討論等等均為例證。在野政黨對此情形曾多次表示肯定與讚賞，殊不知執政黨在大會召開前夕卻突然在憲政組提出政策底線，使得情勢為之驟變。

事後檢討起來，或許正如民進黨及新黨人士所言，在整個國發會的所有議題中，只有廢省（凍結台灣省）、（總統）擴權才是真的，其他議題都是假的，屬於陪襯的性質。國發會一共達成了192項共同意見，其中經濟部分有其客觀規律，主要重點仍在憲政及兩岸關係方面，國民黨可以說是大獲全勝，民進黨也透過會外協商撈到許多好處，孤立無援的新黨最後只好壯士斷腕，毅然先行退出國發會議。

會中的重要結論及影響

憲政改革部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仍在總統擴權及提升行政效率兩個方面。國民黨提出改良混合制，主張民選總統理當享有更大的決策權力，總統可以解散國會，提名行政院長不必經由立法院的同意，立法院可以擁有倒閣權、彈劾權及審計權等等；在提升行政效率慮方面，會議達成縮減行政層級，凍結省長選舉，鄉鎮長官派等具體結論。在國民黨及民進黨的協商、妥協或分贓之下，中華民國總統的權力大幅增加，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台灣省的職權都受到相對的剝奪，台灣已由表面的修憲走向實質的制憲，朝單一國會的方向發展。

經濟發展部分：經濟發展組的成就相當可觀，達成的共同意見共計一三四項，占所有共識的70%，但這主要是因為經濟活動有其自然規律，較少牽涉國家認同、體制之爭的關係。其中重點包括改革預算制度，控制政府支出，進行稅制改革，修正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支劃分，加速基礎建設等等。民進黨曾由經濟組提升升政府行政效率的角度發動攻擊，大力要求縮減行政層級，以達成廢省的目標。國民黨的黨營事業雖是在野黨攻擊的重要目標，但國民黨最後只作些微讓步，即告全身而退。未來可以預見的是台灣民眾將要面臨加稅的事實。

兩岸關係部分：兩岸關係由於牽涉國家定位與認同問題，一般以為甚難達成共識，但是與會代表經過多日反覆辯論仍達成一些基本的共同意見，惟民間將其挖苦為「把常識當成共識」並非一無道理。會中共識多屬防禦性的消極概念，並無太多具體、前瞻的觀念和作法，凡是稍有爭議的論點，如國民黨所主張的兩岸「准國際關係」，民進黨的「國際關係」均遭排除，共同意見中既未見「一個中國」，也沒有「統一」的字眼，其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會中建議在總統府下另外成立兩岸關係諮詢機構及民間性質的兩岸論壇。

台灣未來的可能發展

一：新的強人政治又告登場

李登輝先生主政以來，歷經多次政爭，但他可以說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對內，李煥、林洋港、郝柏村、蔣緯國的威脅已成過去；對外，中共雖然決心把他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中，甚至不惜對台舞刀弄槍，但是對其仍然無可奈何。李登輝已經站在歷史的高峰，目前的黨、政、軍、情、群眾系統可以說是完全都在其掌握之中。和當年的蔣經國先生或中共現在的江澤民主席比較起來，李先生的實際權力實在不遑多讓。台灣的外交、國防、大陸政策都由其所完全主導，難怪有人稱其為帝王總統。

其實，對大多數的台灣人民而言，不管是總統制、內閣制，或以發展為重的柔性威權體制都不是沒有討論的空間，但大家所關心的重點應該是在建立起一個權責相副的制度，有權力的人必須受到監督、制衡，這是一個不容妥協的基本信念。這次國發會完全貫徹了李先生的個人意志，台灣省遭到凍結，國大、監察院的職掌受到削弱，總統可以解散國會，立法院卻只能倒閣，而對總統的彈劾權卻採取極高的限制標準，國會在未實現彈劾之前恐怕就遭總統先行解散，李登輝的權力已經膨脹到令人擔心的地步。

二：權力鬥爭仍將再起

國發會中有關廢省、擴權的決定並未經過事前充分協商。會後，在野的新黨及部分民進黨成員對李登輝先生及其政府仍有嚴厲批判不足為奇，但國民黨內部的反彈聲浪恐怕則更值得重視，國民大會、監察院、台灣省由於職權受到損害，未來或許都會有具體的反對措施出現。坦白的說，這些機構的某些人員當年都曾扮演過為虎作倀的角色，今天只不過因為利益受損才有異見，並不十分值得同情，但是台灣省長宋楚瑜堅辭省長及國民黨中常委一事確實已經為下一回合的權力鬥爭揭開了序幕。表面上的理由，宋楚瑜的辭官是為了對歷史、省民、工作及個人尊嚴負責，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對中央政府傳達了極端不滿的訊息，丟出一個重量級的炸彈，如果宋楚瑜堅拒慰留，國民黨中央將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依法，台灣省必須改選；依理，國民黨既要廢（凍）省，又如何派出夠份量的人物參選？除此而外，國民大會、監察院、省議會、民進黨、新黨方面一定還有強大的反彈、杯葛力量出現。政局未來發展如何目前仍有許多變數，但是台灣恐怕已將進入另一階段的政治動盪不安時期。

三：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合流

根據筆者個人在國發會中的觀察，民進黨中的一部分人士其實是把獨立當作一種策略運用，如果中國將來真的變得富強興盛，彼等也不絕對的排斥統一；但是嚴重的是，國民黨主流派中某些對中國極端仇視的政治人物卻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也就是把統一當成策略、手段，把獨立當成最終目標。由於無以名之，筆者姑且將前者稱為「台獨統派」，後者為「統一獨派」，當然，對內、對外、對中共來說，問題的關鍵都在執政的後者，中共之所以不敢掉以輕心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整體而言，李登輝先生成功的利用台灣民間和民進黨中不十分健康的「李登輝情結」，採取民粹主義的方式從事政治鬥爭，其中有太多的權謀，太少的理想。台灣民間目前確實是有「國『民』黨」的反諷說法，國、民兩黨合作的可能甚大。但是這裡必須強調的是，即使如此，兩者仍然只是階段性、暫時的同盟軍，只是利益取向的結合，國民黨的主政者或許希望藉民進黨之力掃除殘餘的反對勢力，打擊中國意識，民進黨則是要借力使力，早日實現其執政或獨立建國的目標。

四：短期內兩岸關係難有突破

國發會中有關兩岸關係的議題，舉凡國家定位、認同問題，「一個中國」、「統一」都是爭議的焦點，國民黨主張兩岸關係為準國際關係，民進黨則認為是國際關係，由於民進黨的堅持、國民黨的不表反對，一個中國、統一的字眼全部未見列入共識部分。難怪一位民進黨籍代表在會中一再強調，既然統一、一個中國並未成為全體與會代表的共同意見，中華民國政府今後就不得再行強調這兩件事情。事情的發展，令人合理懷疑國、民兩黨之間有某種程度的默契和合作。在這種情況下，兩岸關係無由獲得改善應可預見。

關於籌設兩岸民間論壇及另設兩岸關係諮詢機構一事，由於其間牽涉到大陸方面是否願意配合及台灣主政者的誠意問題，未來發展仍然有待觀察。不過，由會中親政府學者的發言內容來看，政府為了讓民進黨人士加入，不惜考慮將國家統一委員會的極具政治意涵的「統一」二字變更，而負責執政黨文宣工作人士寧可使用中共正式國號也不堅持本身中華民國的立場，事情確有蹊蹺。外界批評台北當局在搞明統實獨的陰謀或有過當，但對其追求兩個中國的指責恐怕並非全然無的放矢。

五：學者的揮灑空間仍然有限

國發會場上，三黨一派各自推派與其理念較為接近的學者出席討論，雖然多數學者尚能就專業領域知識據理力爭，但是影響力實在有限，大家都是邊緣人物，權力的運作隨處可見，即使連憲政改革組的學者基本上也成為貫徹主政者意志的御用工具，學者的揮灑空間實在有限。筆者及其他學者在兩岸關係組有關政策面、技術面的專業、具體建議還不如某些知名企業家的一、二句話，政府官員對彼等談話內容重視的程度，處理的方法遠非外界所能想像。

舉例來說，既然國發會兼具改善兩岸關係及政策宣示的作用，筆者曾在會中建議，政府不妨堅定表明，台北追求自立、自強、反共但不反華的立場，強調自立並非獨立，自強不是自大，台灣對於中國的未來有一分責任與權利，台北絕不作為外國勢力圍堵、限制中國未來發展的工具，並主張政府不妨由正面、前瞻、互助的角度出發，責令有關部會擬出兩岸可以相互合作的互利事項並據以執行。結果，所有建議都未能獲得接納。

結 語

說起來，今天中華民國的問題其實在於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已經錯亂、扭曲，人人都知道台灣是個病態的社會，在上位者言而無信，不但師心自用，而且剛愎自用，一再出現政策急轉彎的情況，當年的總統直選、委選，今天的亞太營運中心以及廢省風波都是例子。許多政府官員為了討好當道，不但無恥、無行，而且無能，上焉者不說真話，下焉者還要睜眼說瞎話，而靠搞群眾運動起家的民進黨領導幹部內心對群眾的輕蔑、不屑，不顧理想只重權謀都令人歎為觀止。稍早，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先生曾經說過，由於成長背景的不同，李登輝先生對於中國較少感同身受的情感，但這恐怕只說對了一部分。有人甚至認為，由李登輝先生平常的言行看來，他不但對中國缺乏感情，恐怕還多了一分厭惡、不齒之情。對他來說，反華與反共恐怕是無法分割的同一件事情，甚至反華的成分或許還大於反共也未可知。看來，兩岸之間除了歷史仇恨、意識形態、生活差距、政經體制的不同之外，領導人的個人因素恐怕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1980年代初期，一位知名華人領袖在訪問過中華民國之後，還真覺得台北有能力、抱負，能夠統一中國。90年代初期，他再度訪台之後，看到政、經社會秩序的敗壞，國家認同的混淆，認為台北如能和中共爭個平手已屬萬幸。目前所不知道的是，到了21世紀初期他是否會有更負面的評價？今天，台北的道路可以說是越走越窄，實在到了必須深切自我檢討的地步，再這樣下去，國家前途實在令人難以樂觀。

當年，國民黨其實不是毀在共產黨的手中，而是栽在自己手裡。今天，我們深切的期盼，中華民國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的警語不宜或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