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是全體中華民族的利益

出席（依發言順序）：

主持：吳瓊恩（政大公行系教授兼系主任）
　　　厲威廉（陸委會港澳處處長）
　　　黃枝連（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教授）
　　　王英偉（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
　　　張麟徵（台大政治系教授）
　　　楊錦麟（香港《快報》台灣版主編）
　　　蔡　瑋（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時間：1997年6月15日

地點：師大國際會議廳

主辦：海峽評論社

重視香港重回中華民族

厲威廉：就台港關係而言，它本身與兩岸關係是有相當密切、利害的關聯的。而目前因國家統一綱領尚處在近程階段，故無法有官方之接觸與直接的往來。但台港之間卻有非常頻繁之往來，而在7月1日之後，我們也需要此種關係之延續。基於台港關係受兩岸關係之影響甚深，在此謹就政府所有之措施，分就法治、政策、組織、工作加以說明。

就法治而言，將以港澳條例為基礎，並希望特區政府訂定台港專法來規範。在政策上我們將香港定位為不同於大陸地區，持續現有之台港關係，維護港人之既有權益為原則，並希望中共能盡早恢復協商並討論台港的問題；並認為一國兩制並不適用於台灣。

在組織方面，陸委會成立了香港事務局以對內整合駐港各個單位的工作，使有限之資源得以發揮更為有效之運用。同時也希望香港特區政府能考慮屆時在台灣也設立機構，使台港關係在官方接觸上能有所開展。

最後在工作面上，除了航運的談判、空運的通航之外，舉辦各種台港學術會議以促進彼此的瞭解，都是必要的。

關於參加香港移交、官方儀式及慶祝活動的問題，我方的原則是尊嚴和務實。有關官方的儀式方面，包括香港交接的儀式、香港特區政府成立的儀式和英方舉行的活動如大型餐會上，我方官員可以貴賓或一般嘉賓身份受邀參加，這可體現我方對香港重回中華民族的重視。

在特區政府成立儀式方面，透過《港澳關係條例》和我方派駐香港的單位，甚至將來我駐港人員，亦可和香港特區政府往來。是以我駐港代表或官方人士，可以一般嘉賓或香港人士身份參加。

至於民間團體或人士，若非以地方代表身份受邀，亦可參加。

官方人員以優先選擇香港特區政府所舉辦，較具有代表性之慶祝活動為原則；而不宜參加部分左派團體所舉辦，慶賀意味較濃之活動。以避免被中共利用，刻意矮化我方為地方政府之企圖。

今天之台港關係在於體現兩岸三地三贏之政策，將來應盡量在經濟、文化方面加強交流以緩和雙方在國際、軍事上之問題。

彭定康執行新的對華政策

黃枝連：大陸學生們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7月1日是不是可以順利地到來？在這個過渡時期會不會有什麼變化？我們的分析、評估是樂觀的。因為，第一，本來中英聯合聲明在1984年12月生效以來是預期有個愉快的合作，但在1992年8月因彭定康新的對華政策，而引致了中英之間的激烈政治鬥爭，至最後北京掌握了整個香港大局發展的方向。

北京政府的立場是明確地不願在97之前有任何動亂以致不能和平過渡；不願一國兩制沒有辦法以和平的方式來開張大吉；它決心不讓香港在97之前發生什麼變化。

第二、英國在香港的後期，一直到目前為止都是很有效的統治；北京也給予諸多配合，所以香港迄今仍是處於穩定、有秩序的狀態。

第三，香港一般市民接受香港回歸之事實，畢竟反對香港回歸者是極少數──雖然真正覺得普天同慶，非常熱烈的歡迎一個新的紀元到來的，還是少數。多數市民是認識到英國人統治的時代是必須結束的，而香港一國兩制的時代沒有辦法不開展，這是一個沒有辦法改變的現實。

所以我認為有90%以上的香港市民是以「平常心」來接受、迎接這個日子。因此香港也相對地處於一種平穩的狀態，亦即「民心不思變」──他們既不認為這是普天同慶而上街大肆慶祝，也不接受任何人來搞反對回歸，指責北京的活動。

第四是國際因素。一般來說，周邊國家地區都接受了香港回歸之現實，且多抱持正面之態度。尤其美國之處境更為微妙且影響力也很大，他同時也是得利最大的國家之一，甚至不亞於中國，所以它將不會在97之前引發太多問題而損及其利益。

基於以上四點原因，香港回歸是可以很順利地實現的。

那麼，香港目前到底是不是普天同慶，或是一片昇平呢？雖然我們預期香港的回歸是樂觀的，但是香港社會本身卻是存在著很多、嚴重的問題，這是在97之前先已浮現，而在97之後所必須面對的。

譬如房屋投機、炒作問題；譬如企業、產業、製造業空洞化問題；港人到大陸非婚生子與婚生子數字多達十幾、幾十萬的問題；一國兩制理論上以及實踐上還有許多待解的問題等等。針對這麼多的問題，我們提出需要在特別行政區建立之後，立刻引進「10年發展規劃」。

麥理浩是個很有作為的人

我們覺得港英直至目前對香港的統治所以能仍然有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於70年代的麥理浩總督，他是一個非常有作為的人，對香港的房屋政策、教育政策、新市鎮發展的政策以及廉政公署等等，做了一系列非常有成效的工作，才使得香港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事實上香港這十幾年來等於是在「吃老本」，吃麥理浩新政的老本，因為這十幾年來香港政府並沒有什麼大作為，尤其過去五年，中英雙方政治鬥爭為主，根本沒有什麼建設性的構想。

現在，我們必須補足這一段時期的空白。諸如現在很嚴重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是不是需要在香港建立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新生代的產業，即香港跟中國大陸，甚至跟台灣、東南亞等有關的產業結構配合，然後在香港本地再重組一次產業、製造業，再引進大陸的大中型企業參加。

我們同時也在設想港商在大陸的資本，完全可以用外資的形式帶回香港來參加新生代產業的建設。只有如此，我們才能重新的做好新市鎮的設計、新人口的安置以及新教育政策的安排。再有一個問題是，現在大陸中央和香港特區之間雖有基本法的規範，但基本法卻無法處理其他層面正在發生的問題。如新移民、新人口來香港就學、就業、定居的問題；基於此，我們認為大陸方面是否需要考慮建立一個大陸內地與港澳關係之法令，就如同台灣方面的港澳關係條例一樣。

歸結起來說，我個人認為過渡時期應該可以很順利的結束；而過渡完之後，香港面對的挑戰，則剛剛開始。

王英偉：在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時，我很榮幸地有機會在整個中國回歸香港的過程中直接參與。因為當時英國政府為了向英國國會報告究竟香港人接不接受這個聯合聲明，雖然很多香港人要求作一個全民的民意調查，但不論中英，雙方都不贊同。最後便決定在港府抽調幾十個人成立一個民意審核處，主要在於利用此一機構來編寫這樣的一份報告給國會。

我是第一個被派到這個辦事處的，後來我們的結論是香港人基本上是接受此一聲明的，但是他們還有許多顧慮。針對此，我們除了將這些顧慮列入報告中外，也督促中國政府在起草基本法時，要把港人的這些顧慮包含進去並謀求解決之道。

沒有信心者為回歸付出代價

在85年到90年中國政府開始起草基本法的時候，由於中國政府對起草基本法非常地重視，便在香港組織了一個約二百人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每起草一條基本法便諮詢這些香港代表的意見。因為我上述的背景，中國政府特別邀請我參加了這一個諮詢委員會，所以我又直接參加了這一個「香港小憲法」的起草工作。92年後，由於我不再在港府工作，中國政府便邀請我參加一些回歸的安排，直接參與了預備委員會、籌委會，專責香港第一屆特區政府成立的一個權力機構，其歷史任命也將在回歸之後結束。

在參與香港回歸的這13年過程中，個人的感受很深，而香港人的心態也從一開始80年代初期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到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到大量的香港人向外移民，到起草基本法、中英二國的對立、移民人士又回流香港，到現在將近回歸的這段時間，一直不斷的改變。

這個改變除了是面對現實逐步接受香港回歸這個方案的不得不然外，加上世界性的不景氣以致香港人才的再度回流，實際上產生了一個正面的影響，即幫助香港真正的國際化。以前香港的國際化，依靠的是外國的朋友，而經過了這一波移民潮之後，香港人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親戚朋友，使香港可以真正的國際化。

這是回歸中國在香港初期所起的震盪帶來的正面影響，其作用在幫助香港面對下一個世紀，在國際化的層面上，使我們更成熟，更有準備。

當我們在準備回歸的過程中，有很多人懷疑會不會在90年代初期或中期，有很多的香港人陸續地離開？很多人預計在92、93年間會有一波較大的移民潮，於是就計畫著屆時可以買到較便宜的樓宇。結果呢？92、93年人口反而回流，房屋需求加大、價錢更高，也致使一些當時移民的人士，在回來後，買不起、買不回當時的房子，這是對香港沒有信心的人為回歸付出的代價。

香港之所以能平穩過渡、回歸，主要是因為它的經濟發展得不錯，和中國的改革開放。

另外，在這一段時間中，有很多的香港人因為要面對回歸的事實，所以抓緊了這個機會盡量地跟大陸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進行溝通，因為我們別無選擇，但在交流瞭解之後，卻把以前很多的誤會、一知半解的情況消除了。

我們驚訝於大陸方面在經濟和人文思想上徹底的改變，我們對大陸瞭解愈多，「怕」中國、怕共產黨的心態也就愈不存在。之所以在今天沒有人會說我們不要回歸，在於彼此之間的溝通比以前多很多。我們看到中國最近這二、三年的金融改革，貿易的改革，這些都是一步一步且很艱難地走來，人民幣改革的成功即是一個顯例，它不但在改革後兌美元的幣值沒有往下掉，還反而一再地往上調，這也是因為國力增強了的關係。

香港人在準備回歸的時候，原本也會擔心在回歸過程中到了最後階段會發生反帝國主義，但結果並沒有發生。因為現在人的教育水平不一樣，素質提高了；而且英國人在香港確實也建立了一個不錯的社會，所以我們沒有讓民族主義對整個回歸起了反作用，而是以一種平常心來面對。

如果中國政府遵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且從其這十幾年來回歸的過程中一一體現出中央對維持香港的決心，香港人也從這十幾年所見中國政府的動作，對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行增強了信心。因為我們是以逐步通過事實的辯證來看這件事情的發展，並不是感情用事，而是非常理性地分析當前的形勢，所以能以平常心來看待香港的回歸。

在香港回歸以後，中國政府已經立下了很多政策，把香港定為特別行政區，直接由國務院來管轄，香港保持目前「外資」同等的待遇。這方面對於台灣以後在香港活動，通過香港到中國投資、進行商業活動，是非常有利的。

華人是支持改革開放的一股力量

為什麼中國這十幾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可以取得這麼大的進展？這當中包括了中國政府的官員們很多的努力，以及中國在海外的五千六百多萬華人的努力，他們是中國這幾年改革開放的一股很大的力量。在香港回歸以後，這股力量，這些海外華人的貢獻是會繼續存在的。

華人的動力，實際上是在台灣跟香港，所以台灣跟香港對於中國大陸以後的改革開放，還是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兩岸三地不論在人脈、經濟、文化上，都有同種同源的關係，是不可能以任何人為的方法來加以分隔的，也因此，如何加以合作便成了我們當前的課題。

香港回歸後，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卻有相對高度自治的地位，如何保持香港繁榮的同時並幫助中國的和平統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然而，香港對台灣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香港如果能夠平穩過渡且繼續繁榮昌盛，在中國政府的扶持之下，保持以往的發展，對台灣是起一個示範的作用；如果香港管不好，相對的，中國和平統一的難度勢必會加大。所以香港人要在自己的崗位上面做好自己的事情，這樣就是對和平統一做最大的貢獻。

香港回歸以後，我希望台灣對香港能一如以往，抱持著支持的態度，採取務實的作法，處理與香港的關係，因為只要台灣跟香港的關係能維持下去，甚至愈來愈密切，無論在商業、文化乃至各方面的聯繫溝通，勢必促進台灣對香港有最直接的瞭解，而不會造成兩岸三地存有任何誤會或隔膜，被有心人士挑撥，不要讓別人在我們中間做任何事情阻礙我們同種同文的人統一，阻礙我們在下一個世紀成為第一強國。

張麟徵：對於一國兩制，各方對於它的評價以及心理上的預期不盡相同。

對港人而言，回歸是一個無可迴避的事實，因為中國人比較能隨遇而安，慢慢地也就接受了它。但是，我覺得當中有一點非常重要的是，如果回歸不是在一九97的今天，而是在三、四十年前，我想香港人一定會有非常大的反彈。這也就是說，在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實際上大陸的政策已經在作轉變了，只是我們不知道它政策的穩定性如何，香港港人對這一點也沒有信心。

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之後，產生了一批移民潮，雖然在香港的持續繁榮以及大陸經改政策的進展下回流，而在今天的香港人對於回歸的命運已經是非常地坦然。除了極少數對於民主、人權這些問題還有一些疑義，對中共的承諾還有一些疑慮之外，絕大多數的人應該都是坦然以對的。

再就中共而言，它是在香港回歸問題中，最不能輸，最輸不起的。因為一旦在香港回歸的問題上出了亂子，首先，外國人會說我們中國人比他們差，把好好一個東方之珠弄糟了，這是中國人在面子上丟不起的，所以，在這個前提下，中共是極盡一切地要維持香港繁榮的現狀。

另一方面，如果香港的回歸是正面的，對台灣問題的解決，肯定會起示範的作用。而且中央亦絕對不願以武力來解決兩岸關係，他們也會期待一國兩制在香港有所成效後，建立起台灣對中國大陸的信心，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香港是兩岸之間重要的橋樑

再就台灣來說，我想大家也是希望兩岸關係經由和平的途徑來獲得解決，而不要兵戎相見，給外人有可乘之機。但不可諱言的，在台灣還是有一些人不做如是觀，他們想要維持台灣的主體性，突出台灣主權，對於這些人，他們不單不能接受一國兩制，更極為排斥。

儘管可以說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和香港不同，香港是個外國人統治下的殖民地，台灣有自己的國際地位同人格。在某種程度上並不為過，可是就這種主張背後的一些含意來分析的話，其實正如鄧後的一些反應一般，他們總是從負面的角度去解析。

我認為台灣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可能是亦憂亦喜，既擔心屆時國際間對台灣的支持大幅削減，認為不支持台灣在道德上亦無所虧欠，因為香港做得到，台灣也可以做得到；一旦港陸之間能夠水乳交融，對支持台灣與大陸和平統一的人來說，當然是一個好現象，會給我們帶來相當多的鼓舞。台灣的看法，其實是非常分歧的，同一件事實，對統派與獨派來說，可能各有不同的評價。而就外國人來說，如果香港能夠平穩回歸且持續繁榮，即使他們不希望看到一個強盛而統一的中國，也沒有什麼理由可以站出來反對。

另外，我覺得剛才黃教授所指出香港目前面臨的問題，其實不是因為回歸而造成的，它們是早在過去一、二十年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後所造成的。其實在英國人統治下也想不出辦法來抑制這些現象。再說到產業空洞化及失業問題，跟台灣所面臨的是一樣的。這些都是香港在回歸前就存在了的問題，只不過是在回歸後會成為特區政府非常大的一個包袱，怎麼去解決，正考驗著香港和大陸雙方的智慧。

香港回歸之後，必然會使三邊的互動產生一些新因素。就如同香港的定位問題，儘管香港在回歸之後雖然是特區政府，事實上確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而台灣將之定位為跟中國大陸不一樣的比較特殊的一個地方，有若干事實的根據，也有一些自己一廂情願的假設。香港回歸之後的台港問題，是我們相當重視的一個問題，因為香港其實是兩岸之間一個很重要的橋樑，無論在經貿上、文化交流上，甚至於政治的互動上，香港所扮演的角色都非常重要。97之後台灣駐港的機構雖然應該可以留下來，但是它們的活動可能需與其成立初時之宗旨相符才行，而收斂一些不太合適的活動。

其實，香港的朋友也非常希望兩岸之間能有一個很穩定的、很和平的關係；因為香港的經濟繁榮主要的是信心，沒有信心，隨時都可能崩盤，如果兩岸關係發生問題的話，香港絕對會受到波及，所以香港朋友其實跟我們一樣，非常希望有一個很穩定而協調的兩岸關係。

從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到香港真正回歸之間有13年的時間，而回歸之後，中共承諾香港50年不變，如果可以香港做為台灣的借鏡的話，我們便毋須過於擔心與中共之間的對談，必須立刻面臨統一的問題。即使今後的談判無法避免政治性問題，卻也不可能限時在短期間內就談成。兩岸也許可以給彼此十幾二十年的緩衝期，然後再實施某一制度，再談統一，而在談判期間，更可以參照香港的發展情況，然後決定立場，這是香港給台灣的啟發以及時間上的空間。

事實上，大中華經濟圈早已形成，兩岸三地之關係也已經很緊密了，一如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唇齒相依，台灣與大陸也是一衣帶水之隔，無論如何，台灣將免不了統一的命運，而我最期待的，還是大陸本身經濟持續的繁榮，解決本身的問題，再在民主化的進程上逐步的推展，期待中共變好、變強，成為一個磁鐵，使得香港、台灣不論願意與否，都會被它所吸引過去。

認知真實的香港回歸情勢

楊錦麟：我想談的第一個問題是：客觀準確地認知香港回歸情勢的意義。

在80年代中期，中共在策劃香港回歸方案過程中，預想到可能有三大破壞因素：一為香港之黑社會在回歸過程中乘機興風作浪，其次為國民黨在香港之勢力，最後是國際上反華勢力。

經過了十幾年的實踐來看，近三種因素的破壞力，在整個過程中並不那麼顯著，卻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即這類分析對兩岸正確之決策實為必不可少的前提。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教授5月31日刊於《中國時報》的（一國兩制香港面臨的跨世紀考驗）。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翁松燃先生6月11日在中央社的專稿中，除了表示一國兩制固有矛盾與難以解決的部分，也承認了以港人的角度來看，一國兩制是目前情況下主權移交時大陸最大可能的最好選擇，再有廖廣生先生前兩天陸委會的諮詢委員大會上對香港情勢的評價便較負面。

我提出第一個問題：同樣是站在台北政府的立場上，同樣具有智庫的身份，為什麼他們對香港資料的掌握和解讀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別。如果台北政府對香港政策之決策只採取順耳的話，那其準確度必有問題，相對於大陸亦然。

第二個問題是，兩岸當局在7月1日以前對香港問題的展望和前瞻的立場，我個人覺得都有舛誤。台北方面一再的強調兩國兩制的不適用於台灣，以及大陸方面的立場說一國兩制不但適用於香港，且一定適用於台灣。我認為兩岸當局都犯了一個主觀設定的錯誤，因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只能說是完成了實踐的準備即將進入實踐，但尚無成功或失敗之經驗，兩岸當局如何據以聲明適用與否。從當局的角度言，可以聲明立場，但不要作武斷之結論，那無助於兩岸三地之民眾對一國兩制之理解與接受，對兩岸關係之和平相處亦是不利的。

另一個問題是在7月1日以後，不論你願意與否，兩岸三地關係之互動即進入一新的歷史轉捩點，就會出現新的格局，必須有新的觀念、思維與思考去面對，而不是原地踏步。

兩岸關係在7月1日以後，香港的地位、功能、作用如何評估？台港關係之維繫發展對台灣的利益是很大的。兩岸關係的突破、維持、溝通、瞭解以及互信的建立，香港的功能正在顯著的提升，准此，在7月1日以後，香港對兩岸關係互動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除了扮演橋樑作用外，更是中間的一個緩衝地帶，也是兩岸關係的潤滑劑與政治資訊的解碼器。所以，我認為兩岸三地關係的互動是有潛力、有活力、有拓展空間和很豐富的政治想像空間。

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瞭解、對共產黨恐懼感的減低，以及對97回歸中國自信心的增強之過程，或許可在未來做為台灣處理與大陸關係之借鑒，這是兩岸關係中之香港經驗。

兩岸關係畢竟取決於兩岸

在既被動且不明朗的狀況下，台灣港澳政策的貫徹落實與準備因應，可以做了這麼多工作，我給予比較正面的評價，但是在7月1日之後，台灣的駐港機構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必須有一些根本上的轉變。這個角色的轉變是認識到且也做了些相應的措施，但類似49年撤退以前之心態卻尚未改變，如若在這種心態下展望新的關係互動將是很危險的。如果心態不改、思維不變、觀念不換，將很難有三贏局面的形成。

蔡瑋：我個人覺得兩岸關係的本質，不會因為香港的回歸，而有什麼根本上的變化，因為兩岸的關係畢竟取決於兩岸之間，當然我也同意香港回歸之後，中共掌握了更大的籌碼，對中共來說是較有利的。香港也確實是一個新的因素，可以扮演緩衝、潤滑的角色。就我所知，中共沒有意願，也不會採取任何行動來藉著香港回歸去傷害台北。

對於台北拒絕回應中共一個中國而在國際上全面出擊，在經濟上「戒急用忍」，在香港問題上台北當局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在這種艱困的逆境，面對香港回歸這不可逆轉的事實，不論在經濟、文化各方面，台北可否擬出一些策略，在自然的情況下，利用香港為一個催化劑而使中國大陸變得更文明、理性，值得中華民國政府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