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改革」與「心靈改革」

從雙首長制到爸爸主義

國民黨謀士和民進黨黨中央所聯手推出的憲改革案，明明在製造一個巨無霸總統制，但為掩人耳目，才把其所杜撰的奇特製度美名為雙首長制，並搬出法國第五共和的憲法當盾牌。但國內並不缺乏研究法國政制的專家，他們一致指出，憲改版本一點也不像法國的雙首長制，因為法國總統的權力並沒有那麼大和不受制衡。於是國民黨改口說，這不是那一國憲政的翻版，而是我們自己發明的改良制。一位學者出身的國民黨官員進一步厚顏說，中華民國憲法本來就是雙首長制，法國還是向我們學習的。

事實上，印尼蘇卡諾才是雙首長制的鼻祖。要搞雙首長制，就應向蘇大總統拜師。

印尼於1949年年底正式獨立，實行內閣制。當時印尼有四個主要政黨，卻沒有一個在國會佔多數，因此內閣壽命皆極短促。蘇卡諾為表示其超然地位，放棄其手創的印尼國民黨主席之職。但他是建國英雄，又極具群眾魅力，在各項政策制訂上自享有不受挑戰的巨大權力。這才是最值得國民黨倣傚的雙首長制。

1957年以後，印尼政局不安，民生凋敝，部分地區且發生武裝叛亂。於是蘇卡諾提出以「指導民主」取代西方的議會政治，遴選一個不分黨派的「互助國會」，以體現其全民政治的偉大理想。他自封為終身職總統，和「精神改革工程的總司令」。印尼人都叫他爸爸，學者把此戀父情結稱為爸爸主義（Bapakism）。

倘若此次憲改成功，總統的權力將愈來愈大，名義上為全國最高行政首長的行政院院長不過是他的影子和政策出錯時的祭品。如此，一個台灣版的爸爸主義，遲早恐將會出現的。

你們都冤枉袁世凱了

四百位大專教授發表一篇義正辭嚴反對「雙首長制」憲改聲明，令人激賞。不過文中提到袁世凱竄憲擴權及毀憲稱帝事，似須補充說明。一、當他的親信正一步一步搞出一些體制外的東西，要把總統權力擴張到最大限度時，他曾公開戒飭左右說：「關於憲法上的爭衡，須概持不干涉主義。」二、當日本東京宣傳他想搞帝制時，他又發重誓說：「由中國歷史觀之，帝王數代必逢革命，子孫絕滅……人雖至愚亦不至此。」三、當籌安會六君子大倡恢復帝制時，他又說：「人家研究國家體制是一件好事，而且事關言論自由，我不便干涉。」四、當改國體案在參議院討論時，他又派人去宣言，不要急遽輕舉，應多徵求民意。五、最後國民代表會議從籌備，到選舉代表，再全部無異議通過恢復帝制，推舉袁氏就帝位時，前後花不到一個月工夫。袁氏又二次十分謙沖地表示推讓之意。

由上看來，袁世凱抗議稱帝，並未公開表示我一定要這個權要那個權，也沒有公開說，你們若投贊成票，我就給你這個那個；若不贊成，大家走著瞧吧！更沒有說，憲改是政治精英之事，關知識份子屁事。所以拿袁世凱來比喻今天的憲改鬧劇，實在是太輕視了袁氏的中國文化修養，同時也太低估了他身邊的中外籍幕僚群。

心靈改革的形形色色

心靈改革大致可分兩個類型，一是保守的，一是激進的。保守型心靈改革的內容不外是叮嚀人民敬天、忠君、愛國，人人做守法守紀的善良國民，以維持固有社會秩序和文化，可以清朝的「鄉約」為代表。激進心靈改革的目的是徹底改變人民的思維模式和價值體系，期以締創一個嶄新的社會秩序，可以毛澤東主演的文化大革命為例。國人對此已知之甚詳，我們另介紹發生在東南亞、較不為人熟悉的三個心靈改革活動。

1938年泰國獨裁者披汶元帥受到當時氣焰炙熱的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影響，頒佈一個「國家文化通論」（Cultural Mandate of State），以提高泰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此通諭除了勉勵人民愛國守紀外，還包括對一些生活小節的指示，譬如出門要穿褲子（泰人喜歡穿沙籠）戴帽子，不要隨便吐痰，不要與華裔聯婚，不要吃中國食物等等。對軍隊言，他特別強調要學習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

印尼蘇卡諾總統自命為「精神改革工程總司令」，他的改革的兩個基論分別是革命和共識。革命意指不斷煽動仇外的民族主義情愫，以粉碎他所謂的新殖民主義和西方腐敗的物質文明，如跳阿哥哥舞等。當時印尼的經濟每況愈下，大學講師一個月的薪水不夠買一雙皮鞋，但蘇卡諾呼籲「餓肚子的人民束緊褲帶，為完成偉大的革命使命作出最大的犧牲」。於是許多街道、商店、電影院、樂隊、山嶽河川，紛紛改用較具革命意涵的名稱。為建立全民共識和全民政治，蘇卡諾猛烈抨擊西方的政黨競爭和議會政治，認為應復興在印尼鄉村行之已久的以「互助」、「磋商」、「懇談」來達致「共識」的優良文化傳統。於是蘇卡諾杜撰了一個結合民族主義、宗教和共產主義的政體（NASACOM），在他個人指導下，來導引印尼走向一個「正義且繁榮的社會」。

1969年5月13日，馬來西亞爆發嚴重的華巫種族衝突事件。政府解散國會，宣佈戒嚴。三年後，拉薩總理提出一個意欲改變社會財富分配結構的「新經濟政策」方案，及一個意欲改造人民心靈的所謂「國家基本信念」（Rukunegasa ）方案。前者給予馬來人各種各樣的特權，此處不詳談。後者的主要目的，則是要華人接受馬來人在大馬居於主要地位的事實。人民被教導要敬畏神、愛戴國王、熱愛國家、遵守法律，各民族要和睦相處等等，和印尼一樣，此精神改革方案提出後，政府機關和各級學校，經常開會討論如何予以貫徹。

總之，在君王時代，在具強烈意識形態的專制國家，以及在民智尚未大開的地區，統治者倡導改革人民的心靈，是相當普遍之事。但在民主國家和民智已大開的時代，此舉似已不多見。這並不意味多元民主社會就不再需要精神改造，惟如果它不是民間自動自發的活動，而是由政府領導人提出，則其背後是否另隱藏某種政治目的，就難免受人質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