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層浪

1840年6月，英國對中國發動了鴉片戰爭，結果打了兩年兩個月之久，戰場一直從廣州延伸至天津，戰線長達數千公里，可見戰爭之激烈。最後中國在英國船堅炮利之下慘敗，被迫於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下關的英國軍艦「漢華麗」號上同英國簽訂了可恥的《南京條約》。這場戰爭像一個巨大的石頭投在中國社會的汪洋大海裡，一石激起千層浪，掀起了巨大波瀾， 直到一個半世紀後的今天，我們還感到 其餘波蕩漾的威力。

鴉片戰爭及其《南京條約》所形成的不平等條約體制在古老的中國社會引起了全面性的深遠影響，就其廣度和深度而言，不僅在直接的經貿、軍事和外交方面，還間接地擴及到政治、社會、文化甚至到中華文明的根本精神價值層面，所以其深遠影響超過魏晉時期的五胡亂華，超過蒙古人和滿洲人入主中國，超過佛教傳入中國。

可以說，這場戰爭的巨大衝擊，把中國歷史的發展推離了中國數千年來在東亞大陸上自成系統的傳統軌道，逼其與世界歷史的發展軌道接軌，從而結束了中國數千年歷史朝代不斷循環的規律運動。另一個重大的影響是，從此中國國防的重點從數千年來大西北的塞防轉變為東南沿海的海防。中國人從此被迫將注意力轉向深藍色的海洋，而不再是灰黃色的大漠。

林則徐是福建人，嚴復是福建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都是廣東人，這些近代中國的歷史大人物，不再出自大西北的山西、陝西，中原的河南，這清楚地顯示中國歷史的重點，中國的國防前線，已經從西北轉移到東南沿海，這個趨勢到今天更加顯著。

香港割讓，只不過是中國社會正在經歷的這個巨大的結構性歷史大變動中的一個小插曲而已。難怪李鴻章將近代中國所處的境遇形容為「數千來所未有之變局」，不但空前，也可能「絕後。下面再詳細列舉幾個重要的具體變化。首先，《南京條約》開近代中國不平等條約之端。在其後的幾十年裡列強和日本強加給中國一千一百多個不平等條約；每個不平等條約都像一根鐵鏈，這一千多根鐵鏈鎖在中國這條東亞之龍身上，其苦難之深重，可以想像。

東亞之龍，此後不僅因染上鴉片煙癮而變成了一條病龍，還成了一條奴龍，被人奴役之龍。不僅喪權，而且失地，割讓了香港；雖曰彈丸之地，面積僅約80平方公里，但開了割地之端。此後，為帝俄搶走了140多萬平方公里；不僅割地，還要賠償2,100百萬兩的戰費和煙款，開賠款之端；此後數十年中國被列強強迫支付多達10億兩以上白銀的賠款。

東亞之龍，在飽受壓搾之下，此後還變成了一條一窮二白、贏弱不堪的瘦龍。其次，中國從此被迫打開了大門。繼《南京條約》之後在1842至1844年的三年之間，分別又同英國、美國、法國簽訂了《虎門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過去中外貿易限於廣州一口，現在開五口，在所開的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形成不平等條約體制，形成了西方勢力在中國存在、發展的基地，使中國喪失了對外國人的司法裁判權、關稅權，並解除了鴉片和傳教的禁令。

從此西方勢力開始從此五口逐漸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層級，每一個角落。以前西方人在中國從事不法的商業、鴉片、傳教等活動，多半是從小門、邊門、後門進來的，合法的絲茶商業活動不在此限，從此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堂而皇之地進來了；最後到了登堂入室，反客為主的地步。

當然，被割讓的香港成了英國對中國大規模販賣物質鴉片的基地和集散地，也成了輸入精神鴉片的基地，總之成了英國勢力進入中國的跳板。英國巴麥子爵形容香港為「插入中國領土的一個楔子，同中國大陸的關係正如瓦特島之於英國，長島之於美國。」於此可見香港對英國戰略地位之重要性。

第三、衝擊古老中國立國的根本。英國打鴉片戰爭的另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通商貿易，但中國一向以農立國，重農輕商，抑制商人和商品，因為怕商業破壞了農村經濟，然而西方以商立國，商人當道，商品流通無阻。從此，中國被迫大規模通商，由此興起了買辦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改變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基本型態，改變了傳統中國士、農、工、商的古老社會結構。更重要的是，機器生產的大量商品流入內地，破壞了中國傳統的以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為特徵的農村自然經濟，使中國農村殘破，製造了大量失業人口。

第四、中國社會一向以禮治國，重義輕利，禮重於法，自律重於他律，以綱常禮教維繫龐大的帝國和社會秩序，皇權、紳權、父權、夫權是中國政治和社會的絕對權威，不容挑戰；文化和精神生活則崇拜孔子和信奉祖宗。然而，西方重利輕義，重法輕禮，重他律輕自律，商人、律師當道，他們販賣物質鴉片；傳教士當道，他們重天堂，輕人間世，中國人重人間世，輕天堂，所以他們要拯救中國人靈魂，要以基督教取代儒教，販賣精神鴉片。西方的商人和傳教士，在他們船堅炮利的外交政策和不平等條約特權的保護下，一文一武，一陰一陽，一個搞商業侵略，一個搞文化侵略，向皇權、紳權、父權、夫權、孔子和祖宗崇拜挑戰，也就是向中國社會的一切權威挑戰，從而動搖了中國社會賴以存在的根本。

第五、中國傳統對外關係是建立在朝貢的帝國體制之上，在此制度下，自視為天朝，四周為蠻夷，此所以把中外交涉稱之為夷務；不平等條約把中國轉變成為近代的民族國家，被迫將「夷務」改稱為「洋務」，並且後來進一步淪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

當然，把西方人視為傳統的蠻夷並給予蠻夷待遇是當時中國人的落後無知，但這可以通過耐心的長期交流，增進相互瞭解來改變，來拉近兩大文明之間的巨大差異，不一定非要訴諸武力不可；難道不同的文明，一定要像亨廷頓教授所說的那樣進行對抗嗎？不能和平共處，互補有無，取長補短嗎？如果不能，那實在是人類的不幸！

如果，當時的英國是個真的而非假的先進的文明大國，肯拿出善意和誠意，以文明的手段來和中國合作解決鴉片問題，得到中國人的好感和信賴，中國一定會以禮相待，改變對它的觀感。然而，英國人卻反其道而行，一方面說他們到東方來，是白人的負擔，是要拯救中國人的靈魂，但另方面卻強售鴉片，把中國人拖下地獄，這是什麼邏輯？這難道不是強盜邏輯，偽君子邏輯嗎？

現在，英美兩國仍然是本性未變，硬向中國人強銷精神鴉片，什麼人權、民主、自由，存心要把中國搞亂，台灣今天不是亂成一團嗎？是誰的錯，是台灣的領導人吃了西方的精神鴉片，中毒過深造成的。

由此可見，鴉片戰爭和不平等條約體制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撼動了中國立國的基礎，削弱了中國社會的文化和精神權威。由此可見，鴉片戰爭開始引起了古老中國社會長達一百多年的解體—有人說西化，最好是說近代化—的痛苦過程。

當然，必須強調，歷史是循著辯證法則運動的；中國社會在這空前規模的大破壞、大動盪、大解體的激變過程中，也伴隨著同樣規模的創造性的徹底新生和重建的激變過程。破與立，亦步亦趨，同時進行。東亞之龍在這156年的漫長過程中經歷了烈火般地鍛煉，終於脫胎換骨，獲得新生，在東亞大陸上，再展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