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民粹，步向民主

每一個國家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向現代工商社會時，或多或少都會出現民粹主義力量，不管是奉行個人主義的英美，還是實行集體主義的德俄皆然。但是，各國的民粹主義都具有共通點，如：（一）具反智主義傾向，故敵視建制內的菁英；（二）具本土地域主義傾向，故帶有濃厚排外色彩；（三）具急躁粗俗性傾向，故好採激進暴烈手段；（四）具原教旨主義傾向，故表現出宗教迷信現象；（五）具平均主義傾向，故反對財團及統治階層；（六）具群眾直接民主傾向，故不耐於代議民主的法治程序。

上述民粹主義的特徵，事實上對於建立現代民主政治是負面作用大於正面作用。因為產生於文藝復興後啟蒙時代的民主思想是建立在理性、科學、公義、道德的基礎之上，所以洛克認為最理想的民主國度是一個「道德國家」。隨著工業革命在歐美的擴展，以個人主義為基石的古典理性民主因不足以解決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經驗性民主乃應運而生。這兩者之間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前者系傾向於烏托邦的國度，而後者則拒絕接受人性至善完美的假設。

理性民主積極追求人民參政面的擴大，最好是全民參與，但經驗民主認為在現代化的社會中，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經驗民主主張一方面盡量促進公民參與，一方面則運用法律的規範和程序來確保參與過程的品質和公平性。證之20世紀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舉凡種族平等、男女平權、宗教平等、信仰自由、新聞自由、機會均等、多元文化、保障弱勢、福利就業、義務教育等等屬於社會正義的問題，莫不都是經由法治程序才得以彰顯。因而，現代民主實際就是法治民主。不過，理性民主和經驗民主的著重點雖有不同，但卻一致認為保障民主的最佳方式，是透過各種教育手段使個人知識與文化水平不斷提升，以建立一個崇尚道德公益的法治文明社會。

近10年來，台灣所展現出的民粹力量，同樣具有反知識、反菁英、宗教迷信、本土褊狹、排外情結、暴躁急進、群眾民主等特徵。但是，它和其他國家最大的不同是，它較少是由下而上的自發性運動，卻是由上而下的操控性過程。例如：（一）主政當局為求鞏固一己之權力，不惜拉攏地方角頭、黑道人物以打擊黨內傳統菁英；（二）運用民粹地域排外情結以及盲目迷信心理，挑起族群矛盾並建立英雄崇拜情境；（三）在平反重大歷史事件上，有意地將其導向情緒化的政治效應，而非理智化的回歸歷史；（四）製造而非彌合南北差異，加深南北文化心理距離，以利於攫取政治利益。因此，他國民粹運動中所具有的反財團和反統治階層之特徵，在台灣就極其不明顯。

簡單說，在李登輝主政下的台灣政治生態，就愈來愈表現出庸俗化和粗糙化的現象，人民不斷地看到赤裸裸的權謀運作以及不當利益的輸送交易；崇法尚德之士逐漸退避，而玩法無德之人則頭角崢嶸；禮義廉恥淪喪，社會價值倒掛不說，法律竟也成為違法亂紀者的護身符。另外，負責治理國家的政治機構，在民粹風潮影響之下，竟失去了依據專業知識的科學決策功能，處處向權貴小人讓步。於是，政治分贓成為政府制訂各種公共政策的依歸，口號文宣成為主政當局推動政策的法寶。長此下來，台灣離開科學、民主、倫理就越遠。當理性的知識為情緒的常識所取代時，民主政治所追求的公平正義與道德公益即面臨重大危機。

不過，在「五○四」和「五一八」大遊行中，以及近日來各種媒體所反映的民意中，我們看到了台灣有能力建立民主政治的一線曙光，因為理性知識的聲音高漲了，科學精神的思考增多了，中產階級開始怒吼了。李總統喜歡高喊「主權在民」，但這種建立在民粹基礎上的民主是極為虛偽脆弱的。現在，愈來愈多的人敢向當權者說不，顯示人民正在擺脫「封建的心靈」而奔向「自由的心靈」，這正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元素。政治脫離不了權力，但民主的權力是制衡而不是擴張的，是服務而不是施捨的，是責任而不是炫耀的，是謙卑而不是傲慢的。今天，李總統已經嘗到權力傲慢的苦果，他向人民道歉了，而這也正是台灣人民堅定告別民粹，沈著步向民主的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