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喬石不會繼承江澤民？

對於大部份並非居住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與外國分析家而言，當他們在分析中共建國前後的事件與發展時，所遭遇的主要問題是，他們並非使用辯證法。以至於他們的分析可能只是部份的或巧合的可以描述與解釋所發生的事。但是，這些中國觀察家們或中國通永遠不能有一個全貌與全盤性的觀點，甚至自中國共產黨建立以來，這些觀察家的看法也許已經與實際不符或扭曲了事實。他們的作法就好像是用一個三角形來分析圓形式的。

中共所玩的「辯證政治」介於右極端的「人治政治（Rule by Men Politics）」與左極端的「法治政治」（Rule of Law Politics）之間。自從1921年7月以來，中共就開始玩辯證遊戲，以下舉幾個重要的例子。

第一個辯證遊戲是用來規範中共黨員的「民主集中制」。

在1927年8月與9月，毛澤東發展出針對「紅軍」與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隊的辯證模型，它是由左極端的「黨指揮槍」與右極端的「槍指揮黨」所構成。

當蔣中正元帥嘗試以武力鎮壓「紅軍與中共」時，第三個辯證遊戲出現了，即是由位居左極端的「不打」（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與右極端的「打」（中國人打中國人）所構成。

以上幾盤辯證遊戲皆為毛澤東所創，他在1937年7、8月時已將辯證法玩得爐火純青了。

從1987年11月開始，中共負責處理經濟事務的政府官員，被要求執行鄧小平的另一盤辯證遊戲，即一個中心（經濟發展），兩個基本點（「四個堅持」為一極端，「改革開放」為另一極端）。無庸置疑的，鄧小平也推出了第五個遊戲「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將之運用在對台事務上。

在過去二至三年，江澤民也嘗試在理論上有所貢獻。毛曾論及「十大辯證關係」，江指出有「十二大」。江澤民與其智囊團均嘗試要架構一個辯證的社會模型使之順利治理12或13億中國人民。

中共知道它的主流思想「辯證政治」已經取代了中國封建的「人治政治」，有一天前者也會被「法治政治」所取代。但是，在往後的數十年，只要中共仍是執政黨，辯證政治將仍然是主流思想。

自中共在上海市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迄今，許多類似或接近於「人治政治」或「法治政治」的現象的確偶爾會出現。舉例而言，在延安時期，亦曾提及法制觀念。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大陸陷入混亂，在當時第一個辯證遊戲被凍結或破壞。毛甚至命令軍隊介入地方政治事務，此含意為在後毛、鄧時代，類似「槍指揮黨」也是可以的。第三個例子為，在1982年12月，中共憲法第四條規定要「以法治國」。

在鄧小平於1997年2月死後，喬石被許多中國及外國的中國觀察家所公認是少數幾個繼承江澤民的競爭者之一。喬石不論在國內或國外均鼓吹「法治政治」，因此必定受到西方人民的喜愛。

然而，如果充份瞭解我之前的論述，必須瞭解現階段實現「法治政治」的時機並未成熟。若是喬石繼任江的話，等於是要否定毛澤東主義、鄧小平理論與江澤民的論述，亦即否定所有的上述以及其他的辯證遊戲。

除非喬石與他的智囊能夠在短期間內架構出一系列非辯證的規則來管理上述所提及或未提及的辯論遊戲，並且能立即執行或貫徹之，否則，即使喬石繼任江，相信過不了多久，他將停止鼓吹「法治政治」觀念。亦即，他將回到辯證政治。道理很簡單又直接，他肯定不願意被中共歷史學家們貼上「千古罪人」的標籤。

另外我也要指出喬石所遭遇的另一個阻礙，他的年紀大了。其實，中共正在找尋一個50出頭的人來繼任江澤民，下一位領導者方有可能在往後的10年、20年或更久，使中國能更邁進共產主義階段一步。不用說，此一繼任者必須精通辯證法，否則他（或她）在未來以辯證政治為主的權力鬥爭中恐難存活。

結論是，江與喬都瞭解對中國而言，「法治政治」是有益的，並且也朝向此一方向努力推進，故就「人治政治」、「辯證政治」和「法治政治」的大格局而言，他們可謂是政治上的盟友。在1994年12月，江與四位政治局的成員（包括喬石）曾參加了一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關的經貿法規的課程，此一活動亦曾在大陸「全國新聞聯播」節目中詳細報導過三分鐘半。

時至今日，如果中國的經濟活動能夠進入「製法治人」（rule by law）的階段，亦即介於「辯證政治」與「法治政治」之間，他們也就會引以自豪了。

至於政治方面，在往後數十年間，恐怕仍是屬於辯證性的。中共不是說「一國兩制」能維持50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