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祖國對海峽兩岸之影響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是個值得大書特書，令人難忘的日子。讀過中國近代史的人應會把「九七」年的此一盛事視為大喜、大慶的紀念日。可歎的是在台灣有不少喪心病狂的知識份子，將此一揚眉吐氣的日子稱之為「大限」。痛此輩之無知，惜此輩之可憐。香港之回歸意味中國已將西方帝國主義者，徹底地清掃於中國版圖之外，象徵著殖民主義業已窮途末路，船堅炮利之帝國主義徹底破產。在湔雪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國恥之後，中華民族站起來了，以無比的信心與尊嚴，崛起於亞洲，屹立於列強之林。

香港之回歸，必在國際社區裡產生不小的衝擊。如眾所周知，此一彈丸小島在地理上具有不容忽視的戰略地位。它是中共國防的屏障，也與菲律賓遙鄰相對，控制著中東石油輸往美國與日本的航道。更深深地影響到台灣工業的生命線。在兩岸關係陷入深淵的今天，雙方對談判遙遙無期，而首先受到挑戰的便是「三不政策」的直航問題。過去利用香港為「轉口貿易」（每年為英國賺進86億美元）的中途站，如今不得不在高雄另設「境外航運中心」來解決回歸後所衍生的問題。逼使台商因為此一人為障礙，乾脆到大陸利用其廉價勞工就地設廠生產。因此中共能在優越的客觀條件下，有恃無恐地面對台灣的「戒急用忍」。台灣的籌碼之流失是顯而易見的。

除此之外，香港之回歸更是中共「一國兩制」對台喊話的絕好樣板，在回歸的影子下，過去幾年香港的經濟享有空前的繁榮，人才回流與地價回升，在在都反映出國際上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見《中國時報》六月九日第九版專欄）。自客觀的條件而言，台灣的安全與經濟發展可說是與香港的穩定息息相關。如今香港變為大陸之一「特別行政區」，其所具之經濟實力，自然地成為中共的籌碼，而由此衍生的壓力，將形成台灣拓展外交關係一股嚴峻的挑戰，中國與南非的建交即為一例。而註冊巴拿馬籍的船隊，在太平洋世紀裡又怎能忽略香港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數年來國際資本在香港優良基礎建設的環境下，已相競捷足先登地進入此一最具前景的地區（據《華爾街日報》調查目前大陸與香港兩地，已吸收了全球45%的投資資金），我們仍希望以「戒急用忍」的經貿政策來自綁手腳。以國際經貿為本的中華民國，將如何步入合作與競爭的21世紀？

即自兩岸關係來看「台灣籌碼」，「九七的香港回歸中國」，很難看出有立即的政治效應。「兩岸關係」雙方自始即各有盤算，因此香港情勢的轉變談不上有「籌碼」的問題。中共目前在致力於經濟上的發展，只要不出現它「用武」的三個現象下（正式宣佈獨立，外國勢力進入台灣，或台灣本土上之內亂），「分裂、分治」的現實並不觸及中共容忍的底線。而台灣亦可在《國統綱領》上原地踏步以靜待「時機」，如眾所周知，主導兩岸關係事實上還是美、日兩國的對華政策。中美建交18年來，美國矢志不渝地宣稱遵守「兩岸問題應由中國人自行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的大原則。但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出售先進武器給台灣。一方面希望以「有條件的交往」（亦即所謂的「新圍堵」），企圖以經濟上的合作來促成中共的「和平演變」，同時又以《美、日新安保共同宣言》來擴張日本軍備，讓日本肩負起更大的防衛責任，使遠東這一地區平添了不少不穩定的因素。

事實上此一由美國主導，由日本執行的亞太安全體系，台灣扮演的只是「被保護」的角色，無任何「籌碼」可言，與當年韓戰時台灣的地位殊無二致，必須記得的是冷戰結束後，美國所奉行的是「單極多元」的國際體系。「美國是後冷戰時代的唯一超級強國，國際秩序理應由美國掌控」（《文明的衝突》作者杭廷頓語）。

值得令人深思的是日本在美、日新聯盟下，是否能安於以「同盟」的角色，聯手對中共實行「軟圍堵」？日本是中國之最大貿易夥伴，而中國則是日本的第二貿易夥伴。正在不斷擴大的雙邊貿易，每年為日本帶來一百四十多億的順差。今年4月4日的英國《金融時報》即提醒我們：「中日之間的貿易在今後數年將占世界貿易總額28%，遠遠地超過美日貿易總額。」《朝日新聞》的社論已呼籲「日本不應被捲入美國與中共的衝突」。而右翼的財閥們及橋本首相也在「中國這個龐大的經濟體」的體認下，主張「把中國作為建設性的夥伴」。在這種的美日聯盟下，同床夥伴各有異夢，遑論台灣在此矛盾中有權置喙其扮演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