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破花瓶的故事

「亡人之國，先亡其史」，在異族統治下，連雅堂先生為保留台灣人民族的記憶，而發憤著述《台灣通史》，垂範後人。

光復後，台灣重返祖國懷抱，唯國共內戰又起，革命動亂不已，而有「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人事涉及台胞抗日一代，台胞抗日史遂成為戒嚴時期的禁忌，加之日據末期皇民化教育之影響，戰後成長的一代，竟然不知日據時期台胞抗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甚至發生民族認同的異化。1972年12月，台大校園內爆發了民族主義論戰，首先暴露青年一代民族認同的異化。

為了探索台灣前途，在陳少廷學長的啟發下，開始研究台灣史。我的學術專業是中國哲學，但二十多年來，編著了上10本的台灣史著作，並於1987年糾合同好成立「台灣史研究會」，擔任理事長四年。我研究台灣史不是為飯碗，不是為職位，也不是為學術，而是透過台灣史的學術研究追求台灣的前途和出路。我雖不是專業的台灣史家，但我的台灣史論文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廈門大學陳孔立主編的《台灣史綱》也引述參考了我的台灣史著作，連最近國立編譯館的《認識台灣》國中教科書也將我的著作列入教師手冊的參考書目中。

在漫長的二十多年台灣史的研究歲月裡，除了理性的認知外，我竟渾然不覺而置身台灣史中，尤其是台胞抗日史。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外無外援，內無內援，以烏合之眾迎擊日本皇軍精銳，完全是憑恃著一股貫穿日月的精忠及不屈服的民族氣節，和日本人作毫無勝利希望的戰鬥，那種激烈和昂揚，每思及此，不覺就有嚎啕大哭的衝動。

為了研究台胞抗日史，我去訪問過一些台灣抗日前輩，追隨蔣渭水的前台灣民眾黨秘書長陳其昌，還在抗戰期間參加祖國諜報組織抗日，光復後與李萬居共同創辦《公論報》，在「白色恐怖」中，因案被判無期徒刑，坐牢22年出獄。當他說到，其夫人帶著女兒要再婚，到監獄去看他，他不但欣然同意，並以僅有的產業相贈。「我們為國家奮鬥的人，不論冤枉或犧牲，總會遭遇這類事情的。」陳老說著，我看到淚水在那曾經英雄過的眼睛裡打轉，我的眼淚卻不禁奪眶而出。我聽到參加祖國抗戰的黃埔二期學生李友邦將軍夫人嚴秀峰女士演講，李友邦將軍在「白色恐怖」遇難後，連孩子們在學校也備受歧視，她即告訴孩子，爸媽沒有做過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你們抬起頭來，勇敢的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我忍不住掩面而泣，近代台灣人的命運怎麼會這麼悲苦！

被中研院院士李鎮源譽為比他更優秀的台大醫學院同學蕭道應，抗戰期間夥同同志五人，千辛萬苦潛返祖國參加丘念台領導的廣東游擊隊，光復後返台，五個人全被「白色恐怖」，蕭老後來任調查局法醫，公餘以酗酒燒陶度日。有次，蕭老請朋友到家吃飯，我也去了，而認識蕭老。不久一個清晨，蕭老提了幾斤牛肉來送我，並抱來兩個花瓶，是他自己做的，一個完好，一個是摔破後再燒過的。蕭老特別拿著那個破花瓶給我，跟我說：「這個花瓶就好比我們的祖國，破了，要把它黏回去，合在一起，我老了，沒有用了，把這個花瓶交給你。」我含著淚莊嚴的接下了蕭老的花瓶，也接下了台胞抗日一代對祖國的期望和責任。

台胞抗日史對我而言，是不能出賣的，是不能拿來交換金錢和職位的，任何的交換都是一種人格的侮辱。由於自己的身世，加上對台灣史的研究，讓我更體認到，近代台灣歷史的悲劇是整個民族悲劇的一部分。

20世紀快要結束了，台灣人民族認同的異化益甚，台胞抗日史更是受到漠視，充滿著中華民族主義與日本殖民主義慷慨激昂作頑強鬥爭的台灣精神，竟在《認識台灣》教科書中不見隻字。在戒嚴時期，我曾為林少貓、賴和、楊逵、王敏川、李友邦、張慶漳、劉明、陳其昌、周合源、王文明、鄉土文學、農民組合、二二八事件鳴冤白謗。我又如何能不為台灣抗日一代的歷史被抹煞而抗爭呢。

今年是「七七抗戰」的60週年，台灣民眾黨的70週年，也是《認識台灣》教科書的第一年，《台灣抗日50年》的出版，應當不是沒有意義的。

三年前，黃俊傑教授為正中書局主編一套台灣叢書向我約稿。本書能夠出版，除了感謝黃俊傑教授外，還要感謝總編輯蔡文怡和張忠瑜小姐的支持和辛勞。是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