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贏，就入伙

一、政治行情的報春鴨

冷戰結束後，美國政治行情的波動比華爾街的股票市場還難以預測。1989年福山宣佈「歷史終結」的餘音未了，小聲說「不」的日本就上升為美國政經圍剿的頭號敵人。緊接著麻省理工學院的梭羅（Lester Thurow）在1992年《迎頭相撞》的書中，把統一德國主導的歐洲視為21世紀的贏家。在梭羅的棋局上，中國還不足以成為一個競爭者。然而不到一年，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把中國代表的儒家文明視為整個西方文明的挑戰者。杭的大名在媒體炒作之下，使福山、梭羅之輩黯然失色。究竟為什麼杭亭頓觸動了美國（並非歐洲和東亞）的神經？

美國經濟霸權的衰落是不爭的事實。但對美國衰落的原因則莫衷一是。福山相信美國制度的優越。但馬裡蘭大學的奧爾森（Olson）指出，利益集團維持既得利益的內耗導致歷史上強國的先後衰亡。利益集團間折衝平衡的民主制使社會改革陷入困境。耶魯的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認為大國過度的軍事擴張損害了競爭力。美國冷戰後削減稅收、削減政府開支，同時削減外援的浪潮大大縮減了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雖然梭羅仍然堅信高科技是強國的根本，但是高科技上仍佔優勢的美國，不但和日本的貿易持續逆差，而且和科技教育遠不如己的中國貿易亦連年逆差。做過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的普林斯頓經濟學家布蘭德（Alan Blinder）早就承認西方的經濟學出了問題。因為日本人成功之道正是他們事事做錯（按照西方的主流學派理論來看的話）！

要是美國經濟學主流派對日本、亞洲小龍和中國興起的原因視為不解之謎的話，杭亭頓則乾脆用亞歷山大大帝砍斷馬其頓之結的辦法，推翻整個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他大膽斷言是文化、而非經濟或政治變數主導後冷戰時代的歷史，預言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聯合是對整個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脅，為此必須對西方的全球戰略作根本性的調整。

中國有古詩云：「春江水暖鴨先知」。杭亭頓和書生氣的冷戰外交設計師喬治．坎南（George Kennan）不同，是見風轉舵的現實政治學家。喬治．坎南看到20世紀上半葉兩次大戰和大蕭條帶來的普遍不安全感，深感蘇聯的社會主義實驗會動搖西方資本主義的信心，因而主張內部改革，在政治上而非軍事上「遏制」蘇聯陣營的影響。但是軍事工業集團炒熱了坎南的「遏制」論後，再也不願理會他反對核軍備競賽和反對美國干預越戰的主張。美國的馬歇爾計畫、西歐北美的福利國家措施，都是和蘇式社會主義競爭的產物。但是核軍備競賽卻是從美國發源。

和坎南堅持個人信念的執著相比之下，杭亭頓卻是永遠為強者辯護的輿論不倒翁。他1969年之成名作《轉型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不但論證蘇式集權制度和美式民主制度同樣有效率，而且發明政治算術來合理化各種獨裁政權，他把當時推行種族隔離的南非列入「人民滿意的政治」、菲律賓而非法國列入「穩定的政治」。在1986、1987連續兩年幾百名美國科學院院士指控他的研究為「偽科學」，否決他兩次競爭美國科學院院士的提名，成為《紐約時報》的頭版新聞。柏林牆垮了以後，杭亭頓又修改前議，緊跟形勢，在1991年推出《第三波》一書，不甘落後地搭上鼓吹民主的暢銷車，到了1993年他承認現代化不等於西化時，他也間接承認了民主化不等於西方式的價值觀和議會制度。杭亭頓不斷否定自己、理論翻新的驚人速度只說明一個事實：世界格局演化的方向和速度大出西方主流派學者的預料。

杭亭頓的文章十分可讀，在於他的政治現實主義直言不諱地承認「西方以往征服世界並非靠思想、價值或宗教的優越，而是依靠有組織的暴力之優越」。他坦承「西方運用國際組織、軍事力量和經濟資源來操縱世界，為的是維持西方的霸權，保護西方的利益，促銷西方政治經濟的價值觀」。杭亭頓對美國人的醜陋也看得十分真切。他說美國人決策時，沒有歷史，沒有未來，只追逐眼下的利益，所以敵不過東亞的競爭者。但是他把西方的衰落和拯救之道都歸之於文化而非經濟的因素卻是大錯而特錯。

二、興衰和衝突之源在經濟而非文化

用文化而非政治、經濟的因素來解釋民族國家的興衰早有人在。韋伯（Max Weber）就把西方文明的上升歸之於新教倫理，指責儒家要為中國的停滯負責。中國五四運動的啟蒙家攻擊中國傳統文化的餘波延至1988年的電視片《河殤》，和伊斯蘭的原教旨主義運動大異其趣。奇怪的是，1988年《河殤》作者還在警告有被開除球籍危險的中國，怎麼五年之後就上升為西方的頭號威脅呢？難道中國文化同時是停滯或奇跡的創造者？

東亞的上升當然不是穿牛仔褲、聽搖滾樂的結果。而是制度轉型和科技進步的推動。杭亭頓用中國人際關係的「竹綱」來解釋中國經濟的成長，初看十分荒謬，這無異在暗示貪污行賄是經濟成長的動力。細看其實了無新意。美國人歷來把美國的外貿逆差歸之於東亞國家的「不公平」競爭，而無視自身體制失調、社會硬化的現實。其實東亞經濟上升的原因從經濟分析看是十分簡單的效率和成本競爭的結果。

在人口密集、資源缺乏、技術落後的條件下，日本、亞洲小龍，和中國先後打進美國市場的規律是共同的，大致是：

（一）發展外向型經濟，逐步降低對國內企業的保護，以加速吸引外資，吸收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方式，加強國際競爭能力。

（二）經濟發展的優先順序是投資基礎設施，而非鼓勵過度消費。謹慎的財政政策配合遠見的工業政策和重視科技的教育體制，迅速縮小了東亞和西方的技術差距。

（三）在和國際市場接觸的制度法規上向西方靠攏，例如向民營企業開放市場，開放股票市場，逐步開放外匯管制等等，但開放的範圍和速度由國內經濟成熟的需要而非外來強權的壓力而定。東歐和墨西哥在西方顧問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壓力下的過早自由化，導致貨幣的大幅貶值和生產的大幅下降，是發展中國家應當記取的教訓。

（四）東亞國家都在法制上進行改革，例如使中央銀行、司法系統相對獨立以促進公平競爭，保障合法權益，同時亦不同程度地建立宏觀調控的政府機制。

雖然東亞國家政治寬鬆的程度不同、國有企業的比例不同，但在鼓勵儲蓄、鼓勵投資、鼓勵吸引外資、鼓勵更新技術、鼓勵出口貿易上，政府都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與此相反，北美西歐雖然至今仍擁有科學技術的優勢，但用鼓勵消費的辦法刺激經濟，雖有減弱經濟波動的短期效果，卻導致儲蓄率降為東亞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長期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並存。東亞用外資更新技術的同時，美國卻靠外國資金購買美國政府債券來維持美國人的福利支出。美國法律繁瑣訴訟氾濫大大削弱了企業的競爭力。西方工會和私人資本互相抗衡的結果，使西方的社會成本急劇升高，促使國內資本和產業被迫出走到低成本的地區，和東亞逐步開放導致競爭力增強的趨勢相反，西方國家由於高福利、高工資，導致的競爭力下降，使西方的保護主義浪潮日增，從而進一步削弱其競爭能力。

應該指出，西方家庭瓦解、人口老化，和反移民的傾向是和競爭力的下降直接關聯的。資本主義的興起，是從放寬農奴向城市的流動開始的。不但殖民主義的擴張伴隨著世界範圍的移民，而且西方50、60年代的繁榮，主要依靠兩個因素：中東廉價的石油、墨西哥（到美國）和土耳其（到西歐）廉價的勞工。中國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允許農民大量進城作工經商，從而打破了城市居民的特權地位。70年代末的石油危機之後，西方經濟的停滯和失業率的上升，導致對移民限制的增加。杭亭頓所謂的文化衝突，其實主要是不同經濟發展程度上的民族衝突。在西歐，外來移民主要是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其次是南斯拉夫人和其他東歐人，前者為伊斯蘭教徒，後者為東正教徒。在美國，主要的老移民為非洲黑人，新移民主要為墨西哥人。黑人在語言宗教上雖被同化，但經濟差距使衝突上升而非減弱。墨西哥移民多屬天主教徒，在信仰上和義大利人、愛爾蘭裔的美國人並無分歧，加州白人和黑人、黑人和墨西哥人的衝突升高，爭奪的正是夕陽產業的工作職位。被杭亭頓列為儒家的台灣、香港、大陸中國的新移民教育程度高於白人的平均水平，至今並未和白人基督徒產生什麼文化衝突。相反，華裔子弟吸收英美文化的程度遠高於西裔子弟，甚至接近和超過猶太子弟。這充分說明經濟地位和教育投資在社會競爭中的作用，遠大於宗教語言和其他文化因素。

美國西歐要恢復自己的競爭力，首先要放下自尊的架子向東亞和其他民族學習。勇於推行簡政放權的體制改革，打破維護既得利益的法律體系和移民壁壘，削減對福利和消費的津貼和保護，引進外來企業、外來勞工的平等競爭，本來西方文明的崛起就是吸收了中國發明的技術和阿拉伯保有的古典文化的結果。但是要驕奢慣了的美國人放下身段和尚未富裕的亞洲人平等競爭也難。君不見杭亭頓不但不主張向東亞學習，反而要放棄美國立國的多元文化的傳說，回歸狹窄和矛盾的新教教義。這實在有點一廂情願。在西裔人口迅速增長的情形下，美國共和黨試圖把英語定為美國國語的企圖亦在選民政治前碰壁，如何還能在文化上回到盎格魯─撒克遜的傳統！

應當指出，杭亭頓用宗教差別作文化分歧的基準在經濟上是全然錯誤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派公認，英美以股票市場主導的短期行為與德日以銀行財團主導的長期行為是市場經濟體制下兩種不同的競爭類型。前蘇聯的社會主義和戰前日本的政經體制都以普魯士德國為師。泛稱為新教的德國人重視紀律和團隊精神，與英美重視個人主義、自由放任的傳統大不相同。假如不計宗教、意識形態的旗號，則兩次大戰、冷戰和後冷戰，都將是這兩種競爭方式之間的較量。勝負則未有定數，差別看在什麼樣的戰場和什麼樣的戰略。德國19世紀中在科學和工業上超過英國，靠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和工業政策。美國在20世紀上升為超級大國，靠的是門戶開放吸收歐洲的人才資金，本身規模經濟的優勢，外處兩次大戰帶來的天賜良機。德日的復興，利用的是美蘇軍備競賽在民用工業上讓出的市場機會。目前美歐福利社會的危機，則提供了東亞新興工業在家用產品上的市場機會。中國大陸如不在80年代改革開放，香港台灣的投資者早就心向北美、西歐，甚至澳洲。如無競爭的比較優勢，沒有人會去大陸作賠本的買賣。這是經濟學的常識。杭亭頓的文化決定論在全球經濟競爭的戰略選擇上，實在是誤導世人。

三、西方後冷戰時代面臨的危機和選擇

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和世界秩序論表面上有博大的框架，實際上遠離國際的現實，原因在他不懂國際政治衝突源於經濟衝突的基本原理。

回顧冷戰的歷史，所謂共產主義擴張的威脅和所謂的美蘇導彈差距一樣，是美國競選政治下虛構的神話。冷戰對抗的直接原因有兩個。一是蘇聯繼承彼得大帝的戰略，要取得東（太平洋）、西（地中海與波羅的海）的出海口，而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互相對峙。二是亞洲各國要擺脫英、法、荷、葡的殖民主義，而為美、蘇爭奪亞洲的盟友提供了新戰場。冷戰的結果，美蘇一敗一衰。東亞不同體制的競爭，反造成多元政治、經濟整合的局面。如果說東歐向西歐的回歸是以政治為主導的話，大中華經濟區的繁榮和東南亞經濟的整合，則是以經濟的交流為主導。如果東亞保持經濟增長的勢頭，則地區衝突的風險，東亞會小於中歐和北非。

西方富裕社會的生命線在中東的石油，中亞的石油則是潛在的替代。英國為了確保海上交通線，控制中東和巴爾幹半島，採取的是分而治之的辦法，借歷次戰爭之機，用重劃疆界的辦法製造民族衝突從中漁利。杭亭頓羅列的大量文明衝突在中東、東歐和中歐的例證，多係英美殖民主義干涉區域衝突的後遺症。從西方的利益來說，阿拉伯的分裂和前蘇聯地區的民族衝突，以分裂小打最為有利、分裂大打會引火燒身，統一自然是最大噩夢。所以西方的維和，意在軍事上維持西歐北美周邊地區脆弱的均勢，從而在經濟上確保西方的優勢。對西方最大的威脅當來自阿拉伯或俄國的統一和強大。無論統一的旗號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納賽爾、侯賽因式的阿拉伯社會主義、俄國民族主義，還是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對西方的國家利益並不重要。

西方文明第二大的威脅在人口革命。西方殖民主義過度擴張而掠奪的土地，已由於人口革命而逐漸喪權失地，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消費社會不僅無法阻止，反而加速了這一和平演變。西歐、東歐的人口增長率已近於零。美國白人的出生率遠低於西班牙裔和黑人。美國西部和南部事實上已成為雙語地區。西歐、北美經濟增長的停滯將加深民族矛盾，而使美國、西歐的全球政策進一步收縮從擴張轉為內向。美國頭痛於中美的非法移民，西歐頭痛於北非、東歐的非法移民，兩者將無力再插手亞洲事務。日本、俄國東部地區和澳洲在國際事務上將逐步「亞洲化」。隨著東亞經濟的崛起，主導美國全球戰略的智庫將從大西洋移往太平洋。幾年後將是斯坦福的某位亞洲專家來教訓哈佛杭亭頓那樣的歐洲專家在全球戰略上的「文化色盲」了。

假如筆者對西方石油依賴和人口老化這兩大痼疾纏繞的影響估計不差，則中國或儒家文明的崛起在經濟、政治或軍事上都不會對北美、西歐構成直接的威脅。中國需要資本密集的技術，美歐需要中國勞力密集的產品，雙方的市場互補又互利。倒是美國、西歐、日本因技術水準和生活水準相近而互為競爭者。中國的海軍無需也無力前出到大西洋。「中國威脅論」只是西方喪失國內訂單的軍事工業集團轉向軍火出口市場的煙幕。中國無需顧慮西方聯合圍堵中國之可能。當年美國主導西方陣營對中國經濟之封鎖，是靠核保護傘的大棒和對盟國開放美國市場的胡蘿蔔之利誘。如今美國因納稅人拒絕重稅而使外援和軍備都大幅削減，哪裡還能興無餉之師？

假如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並無根本的經濟政治的矛盾，而只有文化的衝突，則拯救西方文明的出路何在？杭亭頓虛張聲勢地描畫了一場中美對抗導致北半球各大文明同歸於盡的慘象。其政治現實感倒是頗為明智的。因為美國在冷戰期間直接捲入軍事衝突的韓戰、越戰，都起因於低估中國的能力和意志。美國避免兩敗俱傷的出路何在呢？杭氏的主張是放棄西化亞洲，尤其是西化中國的意圖，承認各大文明的應有地位。換言之，在現實力量均衡的基礎上重建新的雅爾塔格局。由美國主導的美洲、德國主導的歐洲，和中國主導的亞洲制定新的遊戲規則。他的言外之意是用承認中國在台灣、西藏、新疆的主權，及尊重中國在亞洲事務上的影響力為條件，交換中國在中東和蘇聯地區潛在的危機上的合作或中立立場。

杭亭頓的世界秩序重組的設想符合美國的外交傳統，即美國的國家利益總在清教徒的傳教使命之上。本世紀初，美國的老羅斯福總統以調停日俄衝突之名獲諾貝爾和平獎，私下與日本簽訂密約，用承認日本對朝鮮、滿洲的侵略交換日本承認美國在菲律賓的宗主權，為日本侵略朝鮮和中國開了綠燈，二次大戰中，小羅斯福用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交換蘇聯對日宣戰，以減少美軍的傷亡，從而為蘇聯插手東亞事務打開大門。這些短見的交易都不妨礙他們成為美國人心中有為的總統。美國人最喜歡的格言是：「打不贏，就入伙」（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不管美國東、西、南部的利益集團，在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究竟在歐洲、亞洲、中東，還是拉美上爭論不休，但有一個大趨勢是大家都會認同的。這就是美國人的實際收入水準從70年代以來每況愈下。要維持美國人的實際消費水準，就必須越來越依賴廉價的消費品進口，和尋找資本、技術密集產品的出口市場，這是為什麼美國五百家大企業都急於和中國合作，而非和中國對抗的緣故。美國和中國、歐洲對話，重訂世界市場份額的新雅爾塔協定，將是杭亭頓說不清、道不明的世界新秩序的核心內容。改變舊的、維護西方列強特權地位的遊戲規則，建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互惠互利的良性競爭，是中國在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應當扮演的角色。

四、兩岸的競爭模式和統一的可能途徑

經濟發展的東亞模式，台灣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大陸改革開放的成功，在很多地方得益於台灣的經驗，例如先經濟後政治的社會轉型，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以及對外開放的同時保持政府對宏觀經濟的有效調控等等。西方管理的理念和中國傳統的融合，台灣的企業家也給大陸的改革者帶來許多有益的啟示。但是奇怪的是，在大陸汲取台灣和其他東亞地區發展經驗的同時，台灣卻在解嚴以後的社會轉型中，一步步放棄了自己的長處，而急於模仿西方已經衰落的短處。

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現身說法地表明一個古老的真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西方的人權運動，在資本主義初期促使封建莊園的農奴轉化為城市工場的雇工，到患了富貴病的當代卻成為經濟上依賴外國勞工、政治上又保護已有特權的工具。西方以利益集團間制衡為基礎的民主制，在經濟發展階段曾經制約過壟斷利益集團的控制，在經濟衰落階段卻成為社會結構調整的重大障礙。西方把程序高於情理的法治體系，在西方經濟的強盛時代是可以支付的社會成本，在國際競爭加劇的今天，卻直接成為美國競爭力下降，產業外移的原因。君不見共和黨競選時驚呼美國占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卻擁有全球70%的律師。美國每出品一美元的疫苗，99美分的成本都用於法律費用。

令人驚奇的是：大陸台灣的政經互動，正好來了個前後互易。30年前台灣在搞出口貿易之時，大陸在忙於文化革命，這十幾年，大陸在埋頭經濟發展時，台灣卻熱心於「文化革命」或叫「憲政改革」了。其結果是台北的捷運系統七年還未修完，上海的環城高架公路兩年就修起來了。台灣快速升高的工資成本和社會成本，將大大影響台灣經濟的競爭能力。擴大規模經濟，加強區域整合，是西歐、北美應付國際競爭加劇的唯一出路。令人深思的是，台灣島內的明獨暗獨之爭，阻礙而非幫助台灣企業的規模經濟和產業升級。可以預測，台灣經濟在「戒急用忍」政策下的內向趨勢，只會加深而非緩和結構調整的困難。

戰後多數統一國家的分裂問題，如德國、朝鮮和越南，都是二次大戰末美蘇重新瓜分勢力範圍的結果。只有台灣是美國介入中國內戰的結果。美國敢於介入中國而非蘇聯的內戰，是基於美中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巨大差距。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美中差距的縮短，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僅是時間問題。但台灣問題的解決方式，將決定台灣地區下世紀在大中華地區的相對地位。

依我的觀察，台灣問題的解決可能有三種模式。一是外蒙模式，即美國的戰略利益面臨重大危機時，為尋求擺脫之道而進行列強外交的交易。例如犧牲外蒙以換取蘇軍進攻日軍。同理，在下次中東或中亞危機危及到石油生命線時，美國為換取中國在安理會的合作而捨棄美台關係。其代價是大大降低台灣在兩岸關係中的政治地位，長遠看不利於多元文化的發展。二是西歐模式，即歐洲共同市場發展之初，法國把英國排除在西歐共同市場之外。等到英國經濟在西歐的實力從第二降到第四時才讓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從而把美國在西歐政策上的影響大大削減。如大陸採用對等的「負面表列」政策，其效果等價於將台灣排除出大中華市場。這種「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政策只會削弱而非加強台獨的經濟基礎。其代價是損害在大陸投資的台商利益，對港商、韓商、日商更為有利。三是德法模式，即從煤鋼聯營走向經濟政治的合作，沿海石油的開發是一個可能的生長點。從全球競爭的長遠利益看，當然第三種模式對兩岸最為有利。但現實政治不一定受經濟理性主導。依照杭亭頓的思維模式，中國利用下一次中東危機達成靜悄悄的手術式外交，是政治上最簡便的方式。在老一代中國領導人的尊嚴外交淡出之後，受過西方訓練的新一代中國領導人的實利外交可能漸佔上風。到那時，中國大陸單方面的對台開放將難以為續，而西歐模式的對台政策可能出台。

作為關心21世紀全球競爭新格局的中國知識分子，我以為中國發展戰略的根本大計是提高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不能讓兩岸關係干擾中國的全球戰略和中美關係。台灣內部的種種亂像是台灣國際競爭力下降和社會調節成本上升的結果。台灣獨立不可能打開台灣產業升級的出路。除非台灣用公民投票的辦法打破現存的內戰不戰不和狀態，否則，軍事衝突的可能遠低於外交和經濟解決的可能。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是無法逆轉的，有道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普里高津統計力學及複雜系統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