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崛起，回歸中國立場

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在7月26日，以「政黨競爭與民進黨的轉型方向」為題，向參加第二屆跨世紀新生代政治領袖營的學員發表演講。

許信良認為台灣朝野必須建立共識，採取真正的務實外交政策，否則台灣的外交，只會愈來愈困苦。他更進一步表示，民進黨如果不轉型，將永遠無法執政。他說：「每次選舉，獨立口號喊得最凶的那一次，得票率都不高。人民相當在意國家的安全，民進黨不是擔心北京政權，而是在意美國的態度。如果中共真的對台灣出兵，除非美國出面保護，否則，台灣的武力根本無法和中國大陸做長期的對抗，這一點台灣不能自己騙自己。目前最麻煩的是美國也支持一個中國政策……。」（7月27日，《中國時報》）

許信良表示，台灣可以經濟手段，和中共打交道，向中共人民解放軍採購煤礦也在所不惜，以便縮短兩岸貿易逆差，改善兩岸的政治關係。許又說，民進黨不是不想更改國號，只是為了國家安全，不得不模糊一下。事實上台灣早已獨立，只是建國尚未成功。（出處同上）

看完許信良的表態，筆者感慨萬千。一方面對於許信良的務實態度表示敬佩，此人終於認清現實，兩岸關係以美國的態度馬首是瞻，因此他在意美國的態度，反而不擔心北京政權。另一方面，筆者對於許信良的思維模式仍舊停留於冷戰時期，把台灣人的命運托付美國人的保護，美國人的價值和態度，就是我許信良的價值和態度，同理，也是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和建國黨的價值和態度，這種價值和態度，說穿了是相當可悲的態度，不但是台獨悲觀論，而且使台灣人成為美國人所收養保護的孤兒，還談什麼「台灣人的尊嚴」、「出頭天」、「台灣人的主體性」？誠如台灣俚語：「騙！」或「講什麼話！」

許信良承認台灣的武力無法和中國大陸做長期的對抗，台灣不能自己騙自己。許信良這一點務實的態度的確可取。但許先生沒有進一步反思：為什麼目前美國也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從「台灣地位未定論」經「一個中國模糊論」，到現在的「一個中國逐漸清晰論」，將以「三個聯合公報」排除了《與台灣關係法》，來規範對台政策的指導方針，並催促台北盡快與北京上談判桌，進行官方的政治談判。

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難道是她有所厚愛於北京而形成的？中國如果沒有香港回歸，沒有飛彈與核子武器，沒有經濟實力的提升，和綜合國力的壯大，許信良能想像美國會那麼「厚愛」於北京嗎？而中國的崛起，與美國的力不從心，連美國人都體會得清清楚楚，而許信良等一群人難道毫無知覺？只在意美國的態度，而美國卻在意北京的態度，許信良反而卻「不擔心北京政權」，這種思維方式不是短線的思考，只看下一步棋而未見下二步棋，難道不是「講什麼話」？

長久以來，許信良等一群人，都跟著美國的態度旋轉，自甘於做人家的「被保護者」，可對內卻向台灣同胞吹噓「台灣人的尊嚴」、「走出去」、「出頭天」。如今「保護者」美國力不從心，要向「正港的中國人」（台語「正港」兩字即「真正」的意思）妥協，準備放棄台灣，例如今年4月3日，台北企圖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一案，事先並未與美國協商就「勇敢地」提出，結果，美國打破往例，先與北京協商後，再回頭把結果告知台北。這是一個轉捩點，已經顯示了台北今後「加入聯合國」、「走出去」、「模糊一個中國主權」等等外交問題，都將困難重重，除非像《海峽評論》多年來一貫主張的那樣：「台灣要走出去，先和北京商量好。」或者說「加入聯合國的捷徑是走北京的路線，而非美國的路線。」換句話說，台灣只有回到「一個中國」的原則，才有希望「走出去」。李登輝上台後刻意模糊「一個中國」原則，或國民黨模糊「統一」觀點，民進黨模糊「獨立」觀點，都是不務實的，既不瞭解當代中國，也不瞭解當代美國。

許信良和李登輝一樣，他們的思維模式，仍舊局限於冷戰時期的觀點，對於中國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的矚目，全然不放在眼裡，不願以「中國人」為榮，因此他們的這種「信念」（beliefs）引導他們在有意無意中不是貶損中國的成就，就是看不見應該見到的事實。反而，一心一意以美國馬首是瞻，也就自然說出「不擔心北京政權，但在意美國態度」那樣短視的話來。

但是，美國價值和態度的代言人，也是台灣政學界精英份子思想的祖師爺SamuelP. Huntington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構》（1996年出版）這本書已經警覺到美國道德衰退的徵象，不足以成為普遍性的價值（見該書304頁），多元文化論者經常是「種族中心的分離論者」（ethnocentric separatists ）把美國搞成四分五裂（305頁），「自由主義將是下一個將倒下去的骨牌」（306頁），「西方文明只有獨特性，沒有普遍性」（311頁），「帝國主義就是普遍主義必然的邏輯結論」（Imperialism is the necessary logical consequence of universalism）（310頁），「東亞的成功主要是其文化強調集體性而非個己性」（108頁），「隨著物質的成就，文化的自信也跟著來」，「美國模式或盎格魯－薩克遜的發展模式過去盛行四十多年的政經現代化的方式已經行不通了」（109頁）。

其次，哈佛大學教授阿匹亞（Kwame Anthony Appiah）、蓋茲（Henry Louis Gates）在合編《全球文化辭典》（The Dictionary of Global Culture，1993年）提出這樣的觀點：「下一世紀全球前20大都市都不在歐美，基督教文明將不再主宰世界，而退居非主流地位的事實。西方操縱世界的五百年歷史就要畫上句點了，但西方人到底準備好了沒有？」

Huntington在以上對西方文化價值的衰落「唱衰」，這並非其用意，他是為保衛西方文明預作準備，其「憂患意識」是可敬的，而一般美國人還在作夢中，尚未準備好做個敗家子呢？

許信良在意美國態度，李登輝在意日本態度，他們都不在意北京態度，因此表現在政策或言論上，輕忽中國的崛起，結果李登輝搞到1995年訪問美國，踩到地雷，美國只好修正對台政策。新任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陸士達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任命聽證會上指出：「李登輝總統1995年夏的訪美之行，付出可觀的政治與經濟代價，是一項『嚴重錯誤』」。美國《大觀》（Parade）雜誌（擁有數百萬讀者的星期雜誌）在7月最後一期以「台灣的煎熬」（Tough Times in Taiwan）為題，報導李登輝水深火熱的日子，描寫李登輝為一位不得民心的領導。在不久前，美國《紐約時報》也指責李登輝為“Trouble Maker”（製造麻煩的人）。

美國媒體對李登輝的報導和評價一向是正面的，肯定的，何以二年前訪美後，就開始急轉直下，並且在對台政策上，美國也準備放棄台灣，以便和中共交換更好的條件，來挽救西方文明的衰退？這個原因，只有從「中國的崛起」其勢不可當中求答案才可能明白。

許信良和李登輝原來都是中國人，但在過去四百年西方文明盛世中，受到美日文化價值和態度的洗禮和內化，而未能反思，一心一意只在意美日的態度，從中國文化價值中，中華民族中異化成為喪失中國文化精神的自主性，習慣以美日觀點來詮釋這個世界，終將被這個世界所淘汰。日本都要從「脫亞」而「入亞」了，然而許李兩人還看不清文化情勢的演變趨勢。筆者在此懇切的希望，他們兩人要

務實地面對「中國的崛起」這個事實，不要再講「什麼肖話」，而應回歸亞洲，回歸中國立場，那才是台灣前途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