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必須面對崛起之中國

前 言

自1990年代初期，蘇聯帝國崩潰，結束了近半世紀東西兩大集團之冷戰。國際格局亦隨之產生了第二次的巨大權力結構的改變，尤其是在亞太地區，一個崛起的中國，在21世紀的國際政治舞台裡，由於它在國際經濟上所產生之衝擊，將使美國的決策者面臨角色調適的困境。在即將到來的太平洋世紀裡，到底美國應視之為國際事務的參與者（Player）、平衡者（Balancer）、競爭者（Competitor）、調停者（Mediator）、夥伴關係（Partner），或領導者（Leader）。中美兩國之關係，毫無疑問地將既深且鉅地影響到亞太各國未來之發展〔註1〕。本文將根據國際政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來分析中美關係面臨之問題及兩國政策上可能之互動。

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下的中美關係

現實主義學派先師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n）在其經典之作《國際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A Framework of Analysis）中即強調每個國家都在道德與理想及兼顧國際現實的情況下，追求其國家利益，並以六大原則闡釋國際關係的動力及其相互影響〔註2〕：

（一）政治現實主義和其他學派思想間，的確存在有真實而深遠的差異。

（二）政治現實主義並不承認任何特定國家之道德，願望與抽像的道德律是符合一致的。

（三）政治現實主義相信政治現象有如社會現象，皆受制於根源於人性的客觀定律。

（四）「國家利益」的觀念有助於現實主義者對國際政治現實之瞭解，而此等國家利益之觀念都建立在追求權力的基礎上。

（五）政治現實主義者並不揚棄政治行為的道德標準，只不過在現實中去實現理想。

（六）國家利益隨「時」、「空」而改變，沒有固定的意義。

但對新現實主義而言，權力雖然仍是國際關係之主要變數，但它側重於國際層次的改變，其代表性的學者如吉爾平（Robert Gilpin）以「成本」與「效益」（Cost-Benefit）來衡量，選擇適合本國利益的外交政策〔註3〕。此一學派認為國際體系有一股內在的穩定力量，使其成員有一維持現狀的傾向，但此一穩定性在效益超過成本時，國家必會藉由領土、經濟及政治之擴張來加以改變。新現實主義認為一個強權會不斷透過政治影響力，與經濟力量來尋求主導的地位，直到所付之代價過巨而不得不作改變。

從冷戰時代的經驗來看，新現實主義認為權力之集中並不代表擁有強大國力的國家，便能有效地發揮其影響力。時至今日，權力之差距已不很重要，次級國家在現今之國際格局下，已能處處掣肘超級強國，而軍事科技的進步，已使超級強國對戰爭的發生，擁有同樣的恐懼心。事實證明單憑軍事力量便能實現政治控制之時代業已一去不還，美國在二次大戰後具有強大國力，「但在國際事務上，卻顯得在小國中備受困擾」〔註4〕。

從現實主義理論的角度來看，由於中美兩國權力的消長，在21世紀裡，兩國勢必扮演著「競爭」與「夥伴」的雙重角色。由於蘇聯之解體，冷戰後期美國以「以華制蘇」戰略已失其效用，而冷戰之結束，中共則已完全失其戰略價值〔註5〕。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因蘇聯自亞太地區權力結構中急速減退，國際體系轉變，加上中共自「改革開放」後，經濟上的突飛猛進，益發凸顯出中共在此一地區扮演超級強國之角色，使得美國對中共尋求合作之夥伴關係（Partner）更形需要。對美國而言，防止核子武器及傳統武器之擴散（諷刺的是今日美國在武器的銷售量是全球之冠，總交易量為1，022，800萬美元，相對於中共之57，300萬美元，其數量為後者之20倍）已為美國重要的國家利益。而此目標之達成，勢必依賴中共之配合與合作。尤其是戰禍之源的中東地區，在武器之管制上，中美如不能達成協議，則美國的油源及戰略利益，必受到嚴峻之挑戰〔註6〕。加上本世紀的兩極對抗，事實上已使美蘇兩國國力消耗殆盡〔註7〕。昔日富甲天下的美國，自1986年起，已淪為債務國，每年舉債近於千億，冷戰結束後，雖欲爭取最後時機建立單一霸權體系〔註8〕，惜國力在迴光返照下已力不從心。是以克林頓在就任第二任總統時，不得不宣稱加強中美關係為今後首要之務，使得自天安門事件之後，低落之兩國關係已日有解凍跡象。

在軍事科技日新月異之情況下，展望21世紀，漫長而大規模之戰爭已與人類日形越遠。但相反地，在小國之間或國際恐布份子，使用摧毀性武器之可能性卻大幅度上升。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伊拉克強人在美國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即揚言不惜與美國霸權玉石俱焚。而新興國家對軍火之採購，亦使太平洋世紀中之亞洲，變為極不穩定的地區。武器與軍事科技之擴散，因此構成「最具危險性的新威脅」〔註9〕，為求達成防止大規模之武器擴散，美國勢必加強與中共之協議。在此情勢下，美國在冷戰期間所扮演之領導者（Leader）角色已日漸式微，只能以競爭者（Competitor）或合作者（Partner）的角色與中共相互影響。例如自1991年3、4月，中共即已出售Ｍ-11飛彈予巴基斯坦，並與敘利亞洽談Ｍ-9中程飛彈的交易〔註10〕，以抗衡美國自以色列立國以來，對它幾十年的無條件支持，嚴重地危及中東地區之穩定。為此促成了美國前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在1991年11月，匆促兼程前往北京，以撤銷六四以來不出售中共人造衛星與超級電腦的禁令，以交換中共不再出售M-9及M-11飛彈予敘利亞及伊拉克，並遵守飛彈科技管制協定的保證〔註11〕。但1992年9月，當布希為挽救競選連任之頹勢，宣佈出售台灣150架F-16戰機，便立即遭到中共之報復，揚言將杯葛聯合國五強的中東武器管制會議，在在都顯示出美國對中共武器之輸出，因缺乏有效制衡的籌碼，兩者顯然只有以「競爭者」 （Competitor）與夥伴關係（Partner），參與國際事務。而「在競爭成本高於合作利益的情況下，美國唯有提升與中共之合作，加強兩者對談的程度，才能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註12〕

中國經濟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

在即將到來的太平洋世紀裡，經由整合而建立的經濟體，將在既合作又競爭的國際格局下運作，已成為國際關係的主流。而經濟體內的國家為鞏固其在國際上之影響力，亦更不得不極力擴張其經濟力量。克林頓總統於五年前即以「重振美國經濟」贏得選戰而入主白宮，去年競選連任，亦倡言以「經濟建設」來帶領美國跨越「世紀之橋」。在過去的數十年裡，美國以經濟實力稱雄世界政壇，如今面臨一個崛起的中國，以三倍於美國的經濟年成長率，邁入以經濟發展為重心的新紀元。尤其是美國與亞太地區的貿易額，早已超越美國與歐洲的總數，據估計在下一世紀之初，此兩地區的貿易差額將達兩倍，尤其是現今美國每年近一千億的外貿逆差，大都來自亞太地區。其中美日貿易逆差即達45%強，與中共貿易逆差亦高達230億，加上四個現代化帶來的雙數字年成長率及12億人口的潛在市場，已吸引了40%的國際投資，在在都顯示出美國已從「干預者」淪為「競爭者」（Partner）的角色，對以商業利益為主導的美國這些都是不容忽視的挑戰，構成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的動力〔註13〕。如果美國能面對此一新情勢，甘於現實地與中國「和平共存，共存共榮」〔註14〕的目標下，攜手合作，原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契機，無奈美國偏醉心於「單一體制」（Unipolar System）的權力架構，與中共分道揚鑣。自二次大戰後以「和平守護神」 （Ronald Steel：Pax Americana，1967）自居﹐以迄最近《時代》週刊專欄作家克勞斯行默之《美國主宰》（Charles Hammer： America Rules： Thank God，1997，8，4）﹐在在都顯示出美國在國際事務上要扮演「唯我獨尊」的角色。及至「改革與開放」後﹐中國國力上升﹐美國之獨霸地位受到挑戰於是乎鼓吹分裂中國（《紐約時報》：Breaking China Apart），遏制中國（《時代》週刊：Containing China）〔註15〕，撻伐之聲此起彼落，而以今年年初的《即將來臨的美中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最具代表性。在這些作者的筆下，經濟迅速壯大的中國有如一個新法西斯主義國家，不斷地擴張軍備蓄意向外侵略，對亞洲及美國都構成重大威脅，其主要論點是中美關係「對抗」大於「合作」。而自從80年代末期，中國即打算稱霸亞洲，與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衝突，兩國現正走向迎頭相撞的道路上，因而成為美國長遠利益的對手。為了防止一個不友好的國家主導亞洲，其重要性僅次於防止一場核子戰爭，相對於季辛吉的密切合作派，「新現實主義者」主張中美雙方從戰略合作，轉為戰略競爭和對抗〔註16〕。

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其實充滿了偏見與幼稚。主張「中國威脅論」者認為中美兩國現在都是國際上的強國，兩雄相鬥勢難避免，但歷史上兩強未必相爭的先例也不勝枚舉，遠的有在19世紀末葉，後起之秀的美國與當時世界霸主非但沒有發生了正面衝突，且維持了近一個世紀的和平共存，近者如戈巴契夫領導下的蘇聯，與雷根政府不也是水乳交融以迄蘇聯帝國之崩潰。其次，三年多來甚囂塵上由杭廷頓倡導的文化衝突論，認為中美的文化及政治制度迥異，尤其是中國的領導階層不是透過民主方式產生的，他們為了維護本身的統治合法性，必與美國為敵，因此制度之不相容，也是衝突的根源。事實上，中美之間的衝突，至今仍擺脫不了傳統上地緣政治的陸權說影響，即美國「必須防止任何歐亞大帝國之出現。」〔註17〕，去年夏天，美國兩大政黨的領導政治人物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並發表了一篇「美國國家利益」的報告書，即揚言要「防止在亞洲或歐洲崛起一個懷有敵意的霸主……」〔註18〕。

為了強化「中國威脅論」起見，過去三年來，美國右派大力製造「反中國」理論，其中尤以哈佛教授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去年出版的《文明衝突及世界秩序之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及今年由伯恩斯坦（Bernstine）和孟洛（Munro）合著的《即將到來的與中國之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最具影響力。同時，美國的主流媒體，更不遺餘力地醜化及妖魔化中國，極盡煽風點火之能事，危言聳聽地預言中美之間的衝突，勢難避免〔註19〕。這些巨著一方面詛咒式地宣稱中國國內正處於不安的狀態，經濟成長已經減緩，勞工開始騷動，學生及知識份子已經對中共政權感到厭倦。這一體制內的腐敗程度，已經達到驚人的地步。領導人知道要壓制住這一趨勢必須要引起人民的愛國情操，另一方面又歇斯底里地認為「中國正快速成為世界第二強權，並將在21世紀裡扮演重要角色，且將成為美國長期之對手，而非戰略夥伴。」「在過去半個世紀裡，為了不讓任何強權上升，美國曾經在亞洲進行了三次戰爭……在下世紀之初，中國將成為美國主要對手，而此兩國之敵對不但將導致全球權力結構之重組，更將影響到美國在全球之領導地位，因此，美國必須在亞洲擴大軍力，鼓吹日本之再武裝，甚至不惜在亞洲部署核子武器。」伯、孟二氏更認為中、美如果發生軍事衝突，最可能的引爆點將是台灣，因此以虛擬的手法推演兩強在台海地區的對抗之情形，極盡煽風點火之能事。〔註20〕

主張「中國威脅論」者更憂慮香港之回歸，其經濟力、資本流向、政治影響力，都無可避免地成為中共之籌碼，中共目前為美國之第四貿易夥伴（相對於台灣之第七位）。去年中美兩國進出總額達5，600億（其中香港為3，300億及中共之3，300億）美元。雖然兩國之貿易，每年對美國造成了近二百億的逆差，但也為美國消費者提供了較為廉價之日用品。這也是美國每年為延續「最惠國」待遇給中共，不得不妥協的原因之一。香港之經濟在回歸前夕，竟有空前的繁榮，顯示著國際上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此一現象對大陸經濟更是如虎添翼。這當然也意味著一個超強之經濟體在亞洲之出現，將成為全球最可能與西方對壘的國家。對於一向以經濟力量睥睨世界群雄的美國，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到底「中國威脅」依據何在？數年來其涵義亦有所變化，遠自1991年的中共軍備「構成威脅」，漸漸變為「中國經濟實力」和「中國興起」構成威脅。其後又出現中國的「愛國主義」及新生的「民族主義」也構成威脅之說。

經濟成長無疑地增強了一國的國力，證諸歷史國力之消長必然導致擴張主義之後果，尤其是十幾年以來中共因改革開放帶來經濟方面的突飛猛進，因推行四個現代化所帶來軍事科技之提升，更讓「中國威脅論」者擔心在日漸澎湃的民族主義之下，會衍生損害西方利益之後果，但中國之經濟發展並未帶來如工業革命後西歐的擴張主義，或建立如納粹德國一般的軍事機器進行領土擴張，中國至今在海外沒有任何軍事基地，未曾介入任何一國的內戰（即以50年代的韓戰也是在美國主導的聯合國軍隊，揮軍直指鴨綠江畔，在大軍壓境之下，國家安全面臨危機下，才出兵對抗，以迄重歸北緯38度線之原狀而終止），也未曾扮演過「世界警察」之角色。

擴張主義原是西方帝國主義之產物，中國深受其害，豈會如此地「西化」而從事「掠奪、剝削」之擴張？客觀的事實是中共在人口膨脹的壓力下，必須尋求以經濟建設來穩定國內政治之安定。因此和平的國際環境也就特別來得需要，「睦鄰」才是上策，對鄰國沒有威脅之能力﹐即以國力鼎盛的元朝而論﹐歷史的紀錄顯示中國並沒有侵略任何國家一寸土地。中國謀求「軍事現代化」是一種慘痛的歷史後果，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境內，燒殺掠奪、「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整個國家幾乎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甚至到了70年代，中國仍然面臨四方環伺的敵對勢力。而90年代，冷戰甫告結束，「黃禍」聲浪再起，前述的「拆散中國」、「圍堵中國」及華爾街報記者菲爾卡（John J. Fialkan）的另類戰爭（War by Other Means，1995）等聲震雲霄。

比較合乎邏輯的應是民族主義帶給西方國家之威脅。為了擺脫西方國家百年來加予中國的桎梏，一股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正在中國人內心滋長茁壯。在經濟的快速成長下，重振了中國人因飽受西方列強（當然也包括了東方的日本）之欺凌而喪失了信心。今年7月1日香港之回歸中國，全國及海外僑胞在歡騰之氣氛下，所掀起慶祝之浪潮，反映出中國人在涉及國家主權的問題上不再是一盤散沙：「中華民族終於站起來了！」對食髓知味的帝國主義者，自然是一股威脅的力量。

但對西方國家構成更為嚴重威脅的，不止是國家的認同感，更是一股失落已久的「自信心」，正在日益滋長。新的意識型態、新的價值觀念正在向西方國家挑戰，在向建國（Nation Building）大道上樹立新楷模。所謂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在國際社會裡證明了比「西化」更具誘惑力。相對地，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模仿西方的民主政體與自由經濟，至今使俄國仍然一蹶不振，這也許才是「中國威脅論」的真正涵義，絕非強大軍力所帶來的擴張主義震撼了美國的決策者。

1995年6月21日，美國國防部亞洲戰略策劃人，負責亞太問題的國防部助理部長貝爾（Bell），在華府的一次演說中即清晰地表示：「今後在中長期內，亞太地區最令人懸念的就是中國之興起。因此就美國來說，有必要圍堵中國，使其不能成為威脅和平的國家……當前美國與日本等盟國合作，圍堵中國是必要的好辦法。」〔註21〕這種論調其後果必如前助理國務卿羅德（Winston Lord）及前國防部主掌國際安全的助理部長奈伊（Joseph Nye）所預言，將為「一個自行實現之諾言」。問題是這種只可做，不可說的危險論調有無國際社會的認同？

中、蘇、美、日權力調整，冷戰再出發

近半世紀的美蘇對峙，在冷戰因蘇聯帝國之解體而落幕，對建立一個和平繁榮的新紀元，原是一個很好的契機，但美國倡導的「中國威脅論」接踵而至。在「美國放棄世界領袖的角色是一項錯誤」（柯林頓總統語）的構想及「權力多元化」的世界大潮流交錯下，中、蘇、美、日四國權力重組，便成為21世紀全球安危之所繫。

三年來此四國動作頻頻，政策宣言前呼後應，陸權（中、蘇）對抗海權（美、日）之格局已隱然成形。1996年春中共在公海的飛彈演習，引發了美、日的高峰會議，促成了美、日「檢討1978年美日防衛條約，將兩國協防範圍自條約上的『遠東』，鎖定『日本之周邊地區』。」並將朝鮮對峙及台海紛爭列入因應計畫。台灣海峽及南海紛爭，如何危及逾千里之外日本的安全，實是只能意會，不可言喻之事。而一心想在太平洋世紀維護它在遠東之利益的美國，在力有未逮的情勢下，不得不希望日本摒棄孤立主義，承擔在海外之責任，柯林頓總統於去年4月訪日期間，在日本國會裡呼籲兩國在國防、經貿、太空和科技方面加強合作，以廣泛的夥伴關係「共同努力，一起領導」。順勢推舟，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在今年春間接受英國Manchester Guardian訪問中語含影射地道出了「日本可能被迫成為軍事大國，擁有核武」的心聲。

島國的日本原本即具有團結、進取、崇尚紀律的精神，形之於外的就是崇拜力量與權威，在武士道的傳統精神下，發揚出來便是侵略的天性，擴張的政策。這種民族性自明治維新後，已帶給亞洲不少的戰爭災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美國的扶植下，經濟的蓬勃發展，已為軍事奠立一個深厚的基礎。數十年來國際事務上，頻頻擺出說「不」的自主姿態，極端而又積極的真理教已揚言「要打世界上的最後一場戰爭」。而在此同時，美國既要主導亞太地區的安全體系，同時又無力肩負沈重的軍事費用，日本在極力試圖擺脫戰敗國形象的驅使下，責無旁貸地承擔起這一重任，其地位自然地由「被領導者」而提升為「夥伴」（Partner）及「競爭」（Competitor）者的關係。而水漲船高，情勢的演變更使日本積極地想在冷戰時期的國際舞台上扮演政治大國的角色（如擔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去年8月更與美國共同宣佈《美日安保條約》新解，積極地已讓其軍事力量伸入東南亞，對日漸崛起的中國實行「新圍堵」〔註22〕。

這一由美國主導，日本執行的亞太安全體系是希望以中、日互相牽制的21世紀，讓美國穩坐霸主的位置，但這一新圍堵不僅觸及日益強大的中共容忍的底線，更引起了飽受日本災難的亞洲關係國家之密切關注。大大地造成了亞洲極不穩定的因素。日本首屈一指的軍事裝備（包括自衛隊的F-15戰機，海軍八千噸的「金剛級」驅逐艦和最先進的地面雷達及監聽裝備），10倍於中共的國防經費（位居世界第二位），再加上世界第一的經濟實力支持下，美日聯盟以主宰遠東，進而控制太平洋世紀的國際格局，至此勢必水到渠成，蔚然成形。柯林頓總統於4月間訪日，發表了新的世界權力格局的安保宣言，具有影響力的《紐約時報》立即呼應「唯有美日合作方能壓制中共的挑戰」。

但仔細分析現存許多客觀形勢，亦不難看出這一聯盟的脆弱性，美日之間存有許多同床異夢的因素，深深地影響兩國之間的關係。「改革與開放」後，日本已是中國最大貿易夥伴，而中國也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在不斷擴展中日兩國的雙邊貿易，已為日本帶來巨大經濟利益（日本對中國的進出口，每年帶來了140多億的順差），這種共同經濟利益，維繫了彼此之間的穩定關係。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正當美國暫停其進出口銀行對中國的商業融資來制裁中國，因此丟失了數十億美元的商業合同，日本卻趁機以百億美元的對華低息貸款，使得日本企業與中國這「巨大的經濟體」（日首相橋本語）之間的貿易得到實惠。在如此密切的經濟關係下，依賴美國的嚇阻力是毫無實質效果的。面對下一世紀中國崛起之現實，基於國家利益，日本除了全方位接近中國，擴張中日建設性夥伴關係外，殊無他途可循。

由於戰後國際情勢之演變，使中日關係存在著許多矛盾性與多面性，日本人被中國人讚揚、仇恨、畏懼與奉承。它是一個殘酷的侵略者，威脅中國安全的根源，但同時又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典範，日本是中國外援、投資與技術的重要來源，也是大陸能源出口的市場〔註23〕，在許多方面較美國更受歡迎。同理而言之，日本對中國之態度也難以簡單的言辭描述。中國是日本文化的根源而因此受到讚美。「改革與開放」後，大陸的廣大市場對擴張的日本經濟深具吸引力，唯二次大戰侵華的罪行，又使兩國之間的關係蒙上一層陰影。有些學者甚至倡言日本畏懼中國可能對它之報復〔註24〕。目前日本的先進武力雖可產生某些嚇阻作用，但卻不能成為可靠的反擊武力，在此相互依存的情況下，日本除了與一個強鄰合作之外，似別無他途。

面對美國積極經營的美日擴大合作，及北約向東擴張（如最近捷克、匈牙利及波蘭之加入）的雙管齊下政策下，自然促使中蘇兩國開始發展其平行的戰略利益。中共主席江澤民在今年4月23日訪問俄羅斯與葉爾欽簽署了「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兩國「對擴大和加強軍事集團的企圖」，除了深表關切外，並譴責「這種趨勢有可能對某些國家之安全構成威脅，加劇地區和全球的緊張局勢。」同時並與俄羅斯、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四國簽訂了五國邊境裁軍協定，正式地結束了中共和前蘇聯共和國的對立，將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裁減與睦鄰友好相適應的最低水準，這一項有效期延伸至公元2020年底，將使中國在長達七千多公里的邊境，各方兵力將不超過十萬三百人。這些政策上的互動（如北約之向東擴張、美日之向南拓展其合作範圍），焉能不使兩大陣營感到彼此之「新圍堵」。基於此一新意識，以及在意識型態與互利的雙重考量下，中俄建立聯盟之強烈意願，應是一項合乎邏輯的推論〔註25〕。

持平而論，在國際重心自歐洲東移的太平洋世紀裡，俄國仍將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蘇聯雖已解體，但其實力並未消失。在軍事科技上，無論在「質」與「量」上，俄國仍然擁有足以毀滅世界之武器，更有能力研發最新武器的人才，六年前蘇維埃共和國雖然解體，事實上反而加強了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強化了他們的民族凝聚力。在重新調整政治及經濟結構後，它仍將是橫跨歐亞的強權，歷史證明了俄羅斯不屈不饒的精神，很少在國際強權鬥爭中失敗。百年來在亞洲及自滿清政府即奪去了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將日本北方四島納入自己的版圖，美國如想圓其「單極多元」的美夢，將繼續面臨俄國在理念上的挑戰。在從實力上的抗衡角度觀之，如果美國繼續沈浸於「中國威脅論」，則在新的一場冷戰中，連70年代的「以華制蘇」的機會也沒有，遑論「唯我獨尊」的國際體制。

結 論

世界正無可避免地邁向多元化的洪流，1979年中美建交，原是締造一個和平、繁榮世界的契機。中美這兩個毫無國際利益衝突的國家，如能以誠相待，摒棄稱霸的念頭，共同攜手合作，原可共存共榮、造福人類。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開始時，美國立即從事擴大其勢力範圍，矢志要填補大英帝國沒落後在世界留下的真空〔註26〕，在制定外交政策時，都是以美國主導為最高指導原則。冷戰結束後的幾年來即如倡導分化世界的所謂「文明衝突論」者杭廷頓教授所云：「蘇聯解體後的國際新局勢是『單極多元』而非一般認為的『多元』體系」，他認為唯有美國才是後冷戰時期的超強，國際秩序應由美國完全掌握，其他如英、法、俄都無權置喙〔註27〕。尤其是近三年來美國政壇清一色是「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服膺者。他們無視亞洲人的價值觀，強行以他們的意願「放諸四海而皆準」，著名的政治評論家克裡斯多夫．克根（Kristoff Kagan）及威廉．普法夫（William Puffaff）等即在《前鋒論壇報》一再鼓吹「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把美國目前的世界霸主地位盡可能的保持下去，為了達到此一外交政策，美國必須在軍事上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註28〕，這才是真正的「美國威脅論」。

在此主觀意識之下，中國（或任何國家）的興起，都對美國的理想形成一大威脅，中國自不例外，在「遏制中國」的構想下，自然會觸及領土與主權等問題，其實數百年來中國的積弱不振，以及一些官員的買辦心態，以致依強事大不得不處處忍辱求存，事事忍氣吞聲，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尤自19世紀中葉以還，飽受列強侵略分割的恥辱。因此新中國一旦建立起來之後，對任何支持分裂國土的力量，與作為任何企圖「以華制華」的行為都會激起強烈的民族情感。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曾一針見血地說過，中共對國家主權有過敏性的堅持，當中共在西藏、香港、台灣問題上遭受外來壓力時，「這種敏感會強烈而自然地顯現出來……而美國是唯一對中共外交政策能發揮關鍵影響力的國家……」，但是美國雖表面上一再堅持「兩岸問題由中國人自己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的大原則，信誓旦旦地宣示美國不願為「台灣問題」拖下水（4月10日《紐約時報》社論《台灣問題》）。新任亞太助理國務卿陸士達（Stanley Roth）在香港亞洲協會演講宣稱：「美國希望尊重中國，協助它建立一個強大、繁榮的中國，發展雙方的友好關係。」（焦點新聞，《聯合報》，1997年5月26日）另一方面又大量銷售武器給台灣，包括了最近價值逾五億多美元的攻擊性直升機。顯而易見的是隱藏在這些聲明的背後是美國不願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而在「以華制華」的戰略下，一個獨立而敵對中國的台灣，自然符合美國在遠東的利益。因此不論其如何一再堅持對台灣的分離主義如何置身度外，而事實上自柯喬治的《被出賣的台灣》（一九四七）以迄數十年來報章雜誌裡支持台灣分離主義的文章，可謂不勝枚舉。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長梁敬錞曾感歎的表示：「基於他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所閱覽的解密文件；多年來一直對美國分離台灣的計畫和政策耿耿於懷，當他發現這些計畫與政策時，不敢立即予以披露，……不願將美國三十多年來對台灣之陰謀及秘辛予以披露，以免使中華明國政府為難。」〔註29〕

1984年在中英談判當時的「香港前途」問題時，中共即斬釘截鐵地表示了「任何牽涉到領土、主權問題時，不能成為談判之課題」的堅定立場。如今香港業已回歸中國，而英國新任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在香港主權移交典禮上，猶大言不慚地宣稱：「英國將與美國進行聯盟合作，一起看守香港前途！」（《中國時報》1996年6月30日第6版）同時美國對台灣的問題也一再提出所謂的「主權過時論」，嚴重地構成了對中共「維護領土完整」這一決心的最大挑戰。台灣如今已是軍力壯大的政治實體。安全上無值得顧慮的跡象，如果美國真能恪遵已宣示的「兩岸問題由中國人自己以和平的方式去解決」的原則，不作「調停者」，更不作「干預者」，則時移日轉也許讓雙方尋出一個符合雙方利益的和平方案。

中美關係將是下一世紀亞太地區強國之間合作安全體系之支柱。兩國之間，在地理從無領土爭議，在歷史上也沒有民族的糾葛結怨，中國人民對美國政府曾反對八國聯軍分割中國之正義立場，60年代又曾反對前蘇聯對中國使用核武，無可諱言地，這些歷史事實很自然地在中國人心底產生了一股親美的情愫。職是之故，中共早在40年前的萬隆會議即以「和平共存、共存共榮」的外交原則宣告於世，因此「中國威脅論」的基礎是十分脆弱的。中美兩國有合作維護世界和平之責任，中國是穩定亞洲的重要因素，兩國雖然因為政治意識型態及國情之差異，過去有過敵對經驗，但12億的中國人民在以往近20年已漸漸體驗到「改革與開放」的理念。廣大人民的信念與追求，最終將決定國家的走向，因此，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可以建立在一個穩定的基礎上。如果美國能體會中國在近代歷史上遭受的慘痛經驗，努力從事於兩國建設性關係的建立，則過去二度兵戎相見於朝鮮半島及越南的代理戰爭必可避免〔註30〕。

中美關係的惡化，事實上必會帶給雙方一些負面的效果。對中國而言，高科技之取得，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之收縮，連帶地會影響了中國現代化之進展。但美國也將因此種情勢之逆轉而蒙受其害。70年代「中國牌」之策略曾改善了美國與大多數共產國家之關係，瓦解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並促進了美蘇兩國的友好關係。與中共關係之改善，必然帶來國際關係的新氣象。如今的世界關係網是相互交錯而又難分親疏的。每個國家都會從自己的現實和長遠利益出發作不斷的調整。中美兩國關係之改變，勢必導致彼此利益之重新組合，後冷戰時期所形成的以美國勢力為主導的集團，如果持續發展下去勢必牽動中美關係的惡化，也必然會增加中共與俄羅斯再度合作之可能性。此兩國在意識型態、法律規範、社會觀念各方面比較容易接受的情況下，勢必使美國在全球活動範圍受到掣肘。

美國是今日世界上經濟進步與科技發達俱屬尖端的國家，而中國則是全球人口最多和具有無比發展潛力的國家。這兩個國家自70年代初期的「低蕩」政策演變到70年代末期關係正常化後，建立一個國際新秩序。冷戰時期所謂兩大敵對陣營，很快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在不同意識型態下和平共存的國際格局。衝突的根源也在談判協議下漸漸地淡化下去，各國在「競爭」代替「對抗」，以「和解」、「瞭解」和「理解」下為人類歷史上開創了一個新世紀。

中美兩國的新關係對世界繁榮也無疑地產生了一股動力，改善了中美關係在促進調節東西方勢力的均衡狀態，以及對整個世界的安全與進步，產生了積極而強有力的作用。不僅如此，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和諧、合作的中美夥伴關係，連帶地會提升這兩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使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力更大，也使中國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吸引力，兩國都可以其獨特的條件對全球作無可比擬的貢獻，中美之間的理解與合作是世界不可缺少的財富。目前東西兩方勢力均衡的局勢，是全球和平、安定的基礎，這種均衡必然會為不良的中美關係所破壞，而事實上美國如果想拆散崛起的中國，致力於「掃除」建立以美國為首之國際體系的障礙，勢必導致徒勞無功的後果。

〔註1〕蔡瑋，《亞太新局勢與美國之角色》，《問題與研究》（32卷9期，民國82年9月），頁42。
〔註2〕Hans J. Morgentha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6th edition， 1985）， pp.4-17。
〔註3〕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p.9-11。
〔註4〕Stenley Hoffman，“Gropping Toward a New World Order”（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 1976）， PP.1。
〔註5〕李登科：《柯林頓對華政策之展望》，《美國月刊》（8卷1期，民國82年1月），頁36。
〔註6〕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佈1996年世界傳統武器進出口報告指出美國之銷售總額佔去年交易總量44%，為全球之冠。見《聯合報》1996年6月30日，版10。
〔註7〕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1986）.
〔註8〕自蘇聯解體後，影響美國外交政策學術刊物如《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一再刊載專文倡言“The Unipolar Movement”。已故總統尼克遜亦著書立說，鼓勵美國爭取時機，在國際事務上，重振雄風。見Richard Nixon： Seize the Last Moment （1993）.
〔註9〕柯林頓語，詳見周煦《柯林頓政府外交政策初探》，《理論與政策》（7卷2期，1933年2月），頁56。
〔註10〕陳一新，《柯林頓對中共政策的可能走向》，《美國月刊》（8卷2期，民國82年2月），頁16-17。
〔註11〕見蔡瑋《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問題與研究》（民國78年7月10日），頁73-83。
〔註12〕同〔註11〕，頁83。
〔註13〕「中國威脅」之動力之分析，請參考：Willam Overhalt， The Rise of China （1996）及John Naisbitt， Global Paradox （1994） chap1，5.
〔註14〕語出於1950年代中期，大批新興國家擺脫西方帝國主義而獨立，在國際社會裡蔚然結合成為所謂第三世界集團，中共當時即以此具有高瞻遠矚之口號，昭告擴張的美國「和平」乃世界潮流之所趨，「共存」乃世界唯一存在之機會，「共榮」（即今日之經濟整合共同體）乃下一世紀建設世界之唯一途徑。
〔註15〕見《紐約時報》專欄（1993年11月18日），《時代》週刊專欄（1995年7月31日）
〔註16〕該書作者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曾任《時代》週刊首任北京分社社長，現為《紐約時報》寫書評；另一位作者羅絲．門羅（Ross Manro）現任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研究計畫主任，現任該所研究員。該書以240頁篇幅分析了中國近八、九年在國力、軍力、戰略思想方面發生的變化，做出了中美衝突難以避免的結論。紐約的華美協進社並為之舉辦了一場新書發表會，美國新保守派之《旗幟週刊》（Weekly Standard），並在今年2月24日出版了《中國專刊》，發表了12篇從不同角度主張圍堵中國的文章，《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也在今年4月號出了「中國威脅」專輯。
〔註17〕邱坤玄，《美國東北亞政策》，《美國月刊》（第8卷第5期，民國82年5月），頁63。
〔註18〕見1996年夏天，由美國兩大政黨領導人所組成之委員會所發表的《美國國家刊益》報告書。
〔註19〕如今年由《紐約時報》前駐北京記者紀思道及其中國籍妻子伍潔芳合著之《驚蟄，中國》（智庫公司，1997）及李希光及劉康合寫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捷幼出版社，1997），雖然後者認為以負面態度對付崛起的中國必然導致嚴厲的後果。
〔註20〕Richard Bernstive and Ross Mo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1997）.
〔註21〕《中國時報》每週專欄，1997年4月22日，頁14。
〔註22〕所謂「新圍堵」亦即美國國務院在1995年「中國威脅論」之前提下，折衷「交往」與「圍堵」二派意見的「有條件交往」。企圖在與中共經濟合作之同時，兼用政治軍事手段迫使中共納入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體系範圍，不再構成威脅。
〔註23〕Steward Harris and Gary Klintworth： China as a Great Power， Myths，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St. Martin Press， 1995）， Pp. 69-71.
〔註24〕Harris and Klintworth，如前引，頁91。
〔註25〕俄羅斯首於1994年初建議把雙方關係提升到「戰略夥伴」關係及次年5月，俄國國防部部長葛拉契夫再度建議「提升雙方共同解決安全問題」，都為中共所否決。最終於去年葉爾欽訪華期間「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終於達成共識。
〔註26〕見馮啟人：《冷戰中美蘇勢力之對峙》，《中國論壇》（1983年8月，頁14-21）及D.F.Flaming，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two volumes （1967）.
〔註27〕孫克蔭：《勢在必行的擴大美日安保條約》，《聯合報》，1996年4月12日，第4版。
〔註28〕William Puffaff，“The Sole Superpower Status Has Confused American Thought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February 14， 1997）。法國故總統密特朗在1994年秋也談到了「對美國展開一場持久經濟戰……這些美國人貪而無厭，他們想獨霸世界。」
〔註29〕梁敬錞，《中美外交關係史》，（1986），頁76。
〔註30〕Harris and Klintworth，如前引，頁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