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香港回歸後「台灣意識」的重構

一、前 提

在中英香港交接儀式上，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升起了的一刻，國家主席江澤民代表中國說：「這是中華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與正義事業的勝利。」在主持香港特區政府宣誓就職的儀式上，李鵬總理的致詞說：「香港回歸祖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標誌著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在解決香港問題上獲得了成功，標誌著中國人民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進行的努力得到重大的成果……。」

毋庸諱言，九七香港回歸，平穩過渡，持續繁榮之後，不僅僅是解決「台灣問題」，最終完成祖國的完全統一，將更專注地提上北京當局的議程。而且，國際環境將對中國要實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政策更為有利。就像江澤民先生所說，香港透過和平談判順利回歸中國主權，是「世界和平與正義事業的勝利」，這個里程碑正指向和平統一海峽兩岸的再次勝利。

香港回歸中國，則香港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關係蘊含著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關係。因此，台灣與香港的持續關係，也意味著台海兩岸進一步的直接關係。這不是台灣當局人為設置障礙，如經貿的「戒急用忍」政策，或藉「分治」而達「分裂」主權的政治意圖等等，所能阻擋或迴避的。

隨著中國國力的繼續增長，世界上霸權政治癒為不得伸張，中國實現完全統一，假以時日是會水到渠成的。

那麼，借鑒香港回歸過程過去十多年的經驗，台灣在上述大趨勢之下，應該開始做些什麼有建設性，少破壞性的具體工作呢？自從香港有了九七回歸的時間表以來，香港人也經歷了這樣那樣的疑懼，港英政府也嘗試了這樣那樣的政治手腳以圖為難香港的平穩過渡。可是有一點，在香港的中國人的基本「中國意識」在英國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下，並未有太大的變質。香港雖通用粵語，並沒有把廣東話說成是「香港話」，並且，在回歸前的一段時期裡，許多港人熱門學習「普通話」的國語，港人對中國人的認同始終沒有搖擺。相對於此，今日台灣有混淆的國家認同，有扭曲了的「台灣意識」，並且在現今台灣當局領導的政治氛圍下，「台灣意識」可為炮製「分離意識」甚至「反華意識」的藉口，受到人為的惡質化。長此下去，與上述前提，中國和平統一的大趨勢背道而馳，對於包括台灣同胞的全體中國人來說，這絕不是幸事。

就此一觀點，我想藉本文集中討論這一嚴峻的「台灣意識」問題。也希望藉此引發更多的思考，集思廣益，開創新的，符合時代的健康的「台灣意識」，和進步有建設性的台灣中國人的自我認同。

二、對中國國情的無知

在香港回歸後的第三天，一個在廣東東莞召開的學術座談會上，歷史學家龔忠武簡略概括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近現代史，很有見地地把20世紀上半葉劃為「救亡圖存」的年代，而新中國成立後的「毛澤東時代」為中國求強的時期；繼而是改革開放求富的「鄧小平時代」，同時有了一點經濟基礎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的「求文」的時代。

日據時代的台灣，正是整個大陸中國掙扎求存的時期。台灣在日本殖民佔據下與大陸隔絕，台灣人民在抗拒日本歧視統治當中，以強烈的中華民族認同為支柱。可以說，那時的「台灣意識」就是「祖國意識」。當時的台灣知識菁英以閩南或客家「漢語」來傳習中華文化，直至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台灣的文學家們也捲入白話與文言的爭論。可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台灣社會菁英對於祖國大陸在求存時期的真實情況，訊息不靈通。就像台灣史學家葉榮鍾在他《台灣民族運動史》中所記載的，直到台灣光復時，台灣社會的先進對於當時國共兩黨的鬥爭和在南京的國民政府都缺乏瞭解。只知慶幸台灣光復，回歸祖國，學習說國語、唱國歌，準備歡迎祖國政府的蒞臨。並未意識到與當時中央政府溝通協商，爭取「當家做主」權利的必要。這是那段歷史裡，台灣人民不由自主的無知的悲哀。

光復後，台灣人民要做中國人的意願，再次受到歷史的嘲弄。致使整個自我定位的過程更為曲折，更加複雜化，眾所周知，20世紀的下半頁，台灣有蔣家國民黨政權在前，有近十年來的李登輝國民黨政權在後。前者不僅為了政治利益，歧視對待台灣省籍人士，造成「省籍矛盾」。並且在文化上弔詭地造成「中國正統文化」與台灣「本土文化」的對立，鄙視台灣地方的民俗宗教為封建落後，致使後來台灣省籍人士拿本土文化做為抗爭大陸籍統治階級文化的工具。殊不知當台省籍人士回歸本土文化，自稱為認同台灣，事實是回歸認同在台灣遺留下來的中華文化。另方面，在國家認同方面，幾十年下來，台灣居民自稱「國人」，出入台灣島說是「出國」、「回國」；當海內外絕大部分都沿用西曆，台灣百姓覺得算算「民國」幾年才更習慣些。

前者國民黨以島為國的政治措施，正好為後來者李登輝政權滿足於「主權不及大陸」，緊緊抓住「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獨立主權」的分裂政策鋪路。可以說，今天李登輝頑抗統一的政策，在台灣有那樣的市場，是蔣家時代國民黨不自覺地培養出來的。李登輝則加以充分利用。

半個世紀以來，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從反共滑向反華，其最重要的要害，簡言之就是讓台灣的老百姓持續對中國國情的無知，或者造成大陸中國不存在的錯覺，或者混淆中共為萬惡的異端。從報載最近在台灣島內竄改國中歷史教科書的爭端，竟有一班人提出「槍斃共匪李慶華」的口號字眼，令人驚歎今夕何年，國民黨反共白色恐怖時期的警語，竟然那麼深刻地印在反對國民黨，自以為在為「當家作主」打拚的台籍人士的腦海裡。或者這些人別有用心，以為一般台灣百姓對大陸中國的無知，可以繼續瞞騙利用下去。

三、「台灣意識」的負面性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周青先生曾著文分析「台灣意識」的正面與負面性。正面的是認同鄉土，要求自我認識的尊嚴。負面的則包括排他性，自怨自哀甚至流於自外於主流，形成狹隘的對立心態。台灣文學家呂正惠教授在1993年的一個研討會上分析「中國知識分子的性格」。他在論文結語這麼說：

「長期的專制可以使知識份子的生命完全被閉鎖住，處境類似深閨中的女性，在自怨自憐中盼望別人的提拔與賞識，完全不尋求主動的表現，一旦這種專制突然解除，自由已在手中，則又用來發展『狹隘的自我』，形成一種『獨我主義』，不瞭解真正的自由是：在公共利益之中大家一起來發揮各自的能力。」

「台灣意識」的負面性，似乎也經歷這兩個極端的震盪。尤其更具體的寫照，可以從李登輝所代表的「台灣情結」以及前後的轉變找到驗證。在蔣經國的麾下，李登輝很聰明懂得「內斂」，一旦牽制解除，他則用來發展台灣意識的「狹隘自我」和「獨我主義」。呂正惠教授引經據典地指出這是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性格。李登輝今天拿台灣意識來發展分離於中華民族的「狹隘的自我」和「獨我主義」，豈知連這負面性格也得之於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在現代化轉變當中的困境，能說是諷刺不諷刺？

思想史學者林毓生教授有一些觀察，有其一般性，但對目前台灣所推動的「台灣意識」為強勢的政治意識形態有一定的針對性。茲抄引如下：

「可能產生的良性政治過程也被下列兩種現象所干擾：（一）不少新式政客，利用民主口號來煽動民主政治所可能發生的暴民政治的情緒，以遂個人的私慾；（二）政治過程被帶有宗教情緒的強勢意識形態所影響，以致許多參與政治的人，以為這一強勢意識形態所楬櫫的目標的實現，乃是當前最主要的政治參與。任何意識形態都有封閉性與排他性；它的封閉性與排他性的程度，與它是強勢或弱勢有關。帶有宗教情緒的強勢意識形態，其封閉性與排他性特別強。抱持這種意識形態至極高程度或被它完全支配的人，只能感到自己的投入，不但是正確的，而且是神聖的；不但是一切美好未來的先決條件，而且是必須立刻付諸實現的；不但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而且是一定可以成功的。他同時覺得與他的看法持不同意見的人，不但居心叵測；而且簡直是惡毒的。所以，他的政治參與，就是推展他帶有宗教情緒的強勢意識形態。」

以「台灣意識」做為帶有宗教情緒的強勢意識形態，台灣朝野政客競相以民主的政治口號，煽動暴民政治的情緒，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在台灣有了選舉的民主形式，但是金權掛鉤，地方黑道勢力介入，而公共政策癱瘓，治安失控等等亂象的基本癥結之所在。

四、「創造性轉化」被扭曲的「台灣意識」

人類學家麥隆‧柯恩教授在討論當今的「中國意識」或「中國特色」時，指出自鴉片戰爭之後，幾千年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以至民俗文化驟然解體。以往所認為當然的怎麼樣才是做一個「中國人」的基本行為規範受到挑戰。而在百多年來中國自求「救亡圖存」的時代裡，代之而起的是五四時代的整體性反傳統，除了革命政黨所領導的軍事文化和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之外，當代做為「中國人」主觀認同意識，並沒有系統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系統性的承載體。

可謂「君子所見略同」。前引華人學者林毓生教授，有鑒於類似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提出對於傳統的承繼與重構，有必要採納「創造性轉化」的進程導向。創造性轉化的首一要件即突破一元式模式的思想，而採取開放多元式的思想模式。一元式思想模式往往是反射式的簡約化，在危機感之下，以強勢意識形態，宗教性狂熱的救急方式，代替深沉的分析理解和多元考慮可能的多元質素的複雜重組。這是當前「中國人」自我認同意識要面對的追求之挑戰。「中國特色」不是既存的現實，是經歷過危機後的一種積極追求的目標。

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在台灣居住的中國人所面對的自我認同的意識危機，可以說是上面解析「中國人意識」危機的組成部分。「台灣人意識」也同樣在全體中國人救亡圖存的時期裡，作出本能反射性的對應。包括日據時代的「祖國意識」是為了反抗日本殖民的歧視統治。可以說，直到今日「台灣意識」都是政治激進份子，在逆反情緒下所提出的一元化，整體性的概括反應。而缺乏主體性，多元化的理性追求，這種強勢意識形態的引導，只能流於破而不立，排他獨我，自陷於一種文化貧血症。

要做一個「不是中國人的台灣人」，這不過是激進政客的空洞口號。林毓生教授說：「『創造性轉化』是指『使用多元的思考模式，將一些中國傳統中的符號、思想、價值與行為模式選擇出來，加以重組與（或）改造，使經過重組與（或）改造過的符號、思想、價值與行為模式，變成有利於革新的資源；同時，使得這些質素（或成分）在革新的過程中，因為能夠進一步落實而獲得新的認同。」試問，把中國的傳統的質素或成分去除了，台灣還剩什麼？要在虛無的基礎上建構「台灣意識」，等於是要「無米作炊」，是空想，是激進政客不負責任地為私利而激發暴民情緒的愚民手段。

五、非政客的有識之士的共同事業

令人擔心的是，當前台灣的情況是泛政治化的「台灣意識」被在台灣的主政和政客、御用學者等獨佔炮製。相對地，開放性多元的思想模式，在「台灣優先」、「生命共同體」等言論法西斯的壓抑下，對貢獻於重構創造性轉化「台灣認同意識」顯得無力、無奈。

再次借鑒香港經驗，「香港人」回歸祖國後，重構自我認同意識，可以有中國的、西方的，以及世界性的文明資產供作建構的基本質素或成分。其中還有一項在中國苦難的百多年來現近代史所茁長出來的強烈的中華民族主義的重要素質，使香港人不僅有機會在進入21世紀的時刻，開創出一個嶄新的、健康的香港中國人的認同意識，因為他們沒有必要去做自我斬根除本的破的工作，而能專注在積極的重組、改造。並且毫無猶疑地納入整體「振興中華」的行列。

在中英香港交接儀式的會場裡，除了世界各國的使節代表之外，觀禮的客人大多是海內外的中國人，華僑、華人。當中國國旗升起時，全場凝重、激動的氣氛幾乎令人感到窒息，然後突然紓解於暴雷的掌聲，試想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生活甚至國籍都已殊異的觀眾，是什麼東西把他們維繫在一起？豈不是近現代中國史孕育出來的強韌的中華民族主義，應該說，這已經是今後建構「中國認同」、「香港中國人」、「台灣中國人」、「海外華人」，等等認同意識的重要共同資源之一，只能肯定，不能輕言遺棄。

香港的回歸，意味著19世紀下半葉以來的帝國殖民主義的一個句點。可也意涵進入21世紀中華文化再興的一個起點。中華文化的承載主體應包括中國大陸與港澳台，政治上的統一是這個主體系統發揮社會經濟文化等結構功能的基本條件。而國際環境也越來越有利於和平共榮的跨國合作，互惠互利。曾經使不少中國仁人志士感到挫折、喪氣，甚至自暴自棄地整體性反傳統的內外條件已不復存在，偏激狹隘排他反華的「台灣意識」是那一代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堅持這種方向，只顯露出落後，不合時宜，並將為時代所淘汰。

就個人而言，一個偏激、狹隘的自我認同，往往導致極端的行為，甚至自我毀滅。就社會群體來說，歷史證明這是法西斯的禍源，在建構「台灣意識」的過程中，如果讓當前的主政和政客專業於其狹隘的政治掛帥，又有其他非政客的有識之士，在各界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制衡，則後果不堪設想。所以說，重構健康的台灣中國人意識是所有非政客台灣有識之士的共同任務，共同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