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全球民族主義發展之解析

1989年，東歐劇變；1991年8月蘇聯解體，結束二戰以來制約全球的美、蘇冷戰格局。但進入後冷戰時期的世界格局並未如西方在世界所宣告的，一個比較和諧世界逐漸成形，更不是如法蘭西．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模式：「我們可能還在見證歷史的終結……西方民主普及，為人類最後的政府形式的終點。」〔註1〕相反的，冷戰結束不僅在世界經貿領域出現經貿保護主義，國家干預的經濟民族主義，為邁向全球經濟一體化與區域經貿整合趨向造成阻力；西方陣營也形成西歐、日本、美國發展理念距離拉大的現象。另一股為勢更洶湧，更血腥的民族衝突，種族仇殺、宗教對立、文明衝撞、更從「世界島」核心向西方擴散、蔓延。民族主義激情四處潑濺。時值世界格局轉換調軌的關鍵時刻，20世紀末為勢激昂、力道迅猛的民族主義浪潮，幾乎波及整個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宗教各領域，儘管後冷戰格局發展迄今，世界出現多極化，和平與發展勢頭強勁，但各種貿易戰、文明威脅論，對抗性邊界，准戰爭對峙，武器擴散、地區衝突等，又形成另一種冷和形勢。當全球出現184個大約以民族國家形態出現的世界格局時，吾人不能不深入探討這一波民族主義浪潮，其興起的動因、表現的形態、未來發展趨向及對多民族國家影響。本文擬從較不為多數學者觸及的西方政治文化衰退，經濟統合及不平衡發展，文化復興與民族定位等層面，探討這一民族主義運動的本質，找出若干規律，希望對全面性的民族主義浪潮提供周延概括的認識，有所裨益。

一、國際強權勢力衰亡提供民族主義復興的動因

人類文明充斥部族征戰、仇殺，總是以征服、佔領較弱小部族為行為取向。但部族的形成有其歷史、血緣、文化甚至宗教背景，除非滅種仇殺或成功的種族同化，否則被多數民族統治的少數民族，如人體中潛伏的病毒，會在統治體抵抗力衰退時發作，甚至反噬，使整個系統分裂、解體。從1815年維也納會議到1891年民族主義原則在西歐確立，一次大戰後《巴黎和約》造成帝國體系解體，反殖民浪潮澎湃，終至二次大戰法西斯國家集團崩潰，民族主義達到頂峰。如今，蘇聯的崩潰又帶來新一波民族主義浪潮。從歷史演變趨向，似乎印證了強權勢力的瓦解將釋放被禁錮的民族主義精靈。此一具有強烈連動關係的變化，亦即強權的衰亡導致民族的振興。但問題是多民族國家進入21世紀是否踵繼蘇聯解體模式？

事實上，冷戰格局強權的衰退或瓦解不是突然的，而是長期的趨向。此一趨向為後冷戰時期民族主義的復興加溫、激化乃至爆發。蘇美兩強的弱化，早在冷戰中期即現端倪。美國實力相對衰退，導致越南戰役失敗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蘇聯搞勢力擴張導致國內發展失衡，在阿富汗的失敗已為東歐華約集團的轉向開路，1985年哈薩克反俄籍黨書記的暴動等於為蘇聯解體後，境內各共和國與俄羅斯民族以及各接鄰民族間的衝突按了警鈴。70年代起美國不再是世界銀行家，甚至做為世界警察的獨斷獨行能力也日益困難。〔註2〕美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率從1950年的50%下降到目前的20%掙扎，技術上的優勢地位喪失，那些依賴美國支持的困難國家也變得越難駕馭。正因為美國從越戰、阿富汗、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霍梅尼伊朗崛起所顯示面對民族主義的軟弱性，回教世界國家更勇於在後冷戰時期挑戰美國霸權，波斯灣戰爭雖以美國大勝告終，但伊斯蘭勢力的抬頭並未被遏止。

冷戰格局瓦解後，也導致以往依賴核武恐怖平衡與大國制約的國際熱點，因為處於北約接觸的最前緣，前南斯拉夫境內爆發的種族仇殺乃一發不可收拾。冷戰格局的拆除導致大國利益的內縮，地域衝突如脫韁野馬，成為軍火販子的新樂園。

二、經濟發展失衡與國際經濟秩序重整、刺激了經濟民族主義抬頭，也激化民族主義問題的複雜性

裡查．庫伯於他開創先河的著作《互賴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1968）中率先提出， 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出現了各國政策措施不完善，政策目標不一致，政策制訂者未與他國磋商即進行調整，造成強制外溢效果等問題。〔註3〕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金融一體化，經濟實力集中到能夠左右成本與工資的跨國企業手中，導致國家政策的自主性與有效性下降。1975年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召開迄今，經濟政策協調成效不如預期，美國打著自由貿易旗幟推動GATT（關貿總協）， WTO（世界貿易組織）不僅在國際，也在國內遭遇經濟民族主義興起的挑戰。日本、西歐開始在80年代從自由貿易陣營中退卻。西歐崇尚管理自主權與優惠辦法，不贊成美國所偏愛的國際管理準則或全球貿易自由化，退避到歐洲共同市場保護傘下，設立貿易壁壘以對抗國際分工。美國人開始大談公平貿易，西歐則考慮計畫貿易。美國開始以反傾銷稅、301條款貿易報復手段等其他國家採取更具攻擊性措施。80年代與日本貿易戰起，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披著公平貿易外衣出現，儘管大唱支持貿易自由、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高調，實際上美國在紡織品、汽車及其他商品進口配額上的限制，比她的貿易夥伴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註4〕。1989年，美國對外政策思想的傳統國家安全至上、地緣政治取向，開始被民主決策的需求與地緣經濟觀點挑戰。一股新重商主義主張，對外政策應為本國人民利益服務，大規模削減外援，要求政府通過政治施壓、人權攻勢等非經濟手段以增進商業利益的經濟民族主義思潮興盛，導致美國對外政策不穩定。〔註5〕類似西方國家對外政策轉向為經濟利益服務的經濟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後冷戰時期的總趨勢。

正是因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架起保護主義的高牆，不僅對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帶來阻力，連帶使第三世界中國家現代化的挫折加深，外債高築，世界經濟秩序不但未因冷戰格局終止而更新，反而因各國搶戰優勢地位，使資源爭奪加劇，貿易糾紛層出不窮；加上西方國家附條件式的外援手段（最典型的、如非西方國家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市場、人權標準等），第三世界反西方文明格局，引發美國學者如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為首的文明衝突論，結果更助長不同文明的對立性。經濟民族主義與再起的新重商主義思想不但對重建國際經濟新秩序是新起的碉堡，許多國家將遭受世界市場封閉之苦，在一個民族色彩更加濃厚的世界經濟中，貧窮國家脫貧的機會將越來越少。〔註6〕從而使民族主義在20世紀來又找到建基在資本主義國家等無法解決不平衡發展問題，及必然引起的衝突──此一民族主義興起的經濟條件。從而20世紀末民族主義的再起，也與經濟民族主義普遍化後，廣大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困境有關。

三、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促成民族文化與宗教復興，重以政治民粹化趨向，賦予20世紀末民族主義濃厚的文化民族主義色彩

儘管自90年代起，全世界刮起民主化風潮，現代化成為發展中國家普遍追求的目標。然而以議會式民主與自由經濟為主體的西方發展模式，即在全球各地招致不同程度的反撲。亞洲國家在現代化實踐過程中，形成與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的，具中國儒家思想價值的亞洲模式。自80年代亞洲國家經濟騰飛，亞洲國家開始將成功的因素放在如秩序、紀律、勤奮、群策群力、儉樸、家庭關係、社會責任等，並且與西方文化過度放縱、懶散、個人主義、犯罪、吸毒、色情汜濫等反道德及反社會思想取得優勢對比地位。東盟國家的團結，與能在西方陣營環伺中站穩，除經濟成長外，文化的自覺與自尊是一項不應忽視的內在動力。西方文化不再居絕對主導王座，隨教育的普及、傳播的擴散，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主政者與社會精英開始注意到自己國家的特色，與傳統文化的維護。

文化與宗教復興的強勢，以回教國家最為明顯。70年代油價上揚，阿拉伯國家打勝石油戰爭起，不但很多回教國家財勢大增，並且大幅度扭轉與西方間的主從關係。約旦胡笙國王鼓吹現代化回教。後冷戰時期，過去以土耳其凱末爾主義（指西方現代化模式取向）的發展觀念，被普遍回教化風潮所取代。發展中國家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因都市化而聚集的廣大人口，西方國家強加於他們身上的選舉文化，反而使政權日益本土化、民粹化。回教復興運動核心開始由學生及知識分子主導並且從回教文化的復興起手，逐步控制反對勢力，並在90年代後，紛紛嶄露頭角，或迫使執政黨執行更回教化政策，或甚至成為新的執政黨。

同樣的現象也在東歐國家傳統共產主義政黨經由選舉而重掌政權中得到例證；前蘇聯境內各共和國選舉活動也有相同趨向。政黨多數以民族情感、文化傳統與宗教認同，作為競選的主要動員力量。如土耳其基本教義派福利黨成功於1995年底選舉獲勝後半年接掌政權；1996年6月俄羅斯總統選舉支持民族主義及共產黨候選人的選民，高達52%；尤其1993年議會選舉中出現的「日裡諾夫斯基」現象最為突出。

正因為冷戰後各國率皆以追求國家成長為宗旨，各種競爭優勢論、文明衝突論、泛民族主義論等紛紛出籠，西方國家也出現政治民粹化現象，紛紛改走民族主義道路、制定越來越嚴苛的限制移民法，德國新納粹主義死灰復燃，嚴格審查政治庇護申請；法國內政部於1993年提出零移民政策，自90年代中期，西歐國家即堅定不移地朝著非歐洲移民減到最小或完全刪除的方向努力。

這股反移民的風潮同樣感染了有民族大熔爐稱號的美國。1994年加州通過189號提案，不給非法居留者及其子女健保、教育和社會福利，1995年國會通過新移民辦法，不僅大幅度削減三分之一配額，對非西方族裔民族限制尤其嚴格，1996年總統候選人之一布坎南更把反移民列為最重要政見。西歐國家擔心歐洲回教化，美國擔心東方文明威脅，〔註6〕但廣大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民族平等，尊重各民族文化及宗教傳統，使20世紀末的民族主義不僅從文化面走向政治面，同時也具有濃厚民族文化復興色彩，並且使國家政策中對外族的排他性提升。

四、極端民族主義的再現是20世紀末民族主義浪潮中反動的逆流，重以強權國家仍執迷於勢力範圍控制的戰略觀，使得地區性民族衝突具有擴大化與激烈化的潛在危機

不論是極端民族主義，褊狹民族主義或者民族沙文主義，主要是指一民族以某種族、文化、宗教傳統為唯一價值取向，並且情感上及行動上以民族至上為出發點，對外表現出種族優異感與擴張；並且不惜採取一切手段排除自我設定的民族發展路線上的障礙。在歷史上，帝國主義者打著「民族合理生存空間」的侵略旗幟，遂行對外殖民，法西斯國家的種族優異論帶來人類史上最猛烈的戰爭浩劫。實際上這些都是強權假民族主義外衣的反動，一般學者所認定的民族主義具有根本性的差異。

不幸的是，20世紀末，若干地區民族問題與民族衝突有進一步惡化為狹隘民族主義的現象，嚴重倒退回部族相互征戰，滅種屠殺的血腥殘暴。僅1990年～1994年間非洲先後爆發24場血腥戰爭，造成1,600餘萬難民。〔註7〕前南斯拉夫境內塞裔人與波斯尼亞人、克羅地亞人間的滅種屠殺，自1992年波黑宣佈獨立爆發內戰到1995年11月交戰雙方簽署全面和平協議，戰爭使5%的波黑居民死亡，15%致殘，25,000兒童成為孤兒，約一半居民淪為難民。〔註8〕前蘇聯境內車臣危機、納卡衝突、格魯吉亞內亂、摩爾多瓦的分裂，種族仇殺行為如瘟疫般擴散。回教境內也再度爆發「核心國」地位爭奪，並且在與基督教、東正教間的越界衝突，提升至「聖戰」格局。使20世紀末地區民族衝突經常可以找到狹隘民族主義的惡靈在居中作祟，形成與反殖、反帝的進步民族主義鮮明的對比。

這股狹隘民族主義的共同價值取向為向民族傳統回歸，不僅強調本族歷史的光榮事跡，民族文化的優異性，宗教信仰的救贖性，甚至重揭歷史傷痕，點燃復仇情緒，鼓吹對敵對民族與文明進行激烈抗爭。各種兄弟會、泛民族沙文思想、激進宗教團體的出現，不論在企圖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蘇聯、東歐民族分離主義或穆斯林世界原教旨主義掌控下的宗教民族主義，都有類似現象。於是所謂泛突厥主義、大俄羅斯主義、大哈薩克主義、大烏茲別克主義等泛民族主義思想找到依附的基礎。而西方國家陣營乃以日益明顯的排他民族主義作為對應。冷戰格局瓦解後，世界主要大國紛紛攻搶有利位置，權力的鬆動，使過去飽受經濟殖民、政治壓迫或強權侵略的發展中國家要求獨立自主，重建國際政經秩序。基本上這些是屬於進步的民族主義，有助於確立民族平等、合作、發展的國際新秩序。然而，若干因強權壓制分割造成的種族分裂，因主導民族不當的民族政策，因各民族國家經濟失衡發展，因政治目的強硬迫使的種族遷移；在這一連串不當行為中受到欺凌壓迫的民族，自然在強權解體後，或者境內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利益衝突中，要求合理的民族利益。這種求公平、求合作的民族自覺與發展也是進步的民族主義。但是如果任令民族情緒無限膨脹、汜濫，出現極端仇恨、不惜以暴力血腥手段做為解決民族問題主要途徑，這種極端民族主義不僅是反動的、無助於民族問題的解決，徒然造成國家分崩離析，甚至導致自己民族的敗亡。

冷戰雖然結束，但強國企圖對舊勢力範圍鞏固其特殊利益的習性尚存。地區性民族衝突往往形成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後勁。具代表性的團體越來越激進。不論是蘇南阿布沙亞夫取代莫洛回教解放陣線，南蘇丹獨立運動，以及前蘇聯各共和國內溫和主義路線，一再被狂熱的民族主義路線取代，多族群主義消失，代之以強烈排他性的民族主義。而這些民族衝突的熱點，又形成三種層次的戰爭，第一層是實際參加戰鬥與殺戮的民族，第二層則是與直接衝突民族有關的同源民族或同一宗教集團國家，第三層則是居幕後影響各方的不同核心大國。〔註9〕於是更加添民族衝突的複雜性，弱小民族有淪為替核心大國進行代理戰爭的可能。

結 論

一、歷史發展證明謀取霸權經常導致國家總體實力的衰退，20世紀末多極格局的確立與多元文化的發展，更印證任何欲以單一國家統治下的國際結構做為全球格局的企圖，必然遭到更強烈的抵抗與反撲：

自16世紀初的西、葡海權興起、捲動西方殖民帝國主義風潮，西方世界幾經謀霸、反霸、征戰、分割、兼吞，強權國家此起彼落。但歷史發展自動印證了馬克思、列寧的鐵則，帝國、強權的發展是自掘墳墓。西方在冷戰時期的勝利並未帶來成功，反而資源枯竭，多數國家面臨經濟成長緩慢、人口停滯、失業、政府龐大赤字、工作倫理式微、低儲蓄率，包括美、英、法等主要國家都遭遇社會解體、毒品與犯罪等問題，經濟力量正快速移轉到東亞，軍事和政治影響力也正準備跟進移轉。據國際貨幣基金等單位估計，至2013年，西方將只佔世界總產值的30%，2020年，10大經濟體中，將只包括三個西方國家。〔註10〕早在1918年史賓格勒曾大力批判西方史觀以西方為中心，強調「以幾個強勢文化共存、來替代線性歷史的空洞想像。」湯恩比與布勞岱彼此在相隔五50年後，同樣痛批西方自我中心幻覺所表現的褊狹傲慢。史勞岱更直指這些幻覺與偏見在20世紀末仍然存在。〔註11〕20世紀末多元文化並存，多極體制逐漸站穩腳跟、任何強權國家不可能再以片面的文化歷史觀、政經軍事威脅，企圖掌握全球，發展獨霸勢力。根源於西方狹隘民族觀與文明歷史觀的種族偏見，必須對近代受壓迫民族負起直接責任。20世紀末的民族主義浪潮本質上仍帶有對強權威嚇欺凌的反抗。少數西方核心國家依戀西方至上的褊狹思想，無疑是激發民族問題的一大根源。任何西方國家如仍企圖在21世紀繼續謀霸，不但會激起發展中國家反西方思潮的更形高漲，民族衝突無從消弭，甚至可能把國家捲進無休止的國際爭端中。

二、從20世紀末全球民族問題的研究充份印證，解決民族問題必須真正實現民族平等，促進民族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從20世紀末民族問題出現非主體民族對大民族主義長期壟斷資源的強烈反彈；從地方民族主義狂熱化為族際內的衝突、仇殺；導致國家分崩離析；從西方國家內部民族矛盾和分離主義思潮日趨加劇；在在印證只有堅持落實民族平等、民族與民族互助；才能真正解決民族問題。當前各種國際勢力企圖假民族、宗教之手，進行地方民族主義煽動，逐行分裂國族，製造仇恨的反動思想與行動，造成20世紀末若干民族因不當民族擴張、宗教排外與種族仇恨，導致血腥殺戮，國家紛亂，人民流離，生靈塗炭。

冷戰時期，軍備競賽與建立軍事同盟主導全球戰略思想，各國率皆將自己國家的安全建築在他國安全受威脅的陰影下，這種冷戰思維仍然在20世紀末出現在欲奪取或重振民族地位的許多民族國家中，終致全球向多極化邁進的同時，地區性衝突也層出不窮。

中國在21世紀必須堅持走自己的路，進一步促進國內各民族團結、共同繁榮，才能對全球民族衝突的緩和、和平發展的促進做出貢獻；否則一個分裂瓦解的中國，將不僅是中國各民族的浩劫、悲劇，更將造成全球的大混亂。

〔註1〕Francis Fuka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s, 16, P.18.
〔註2〕Jerer A. Rosati, The Politics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中譯本，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548頁。
〔註3〕Williamson John, The Open Economy and the World Economy,1983年，381頁。
〔註4〕 Baldwin Robert E. ed., Recent Issues and Initiatives in U.s. Trade Policy, Cambridge Mass: Conference Report.
〔註5〕劉傑《美國亞太政策中的經濟民族主義觀念》載《當代亞洲》，1997年2月，29-31頁。
〔註6〕參見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黃裕美譯，台灣聯經出版社，1997年。
〔註7〕陳建樾《民族主義在當代的主要表現與發展趨勢》，載《世界民族》，1996年第2期，60頁。
〔註8〕樊春菊《前南斯拉夫王國現狀》，載《現代國際關係》，1996年8月期，33頁。
〔註9〕參見〔註6〕，375-376頁。
〔註10〕參見〔註6〕，107頁。
〔註11〕Spengler, Decline of the West I, P93-94 Toynbee, “Study of History” I, P149-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