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與西方價值的保衛戰

壹、前言

1997年12月中旬，東南亞領袖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召開高峰會後，隨即舉行九加三的12國擴大高峰會，包括東協九國、中共、日本、與南韓，此次高峰會原本是要盛大慶祝東協成立30週年，來促進區域的和諧與良性互動。但因近來東協深受金融風暴的襲擊，讓東協經濟重挫，也促使高峰會不得不以金融問題為主要討論議題，共謀化解金融危機。反倒變成一項檢討金融危機和恢復信心的會議，讓東協高峰會的召開目的變色。

事實上，與會的中共、日本、與南韓雖承諾將支援東協國家，但與東協提出的要求有相當差距，三國並未提出具體恢復投資者信心措施，以及任何援助新方案，可說口惠實不至，讓東協感到失望。正如馬國總理馬哈地無奈的表示：「我不知道如何讓高峰會有更大的作為」，不難看出東協高峰會的召開彰顯了「形式意義高於實質意義」。即使如此，九加三東協擴大高峰會的召開，對亞太政經發展卻有相當的意涵與影響，至少希望勾勒出跨世紀東協與主要東亞三個鄰國之間的經貿合作與對話架構模式，就已經是一項重大突破。

貳、東協擴大高峰會之經濟意涵

自金融危機上演至今，東亞地區至少蒙受逾八千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有如碰上世紀末的經濟黑死病般，比起有形戰爭更可怕。基於此，東協國家深怕過去30年來的經濟成果，會毀於一旦，在心生不安與憂慮之餘，自然對高峰會寄予厚望，而其決議與各國的舉動也備受矚目。

東協領袖所發表的「遠景報告」，乃闡述東協對21世紀的新方向，強調2020年蓬勃發展夥伴關係，並增強區域內經貿合作，以及促進東協內部經濟整合，更致力宏觀經濟協商，提高國際競爭力。這原本準備為慶祝30週年的壓軸宣言，具有跨世紀發展目標的訴求，卻因金融危機淡化對2020年遠景的期待。起而代之的議題，卻是急迫地尋求經濟援助，削弱東協自豪的光環。

從東協高峰會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也不難看出東協有著三種矛盾立場與企圖：一是肯定自己，強調東亞區域經濟的強勢，以及東協國家經濟仍存實力，雖遭金融風暴波及，只是短暫挫折而已，東協經濟仍具競爭力，基本面仍佳，企圖恢復國內外投資者信心；二是乞求援助，從強調東協金融問題不僅只是東亞問題而已，同時也是全球問題，呼籲日本、美歐、和國際組織採取緊急紓困行動，提供更多協助，合力平息金融危機；三是自立自救，東協國家體會到求人不如求己的道理，靠自己才能從金融危機中求存，彰顯出東協主義（ASEANism）的意識。例如，菲律賓總統羅慕斯建議，東協區域內可以採取「以物易物」方式，來降低匯率貶值的問題。

其次，九加三擴大高峰會的成果並不如預期，也沒有具體方案，對東協經濟重建無多大貢獻，令東協國家大失所望。由於中共、日本與南韓領袖可說是空手而去，均未做出重大承諾，只是象徵性的支持，不然便以必須考慮方式回應。特別是南韓已經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了，那有力量再來支援東協，而且其匯市與股市跌幅情況遠比東協來得嚴重。因此，南韓僅能在高峰會上承諾提供教育和技術支援，表示道義上的支持而已。

日本是東協主要的經貿投資夥伴，也是東協國家經濟長期依賴的對象。不過像1977年日相福田赳夫參與東協成立10週年時，一擲10億美元當作工業化援助基金之壯舉不再。由於日本近來在金融緊縮政策與經濟蕭條壓力下，其對外經援能力降低，慷慨允諾之舉不再。相對地，橋本龍太郎在高峰會議上的表現就顯得寒酸。只是宣佈在未來五、六年內，成立一個總值180億美元的信貸基金，提供參與東協基礎建設的日商，來重整東協經濟；並在未來五年，提供兩萬名東協人民赴日訓練，發展人力資源。

中共在峰會上也保證絕不會讓人民幣貶值，以避免東協國家造成更大的金融動盪。同時，江澤民也表示願意提供40至60億美元，參與國際貨幣基金（IMF）組織的援助計畫。此舉至少可以用來交換東協支持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及打消東協試圖接納台灣金融援助的念頭，封殺台灣想利用金援打開東協政治生存空間的作法。因此，中共對於東協提供金融援助，很大部份是為了試圖抗衡台灣金援外交。否則金融體質先天不良，銀行壞帳又高達國內生產毛額的三成，幾乎是東南亞各國的兩倍，這已經是嚴重的病症。正如《經濟學人》週刊指出：「亞洲金融危機將拖累中共」，這應該是遲早的事。對經濟實力有限與敗絮其中的中共經濟來說，金援東協無異是打腫臉充胖子。只要人民幣一貶，骨牌效應又將發酵，勢必引發另一波的貶值競賽。

不管如何，對於遍體鱗傷的東亞經濟而言，已經產生相當程度的憂患意識，甚至恐懼淪為美歐強權的經濟托管地。東亞國家從這次的金融風暴中，已經學習到必須降低對外資的過度依賴，以及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來革除金融體制的積弊，進而強調區域與全球的金融合作，以維持金融自由化的運作，並特別加強防止東亞金融體制受到國際流動資金的投機炒作。

東協國家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的作法也有相當的微詞與成見，由於國際貨幣基金對於東協國家所開出的處方，基本上要接受相當嚴厲的緊縮措施，才能交換紓困貸款，雖然國際貨幣基金對泰國、印尼、南韓伸出援手，但效果不彰，未能有效控制各國經濟危機。東協國家認為各國經濟結構的不同，國際貨幣基金就不應該以標準化的控制措施（package）來處理，對墨西哥有效的方案，未必適用於東亞國家。

此外，對於美歐經濟強國救援不力，東協也表示相當的不滿。認為美歐國家根本就沒有積極且明確的行動，表現誠意要來救援東亞金融危機，或聲明恢復東亞金融穩定的決心，頗有隔岸觀火的心態，讓東亞經濟受點教訓，才不會那樣趾高氣揚，甚至誇耀西方的優越，如美國《新聞週刊》特別報導之結論，即強調東亞要像西方學習的地方還很多呢？這將拉大東亞與美歐經濟間的歧見和衝突。

值得一提的是，在東協面臨經濟危機，亟需援助時，中國威脅論調可以擱置一邊。當然東協為紓解其經濟危機，也可以將「一個中國」原則之承諾，暫時放在一邊。將台灣納入區域經濟紓困架構，接納台灣的援助。特別是在高峰會中，中共並沒有具體提供相當援助之承諾與回應，難保東協國家不轉而希冀台灣救急。對台灣當局來說，這無疑地是與東協國家改善實質關係的最佳時機，何況台商亦可趁著金融風暴，當其幣值大貶之際，購併東南亞優質企業或投資。

參、東協擴大高峰會之政治意涵

東協擴大高峰會也顯現出兩個層次的政治意義：一是透過政治協商方式，來共謀經濟議題與危機；也就是說，東亞金融危機問題本身就是東亞政治問題。這又引伸出兩個層面的議題，其一是國家內部經濟危機問題的政治化；其二是國家金融問題的區域化與國際化，即是經濟問題外部政治化現象。二是東協擴大高峰會議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現象，其功能與運作充滿著政治色彩。

首先，就東亞金融問題政治化來看，很明顯地，東亞金融問題已經轉化成必須以政治手段來處理，而且金融問題本身已經不單只是純粹的經濟議題而已，而是一種政治問題。必須透過政治協商方式，來共謀對策處理金融危機。同時，因為金融危機問題造成失業、通貨膨脹、減薪、企業倒閉等等問題，人民對各國政府的合法性（legitimacy）與施政能力產生質疑，也引發出政府部門與民間社會嚴重衝突的現象，造成社會成本提高，以及經濟惡化。因此，高峰會對東協國家而言，負有高度的政治任務，不僅企圖重拾低落的政府威信，也試圖提高投資信心，恢復經濟成長。

其次，藉由12國高峰會聚集一堂之聲勢，可以凸顯東亞國家對金融危機之重視與解決問題之決心，一來透過政治宣示，聯合呼籲美歐國家與國際貨幣基金更積極地參與援助，也警告金融風暴將蔓延世界，重挫美歐經濟。出現東亞經濟感冒，世界經濟打噴嚏現象，勿幸災樂禍，隔山觀火。二來對國際貨幣基金貸款的附帶條件過於嚴厲，表達強烈不滿。國際貨幣基金所下的猛藥，勢將嚴重衝擊各國的政經情勢。各國人民紛紛以經濟托管、帝國主義、經濟依賴等強烈字眼批判，並視為國恥，來拉高民族主義意識，讓東亞人民對西方經濟強權產生同仇敵愾，彷彿要準備進行一場捍衛國家民族存亡的防衛戰。三來凸顯東亞金融問題應由東亞國家共謀對策解決，充分反映出東亞事務東亞化的「東亞主義」現象，進而增強東亞內部經濟的整合，以及加強區域的團結。

進一步而言，東協擴大高峰會不僅強化了「東亞主義」之意識，也落實了馬哈地總理在1987年所強調建立「東亞經濟論壇」（EAEC）之構想，由東亞國家來推動和解決東亞事務，試圖排除美、紐、澳等非東亞國家之參與，卻遭美國的強烈反對，中共卻又極力支持，日本不置可否。而此次高峰會藉由東協九國加上中共、日本、和南韓集聚一起，實際上已經出現了「東亞高峰會」的架構，實現了馬哈地的理想。

另一方面，東協擴大高峰會本身就是政治現象，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看出。首先，就東協國家而言，擴大高峰會反映出東協30年來的壯大與高度企圖心，似乎展現出欲舉辦東亞區域組織、會議、與對話，都只有東協才有此主導能力，頗有與中共和日本睥睨抗衡別苗頭的意味。東協從1967年的建立，只有五國成員，到1997年時增加到九國，現在又舉辦12國的高峰會，幾乎已將週遭的大國納入東協的對話夥伴。正可說東協30有成之際，不料冒出金融風暴，讓東協相當汗顏，也降低東協的政治氣勢。

其次，擴大高峰會也成為權力競逐的舞台。不可否認的，中共是最大的贏家，也漸露其東亞霸權頭角。金融風暴不僅重挫了東協國家的銳氣以及以往東協國家高姿態的強硬，更讓東道主馬國總理馬哈地落寞無幾，不再肆無忌憚地大言不慚，東協從主導自立的角色轉為急迫尋求金融資助的央討者。相互輝映之下，反倒凸顯出中共鋒芒畢露的氣勢，表現出對金融風暴免疫與抗拒能力，裝扮一副救世主的角色，欲來金援東協國家。同時，江澤民也在峰會中保證，中共絕不會尋求「霸權」，仍將堅持和平共處五原則，相互尊重與平等對待，以及維持區域和平，更誓言成為東南亞國家的「好鄰居」。採取「既友好又競爭」的軟硬兼施策略，一手握著鞭子，一手拿是胡蘿蔔，完全符合中共慣用的兩手外交策略，發揮威脅利誘的影響。

相較於日本與南韓自顧不暇的消極回應，更提高東協國家對中共援助的期待，儘管東協國家對中共一直心存戒備。也讓東協國家對於日本「橋本主義」喪失信任，連東協希望日本擴大東協的進口要求，也立即遭橋本回絕，一來可看出日本經濟的衰退，二來也可看出一國經濟實力會反映出其政治影響力。與中共相較，日本表現失色不少。在相形見絀之下，也降低東協對日本的信賴與支持。

基本上，中共在此次高峰會中頭角崢嶸，並凸顯其強勢的作為，也可以從四方面看出：一是強調不會讓人民幣貶值，來穩定東協的貨幣，不只凸顯中共經濟的強勢立場，也深獲東亞經濟體的讚許。在金融風暴中，唯獨中共不受波及，人民幣匯率既沒有貶值，反倒有升值壓力，足見中共經濟的獨樹一幟。二是在動盪飄搖的東亞金融危機中，中共仍能屹立不搖，已被賦予捍衛亞洲價值與奇蹟的鬥士，凸顯東方與西方經濟互別苗頭的局面，彷彿成為東亞經濟的龍頭老大。三是對東協國家給予適時援助，除了先前提供10億美元救助外，此次高峰會也準備拿出40到60億美元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東南亞計畫。以援助換取東協外交的支持，也可以消弭東協對中共不安的疑慮。四是東協國家為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委屈求全地首度向外開口求援，在面臨經濟危機當頭，不但中國威脅論可以暫擱一旁，也會進一步諂媚中共，希望從中共身上獲取更多的立即利益。

此外，中共近來外交頻頻出擊，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特別是與周邊國家建立友好關係，深怕在「多極」國際秩序格局中，喪失區域權力與利益優勢。就中共的區域外交戰略來看，主動拉攏東協國家，積極參與東南亞事務，建立雙邊實質經貿關係，鞏固雙邊友好合作之夥伴關係，是中共走向區域霸權的第一步，也是區域外交實力的後盾。而中共主席江澤民受邀參與吉隆坡九加三東協擴大高峰會，更是東協成立30年來的第一遭，這也意涵著是中共與東協國家邁向跨世紀新關係的開始，對中共政經勢力在亞太之擴張有著深厚的意義。與中共相較，日本與東協關係發展腳步卻相當緩慢，也讓日本在東亞多極地位追求中遜色不少。

肆、結語

從東協擴大高峰會議的實質面來看，不難觀察到兩項共識與教訓，一是東協與其他東亞國家深刻體會到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必須加強國家經濟體質，重建國內外投資者信心，來防止泡沫經濟崩潰。二是體會到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區域經濟息息相關，勢必透過攜手合作方式，共同設立類似「亞洲基金」或「避險基金」，來降低經濟危機的侵襲。這兩項共識不僅拉近了東亞經濟關係，也漸形成東亞經濟主義的意識。且在經濟蛻變下重新出發，為跨世紀的東亞經濟發展紮下健全的根基。

然而，在高峰會的背地裡，一方面不僅面臨東方經濟與西方經濟的競爭與較勁，同時也演變成東方與西方價值的保衛戰，東協對西方投機客之炒作更深惡痛絕，不時激起民族主義的聲浪，企圖來捍衛東亞經濟奇蹟。

另一方面，東亞經濟在面臨「循環性貶值」或「貶值競賽」，將激起東亞各國另一波的貿易競爭，這將使得東亞經濟面臨合作與競爭的矛盾關係，在貨幣貶值挑起的激烈貿易競爭下，人民幣承受的貶值壓力將愈來愈大。一旦人民幣貶值，又將引發另一波的貶值競賽，加重東亞金融問題。同時，金融風暴不遏止的話，保護主義恐將再起，對資本貿易自由化將造成衝擊。

最後，高峰會也成為各國展現經濟實力的政治舞台，經濟衰退也將意味國家影響力的下降。同時，原本要歌功頌德的高峰會，在轉變成檢討與求援的聚會下，也令高峰會聲勢大減，更降低東協的聲譽。如何走出金融風暴陰影，是東亞國家的首要任務，勒緊褲帶，撙節自救，減低外資依賴，有如進行一場湔雪國恥般的經濟戰。試圖在生聚教訓下，期待能浴火重生。畢竟，對東亞國家而言，這不單只是經濟危機而已，也同時是政治危機，更關係到東亞國家在跨世紀的經濟地位與政治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