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是不是一種國家利益？

現實主義學派在分析國際政治時，重視的是有物質基礎的東西，像是戰略位置、國防實力、經濟發展之類的價值。自由主義學派並不否認這些東西的重要性，但認為更根本的，應該是像人權、民主、市場自由之類的規範。不過，不論是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在論及國際關係時，都不太注重像民族主義的現象。對現實主義者來說，民族主義太抽像；對自由主義者來說，民族主義是違反公民理性的。其結果，美國政治學界在討論國際政治時，民族主義若非受到根本忽略，就是放在一連串的變數之中，順便提一下而已。影響所及，在與中共交往的過程裡，中國研究學界也就疏於發展一套語言，能比較傳神地向政治外交界的同僚，介紹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究係何物。

民族主義的重要性在冷戰之後受到了重視，多少是因為蘇聯東歐集團的崩解，暴露了以純粹物質力量的現實利益為導向的分析角度，有相當的虛擬成份在內。對現實主義來說，冷戰就是兩大超強的對抗；對自由主義來說，冷戰則是自由與共產的生死搏鬥。世界上除了超強之外，沒有什麼人能有機會，用自己的語言來發抒自己的情感傾向。但冷戰之後所看到各地不同族裔的人相互廝殺的鏡頭，其間仇恨之猛烈，是現實主義者會感到荒謬，自由主義者會感到恐懼的。此何以，民族主義的研究已經開始受到美國學界的重視。但這在中國研究學界，起步得並不是很順利，主要也是受中國大陸市場化的影響，使人能習以為常地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觀點來理解中共的對外關係。

目前最簡單而流行的一個辦法，就是把民族主義看成是國家利益的一種，和國家軍事實力、經濟發展、公民權利看成是平行的。一個國家在追求民族主義價值的時候，難免會與其他的國家利益起衝突，據說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選定，就是在平衡不同的國家利益。這種將民族主義看成是一種國家利益的作法，不必改變既有的國際政治分析架構，只是增添了一個新的，過去人們不熟悉的概念，但對於理解像中共這樣一個外交強權，就好像多了一層解釋的能力。同時，這種調整，也有助於觀察經由民族主義政策所導致其他國家目標的挫折，並計算民族主義的機會成本，從而可以向世人揭露，到底民族主義對中國人有多大的價值。

然而，把民族主義看成是一種國家利益，難免是犯了西方中心的偏差，不但不能有助於對民族主義的體會，反而益增其中的誤判可能。首先，民族主義和經濟發展之類價值的最大不同，在於前者是主觀情感成份極其濃郁的一種精神現象，不是一個可以拾之棄之的物質標的。所以，當民族主義情感因為物質利害方面的顧忌，不能有效地反映到政策上的時候，此類情感不會因為沒有影響到政策，就消失了。假如人們為了民族主義原因而放棄若干經濟利得，最多就是荷包裡少了一些令人心中踏實的東西。民族主義卻不同，因為受壓抑的民族情緒除了會累積之外，甚至還會加速度升高，造成爾後外交政策的重大制約。這個以情感為核心的價值是不能與以物質利益為核心的其他國家利益，放在同一個層面來理解的。

人們之所以會忽視受壓抑的民族情感有累積的現象，又與人們的時間觀有牽連。大凡民族主義生自於自認歷史悠久的地區，因此人們看問題動輒是百年，甚至千年史觀。假如民族的崛起或振興是一個百年的事業，很可能人們對於當下眼前種種不順心的事，可以抱持一個忍的態度，所謂君子報仇，三年不晚，此其理也。但像美國，是一個歷史相對短暫的地區，因此在分析時，現世觀注極強，一旦脫離了今人所掌握的範圍，往往就不列在理性計算的清單上。這種歷史眼光視野的差異，說明了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分析的局限性，因為它太著重於一個特定政策的得與失，從而使得長期的政策思路，沒有加以分析的途徑，百年與一年的差異隱晦不彰。

這種短期分析作風既有制度上的因素，又有哲學上的背景。所謂制度因素就是一般現代政體採納的預算和會審制度，使任何跨年度的設計，都碰到官僚機構的掣肘。但更重要的，則是象徵現代主權國家已經降臨的科學迷思，影響了人們採用歷史眼光分析事情的意願。科學家們宣稱，他們所發現的人類行為準則，是跨越時空放諸四海皆准的，就像每一個人的細胞，都可以找到DNA結構而培養成完整的人，當然每一項外交決策也應具有跨時空的特質，只要加以掌握，就可以透視中共外交政策的本質，要是科學家們在一項特定政策上無法剖析此一本質，等於宣告政策分析受到歷史時空的限制，那當年科學革命讓人們超越歷史的興奮，都將幻滅。這裡就又可以看出，科學分析背後隱晦的個人主義史觀。

沒有哪一個人，可以用百年，甚至五百年的眼光來計算利益的，除非他們不是站在一個個人的角度。換言之，當人們將自己想像成民族的代表，思索生生不息的民族在百年之後的地位時，就不可能把自己當成是計利算害的主體。人們必須先假定，民族成員有某種共通的利益或觀點，而後在這個觀點下分析、設計政策。前提是，人們必須先拋去個人本位。問題不在於大家是不是高度自我中心，使得所謂拋棄個人本位顯得很虛偽，而在於關於大我重於小我的思路或想像，給予人們一種能夠用長遠歷史眼光分析設計政策的慾望與心智能力。所以，民族主義情感背後是一種集體主義，而以公民權利、經濟發展來當成國家利益的地區，用的是一種個人主義的立場。

對於個人主義者而言，一個人要放多少資源去追求純淨的或喧囂的民族光榮，是這個人自己的事。沒有別人能否定他人存在的價值，起碼在基督教主導的科學社會中是如此。由於每個人有一種來自上帝賦予的主體感，因此另外還需不需要民族認同來建立自尊，好像就變成自己一個人要決定的事了。假如這種人又有一定的財產權與經濟實力，能夠定期參與政治影響決策，他們要不要非強調自己是非洲裔、猶太裔、愛爾蘭裔、墨西哥裔就益加值得懷疑了。但是，對於非基督教地區，尤其如中國這種人情社會，個人沒有這種要不要凸顯族裔認同的自由，祖先決定了自己的家庭與民族歸屬，統治階級決定了自己的政治認同，而自己也擺脫不了對人情集體的心理依賴。

於是，沒有民族的人有時是會瘋狂的，像是脫離了宇宙，進入了恐怖的孤寂與空虛之中。民族主義因而不是眾人基於自己的選擇，再經過投票得出的眾數。在美國，要不要講彩虹聯盟，或要不要接受極端的三Ｋ黨，都是每個人基於自己對於族裔認同的需要分別決策。然而，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必然是超越個人所可選擇者，因此沒有餘地。如果民族主義犧牲了很大的個人利益，也在所不惜。相反地，如果為了實質的利益而必須抑制民族主義，就必須有助於長遠的民族振興方可，此所謂「拿美帝的錢，學美帝的東西，將來再反制美帝」也者。換言之，個人沒有資格在近代中國選擇要不要追隨民族主義，只有為民族主義作過付出之後，才有資格討論個人利益。

最後，民族情感與經濟發展或國際實力不同者，是後兩者多多益善，人們幾乎是貪得無厭的，但民族主義卻是一種起伏不定的需要，而且往往受到情境因素所影響。環境條件不順時，比如戰敗國要復甦、經濟大蕭條、社會動盪等，就會構成民族主義發展的溫床。一個地區的領導人倘若信心十足，經濟穩定，則民族主義的訴求未必能很快渲染開來。近代中國承受了一百餘年的帝國主義侵擾，之後又封閉了三十年，受到意識型態方面的衝擊，社會流動加速，配合香港回歸與兩岸統一的課題，民族主義的傾向很難避免。把這種民族主義看成是像物質傾向的經濟發展、戰略地位、國防實力，基本上是觀念的錯誤，甚至以為可以進行討價還價。這種國家物質利益角度的定位，剛好會激化民族情緒。

（原載《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