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唐代大詩人李白這首《下江陵》的詩,形容當前的兩岸關係吵吵鬧鬧,你「一國兩制」,我「戒急用忍」,或者「強本西進」也罷,從中國長遠的歷史來看,或從中西文明史的消長變化來看,筆者敢大膽地說一句:「一切已成定局」,統一是遲早要發生的事。台灣同胞應發揮高度的智慧,思考以什麼方式來統一,追求什麼樣的「中國」前途,早日與北京談判,避免籌碼逐漸流失。同時,更要警覺到美國雖然反對台獨,但這非厚愛我中華民族也,當然,美國也不會貿然促進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
中國的統一與否,是中國人自己民族的歷史問題,雖不免與外國有關,切勿當人家的馬前卒,成為被利用的一顆棋子。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對孿生子,兩種意識形態的鬥爭,只能說是西方文明的內戰。
一百五十多年來,中國積弱不振,民族主義因西方帝國主義而起,兩岸中國人本為同一民族,自1895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台灣同胞雖然懷抱愛國主義的傳統,抗日復國,以冀早日回歸祖國,但始終因帝國主義的從中作梗,使愛國的台胞難以持續有效的參與祖國振興中華的偉大事業,直到1987年11月2日開放探親後,才有10年來的經濟和文化的種種交流活動,其間波折起伏,齟齬不斷,你來我往,隔空放話,仍然擋不住兩岸之間的持續交流互惠。
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凝聚了同胞團結的力量,終於可以獨立建國,有能力保衛自己的領土主權,並進一步改革開放。可以這麼說,沒有民族主義,談什麼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都是空談。
然而,民族主義必須與文化意識相結合,才能發展成為一健全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國文化意識強調「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理念,而非西方近代文化「以力服人」的霸道思想。
無論「江八點」或「李六條」都承諾兩岸交流以中華文化為基礎,這是兩岸中國民族精神療傷止痛後復合的紐帶,也是本書立論的根本精神。
本書是作者1988年返國任教政治大學後,尤其是自參加《海峽評論》陣容後個人精思力踐的一得之愚,立論出發點從「文化戰略」的高度來分析問題,此一觀點,比美國知名學者Sammuel P. Huntington1993年發表的《文明衝突論》時間稍早。Huntington是美國的愛國主義者,他對西方文明的衰退,懷有憂患意識,而思籌謀對策,以保衛西方文明。筆者則是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對於中華文明第三波的崛起,深具信心,因而懷有前瞻意識,為中國統一前途籌謀對策,兩人用心相同,惟筆者除了寄望中華文明的再崛起,更深信中華文化的王道思想將對全人類大放異彩,貢獻卓著。
本書各篇文章長短字數或有不同,對於若干材料的運用抑或有重複之處,唯因在不同時機發表,且文章整體架構的背景亦有所不同,因而呈現不同的意義。要之,各篇文章的「一貫之道」即從「文化戰略」的高度來衡量,亦以此觀點來品評時論與當代人物。
筆者自大學時代即愛讀南懷瑾的《論語別裁》、《老子他說》等書、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黃文山的《文化學體系》、唐君毅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及牟宗三、方東美、熊十力、馬一浮等大哲學家的種種著作,復受胡秋原所辦《中華雜誌》民族精神的啟蒙,亦曾瀏覽《文星雜誌》,比較邏輯實證論與其他中西哲學、文化思想的優劣。因此,自大學青年時代即深植中國民族意識和文化意識。
自研究所畢業後,先在行政院新聞局敵情研究室擔任研究員,才有機會接觸從世界各地送來的有關「中國大陸」的資訊,大開眼界,拓展胸襟,此時筆者才25(6)歲左右。後來因緣際會跑到國民黨中央青年工作會和文化工作會任職,稍聞國民黨「一個中國」的「反共意識」,然而在民族意識與文化意識兩方面卻有漸漸衰頹之勢,頗為感慨國民黨江河日下之情而無振衰起敝之雄心,黨工政客們日夕以權謀私,爭功諉過,工作浮誇不實,早已失去「復國建國」之志。
1985年筆者毅然放棄奉獻多年的國民黨,舉家赴美求學,三年後獲得博士學位,即返政大母校任教,埋首學術工作,轉眼間10年,從客座副教授、專任副教授、教授,迄今兼系主任等歲月,歷經李登輝仇視中國民族文化意識,以家父長制領導台胞,從威權政治走向民粹政治,而政治、經濟、文化情勢日漸下滑,社會犯罪與意外事故層出不窮,更無心於國家統一工程,至感憤慨,於是「言為心聲」發之於文字,留作歷史紀錄,以供後人參考。
感謝王曉波教授百忙中,大筆揮就三千字左右的序文,他真是「中國苦難的良心」,和「真理的僕人」,舉世滔滔像王兄這樣的知識分子,早已是列入「稀有動物」之林的國寶,畢竟當今時代有幾位能做到像他那樣不阿諛權貴,而頂天立地為中華民族討回正義精神的人呢?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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