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探索中國現代化之路而奮鬥

朱高正先生是我去年在美國偶然結識的朋友。但是他的大名則確實久已「如雷貫耳」，因為他是台灣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相識一年多以來，我才知道他還是一個深造自得的學者。對於中國的易學與德國的康德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且目標極其明確──為探索中國現代化之路而奮鬥。這也是中國大陸學術界近二十年來孜孜以求的主題，所以他理應得到大陸一切以此為志業的學術界人士的關注。長期擔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90高齡的吳大猷先生為其著作作序，認為「關心國家前途的人，非看他的書不可」，而且說以「朱先生治學之勤勉，問政之純真」，使他深信朱先生的「思想一定會對21世紀的中國產生極大的影響。」

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學者。雖然幼承庭訓亦嘗咕嗶五經，但是上大學以後即奔走革命，已廢所學，對易經則只是在十幾歲的時候讀過而且背過《易．傳》中的幾篇，至於經文則從未學過。說句不怕人見笑的話，朱先生這本書的名字《納約自牖》，我就是看了本書的題解以後才懂的。至於康德，我也只有讀西方哲學史的時候學到的一點點常識，談不上有什麼研究，因此朱先生要我給本書作序，我實在是不配的。

但是，朱先生的著作深入淺出，文字明白流暢，使我這個不懂易經的人讀了以後也算能略窺門徑。我還得到了一個深刻的印象：認為我有責任向中國學術界推薦朱先生的著作，因此不揣愚陋，寫了這篇序。

我佩服朱先生，因為他把振興中國傳統文化，重建文化主體意識作為中國現代化的關鍵。近年以來，中國20世紀的智者陳寅恪先生的名言：中國人「真能於思想史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之外來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已成為學界的共識。對如何讓傳統與現代化接軌，也已有許多探索。但是視野之開闊，思慮之精純，用力之紮實，如朱先生者實不多見。朱先生以號稱「群經之首」的《周易》為中國傳統文化之「大根大本」，以易卦解釋以至解決中國現代化的諸問題。為此，他不惜下極大的工夫，於從政之餘著成《周易六十四卦通解》與《易經白話例解》，為「再造傳統」與建設「新社會」而努力（《再造傳統》與《新社會》也是朱先生的著作，我還沒有見過，僅能從其題目窺見其作意），為營造其思想體系而努力，這是極其可欽佩的。

朱先生自稱從中學時代起就以「振興易學，再造中華」為己任，因此朱先生不但是一個學者，而且是一個志士，讀其文章令人神氣發王。他指出「孫中山先生講三民主義時，特別強調民族、民權、民生三者是密不可分而且互為條件的」。這是三民主義的正解、的解。他從康德對國家的定義──「一群人生活在法律規範下的生活共同體」出發，認為「要建立現代化的國家就應先培養具有獨立精神氣象的現代國民，每一個國民獨立自主，國家自然獨立自主」，尤其可圈可點。

他以為國家的基本秩序有三種：一是涉及權力分配的政治秩序，二是涉及社經利益分配的社經秩序，三是涉及價值創造的文化秩序。而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就是要在政治秩序方面建立「法治國」，在社經秩序方面建立「社會國」，在文化秩序方面建立「文化國」。他選擇康德「奠基在人格的自由、自律與自主之上」的「社會自由主義」為中國現代化的模式。他以「康德為融合代議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理論的關鍵人物」，以康德所高揚的「人的尊嚴、人的主體性、人的能動性」為中國現代化的目標，立論正大。在大陸的學者中還沒有人提出如此關懷廣大而體系嚴整的思想。

朱先生不但在學術上有如此的造詣，而且他自德國學成回台以後，12年來一直致力於實際政治活動。大陸學術界因為過去幾十年政治運動不斷，因此有一種「政治危險論」。開放改革以來又有一種「學者應不問政治」的偏見。其實除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確實想超然於政治之外而外，孔孟墨法一直以用世自任。這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個優良傳統。事實上，在實現現代化以前，學者單純以學術為社會服務的空間是極小的。因此，學者即使厭惡政治，至少要能在政治上明辨大是大非。今天大家特別尊崇陳寅恪先生。陳先生是著名的史學大師，而他之所以能被尊為大師，正是因為他對歷史上的現實政治的探索分析鞭辟入裡的緣故。同樣，他對自己所處時代的現實政治也有十分正確的理解，因此他一生所完成的悲劇是高風亮節的壯美的悲劇，而其他成百上千學者的悲劇卻是卑躬屈節自辱人格的悲劇。這個教訓是值得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永遠記取的。朱先生12年來為推進中國統一與台灣民主化的事業而努力，先是發起創辦民主進步黨，後來又組建社會民主黨，參與新黨的建立，以致被譏為多變。朱先生不但毫不自諱而且寫長文《「變」的哲學──兼論中西宏觀政治之「變」》，表明自己的「基本理念並未改變」，真是光明磊落直道可風。

中國遲早要走上民主的道路，但是前途可能有許多彎路，應該及早知所趨避。朱先生關於台灣所謂「民主」的分析，指出其操作違反憲法原理，而且在議會裡（朱先生在台灣是「立法委員」）大聲疾呼。這些都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榜樣。

關於黑道，我一向以為是「一種反社會的第二執法系統」，及至看了朱先生的文章並且與朱先生討論以後，才發覺他想得比我深入得多，也系統得多。按照朱先生的平實之論，這個問題是始終存在而不能完全避免的。諱疾忌醫，只能使問題分外嚴重，甚至造成今天台灣出現的越來越甚的黑白合流的可悲局面。朱先生自稱這是「一個法律社會學與國家哲學的新課題」。我不知道國際上在這方面的研究情況，但是就中國大陸而言，我知道迄今對黑道（大陸普通稱之為黑社會或會道門）只有歷史的研究而沒有把它作為現實問題研究的。朱先生學術之深入實際，敢於開闢新的領域，都不愧為先知先覺。

對現在在大陸也很流行的日本春山茂雄《腦內革命》一書，朱先生從孟子「天爵」、「人爵」之說出發，直斥之為「順民哲學」，並且指出中國自有拯救靈魂、養生保健的哲學──「人人有貴於己者」。真是義正辭嚴，足以振聾發聵。

朱先生的研究還及於世界形勢，據我看，他對國際關係的關懷與熟悉，不亞於當今世界上許多外交家、政論家與國際問題專家。這在大陸學術界更是罕見。其實，今天的世界已經越來越小，而且正處在歷史大轉折、亦即全球化與資訊化的關頭，不通曉世事，就不能免於曲士之譏。朱先生治學範圍之廣不過是做一個現代學者的必要條件，就這點說，他也是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

寫過我推崇與推薦朱先生的作品的一些意見之後，我以為我必須寫出我對朱先生的觀點有保留以至異議的地方，我以為這是對朱先生負責，對讀者負責所必須做的。

書中佔有特別份量的當然是朱先生與林毓生先生、余英時先生論辯的頭兩篇文章。奇怪的是，三位先生雖然意見大有不同，但在有一點上卻完全一致，即都認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傳統斷滅的關鍵，認五四運動為萬惡的「激進主義」之源。余先生和林先生都是我大約十年前就認識的，他們反五四的觀點我也早已知道（比如「激進主義」就是余先生的用語，大陸與之相當的用語是「極左思潮」或「極左路線」），不過一直沒有機會表示我的異議。朱先生在他的書中雖然肯定五四的啟蒙意義，但過於強調其「打倒孔家店」的反傳統後果，而且要其對中國現代化之所以屢入歧途負責。我認為這是諸位台灣學者對中國歷史的極大誤解。因為中國的所謂極左路線，正是其代表人物從根本上背叛、反對五四精神的結果。20年前「文革」剛剛結束時，中國還有一批親身參加過五四運動的老先生，他們在這點上的認識是一致的，可惜現在已凋零殆盡了。事實上，20世紀下半期在中國歷次「極左」的政治運動，都一定要以批判五四的「個性解放」與「人道主義」開路（更不用說被視為「萬惡之源」的「個人主義」了）。我是五四以後出生的人，但是並沒有感到五四完全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恰恰相反，極盡全力繼承中國傳統文化而力求推陳出新的一大批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金岳霖以至錢穆、賀麟……都是在五四以後開展其學術活動的。五四運動的時候當然有人提出過「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但是也有人提出「救出孔夫子」的口號。朱先生提出中國要來一個變被動為主動的、求新求變的「再啟蒙運動」，這是完全正確的。事實上，「文革」結束後就馬上有人提出過這個思想，也有人提出要「回到五四」，但是不久就沒有人敢再提了。中國的激進主義的根源，可以套用朱先生批評許靖華先生的話「自有潛藏於內的歷史因素以及當代外在的國際背景，將之歸罪於五四運動（按原文為『達爾文主義』），未免過分膨脹了五四運動（按原文為『達爾文』）對現代中國的影響」。而且如果中國傳統文化如此不堪一擊，一觸即潰，其生命力與價值也大可懷疑了。再舉一個例子，朱先生頗為推舉的日本的福澤諭吉，曾竭力反對儒學，而且積極主張日本「脫亞入歐」，其反傳統不可謂不「激進」，可是日本並沒有出現極左路線。（附帶說一句：德國雖有康德，仍不免於後來的希特勒主義；日本雖有福澤諭吉，仍不免於後來的軍國主義，為禍人類，至深且烈。這些都值得深思。）

為朱先生、余先生、林先生和我們所一致深惡痛絕的「極左思潮或曰激進主義」是有歷史淵源的，就思想傳統說，《周易》的太極思維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就包含了正反兩方面，有善必有惡。一切旨在解釋宇宙大全的哲學當然要說明「惡」的起源。就實際歷史說，則秦始皇與作為其對立面的陳勝、吳廣以及兩者的結合正是中國「激進主義或曰極左路線」的活水源頭。這種思潮以劫富濟貧，分田廢債的平均主義為一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專制主義為另一端，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中一直沒有斷絕過，文化大革命不過是其結穴的傑作而已。而且，由於其社會基礎迄今仍然存在，我們現在還不能放鬆警惕。

為什麼台灣與大陸的學者對中國近代史會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見解，我想來想去，惟一的解釋是1927年以後，國共兩黨結下了深仇大恨。共產黨以「10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由推尊五四，定五四為「青年節」；國民黨則當然要追尊辛亥，而定黃花崗72烈士起義的3月29日為「青年節」，而且漸漸貶低五四而視之為現代激進主義之濫觴。國民黨以及在台灣的學者所不知道的是：五四在大陸被從另外一個方面越批越臭，所保持不變者僅是其虛名而已。至於今日，五四精神在大陸與在台灣同樣晦暗無光，有待後人振其餘緒，發揚前進。

大陸學者解釋台灣學者對五四的評價，認為它是出於「反共情結」的偏執。而我對朱先生讀其書，見其人，深知朱先生持論平實正大，絕不會是一個有「反共情結」的人，所以如此立論，只能歸咎於環境移人。莊子曰：「人各有所蔽」，西諺曰：「 Everyone has his blind spot. 」雖賢者在所難免。其然，豈其然乎？

我學力不足，不敢持異議而仍然有所保留的另外一點，是朱先生對中學經由來華傳教的耶穌會會士而給予西方的影響評價過當，見諸於朱先生一再強調伏爾泰、萊布尼茲、吳爾夫、康德、魁奈對中國的孔子與理學的推重。以我之陋，歐洲的啟蒙運動「自有其潛藏於內的歷史因素」，所謂「中國影響」，無非是「中為洋用」或「托華改制」而已。我所擔心的是：中國的極左路線，其最高目標，同時也是其最後動力就是「搞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這是中國人民「即使沒有褲子穿」，也一定要「進行到底」的。就是這股「虛驕之氣」幾乎致中國於死地。20年過去，中國人口袋裡的錢稍稍比過去多了一點，但這股虛驕之氣又在愛國主義的名義下本著國家主義的形式開始冒起來，這是朱先生在評《中國可以說不》的文章中所看到的，只是其根子可能比朱先生所看到的要深得多，現在已經有人提出「要以中國文化拯救全人類了」。我要請朱先生注意的是，不要再以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豪感來助長這股虛驕之氣。中國在下一個世紀還是要照鄧小平的話「韜光養晦」，才是中國之福。

中國的極左路線已為務實路線所代替，但是20年來，為禍全民的極左路線並沒有受到全民的深刻反省（因為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我已不敢說「徹底批判」了，照德國人的成語是「兩極相通」，而照中國人的成語是「物極必反」，這是中國文化幾千年沒有擺脫的怪圈）。去年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的30週年，今年是反右派鬥爭40週年，按鄧小平的定義，這是極左思潮成為全國性的災難的20年的起訖點，但是迄今未能見到有一篇像樣的反省文章。中國人似乎已經把剛剛過去的慘痛酷烈的教訓忘懷了。誠如朱先生所說，「沒有對『過去』的反省，又焉能主導『現在』和『未來』」。20年的極左路線是中國真正的國恥，要是真的忘了，那可真是中國的隱憂。

深刻反省極左思潮，恢復人的尊嚴，繼承並且發掘中國的文化的優秀傳統，包括五四精神，來一個再啟蒙運動，這是中國現代化在思想上的必要前提。我是一個年逾70，氣血已衰，身患廢疾，而且已被20年極左路線嚇破了膽的人。如此宏偉的事業，我已使不上勁了，只有寄希望於有大志大才而且年富力強如「永遠的改革者」朱高正先生和他那一代以及要由他那一代帶起的以後幾代人了。這是一個在少年時也曾心存報國，然而屢遭打擊，暮齒無成的老朽衷心的祝禱。

李慎之先生簡歷：李慎之，1923年生，江蘇無錫人，1945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經濟系，曾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周恩來、鄧小平、趙紫陽出席國際會議和出國訪問的秘書和特別助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美國研究所所長；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現為中華美國學會會長、中國太平洋學會副會長、中華文化交流與合作促進會副理事長、東方國際易學研究院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