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日本承擔二次大戰罪責之現今意義

曉波教授我兄道鑒：
實在抱歉，一直想要向您道賀，而遲遲迄未如願，只有借此機會，一箭數雕，補個晚賀了。我所指的是台大哲學系那件冤案，如今總算作了當有的澄清和平反。吾兄已飽受了二十多年的委屈，但兄堅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致使公義榮獲最後的勝利，令昏暗的人生旅途中，出現一點光明，這是難能可貴而有價值的。
這些年來，您在哲學領域從事的研究我不熟悉，但對台灣歷史深入的研究，與中美關係所有的心得，不得不叫從事歷史專業的人從衷欽佩。再說編輯《海峽評論》對國家民族的貢獻，與夫在台促進兩岸關係理性發展那種大智大勇的作為，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無疑的將佔有一席。
去秋接到您的電傳索稿，正值我為加拿大溫哥華區的「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在當地《明報》所編之「紀念南京大屠殺60週年特輯」寫一篇當今全球華人向日索賠運動的時代意義稿。當時的計畫是一因此文不受稿費，二因加拿大西部的讀者與《海峽評論》的讀者相重無多，是而擬稿成之後寄上一份交差，作為一稿兩投以達到一石二鳥的目的。該文對您索稿之初衷雖不完全吻合，但在今天獨氣橫溢和皇民降日思想氾濫成災的寶島台灣，或有激起少許良知與愛國愛民的情意。那知此文脫稿後，竟把《海峽評論》忘得一乾二淨，實在該打。
最近讀到貴刊今年出版未久的85期，其中那篇《評李登輝產經新聞講話》時，才想起了這件忘懷了的尚未應命之疏忽。今特寄上，以贖前虧（愧），並祈包涵。本稿若蒙採用，我不反對您將此函一併刊出。文稿的大題目與小標題請不妨斟酌修正後再用。特此謹頌撰安

了結以往導向未來

1997年是七七全面抗日的一甲子、是慘痛的南京大屠殺60週年紀念，而抗日戰爭勝利也超過半個世紀了。戰後由於內戰和冷戰，致使東京審判甲級戰犯僅及三分一就頓然終止，日本向受害各國的賠償方始未久亦告中斷。而今日本已成為舉世可數的經濟超強，並有轉而成為政治大國的意圖。當此冷戰結束，世界邁進新世紀的關頭，即使從日本自身的立場來看，亦應是了結以往，步向未來的一個好時刻。

而今存有這種觀點的日本朋友，可謂不乏其人。97年11月與吳天威、唐德剛、譚汝謙諸教授往東京參加在日本民權發源地慶應義塾大學舉辦之第四屆日本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時，拜訪了「中國人戰爭被害賠償請求事件辯證團」－－那個為中國人在日本法庭控告日本政府的律師團體，也訪問了包括家永三郎、森村誠一等所組織的「支持中國人戰爭被害者要求協會」，以及東京市的「勞動組合」等團體。這些團體的成員，大多持有一種共同的觀點，主張盡早清理二國間在近代史上所有的一些舊債，尤其是軍國主義時代對中國人民的屠殺侵害、對中國婦女之姦淫殘暴、對財產之掠奪搗毀，造成家破人亡、流離失所，以及各種暴行浩劫，皆應給以公平合理的處理。

對於那些如今雖仍倖存，但直接遭受到傷害者，如慰安婦、如受細菌武器侵襲者、如南京大屠殺時受害人或他們的家人。又如戰時被強征的軍夫和替日本打仗而戰死者的家屬們。他們如今仍常活在痛苦的回憶中，並在苦難的現實生活裡掙扎。這些人無論如何是應當及早受到照顧。對這些人而言，因日本的侵略而遭到的傷害，不是記在史冊上，而是如今仍然天天面臨的，怎能叫他們將這段歷史一筆勾銷，完全忘懷呢?

我們所見到的以上所列的三個日本團體，其成員十分明白這一點，他們花費了時間和金錢，願為這些人討回公道，給他們在精神和物質上應得的補償。對日本朋友而言，也可除去一些心中的罪惡感，也可為日本在國際間除去缺乏道德勇氣國家的壞名譽，在亞洲鄰國中，也可以重新建立起一定的信譽。這樣的作為對於東亞長久的和平與穩定，也都會有一定的效果。在新時代和新世紀中，友誼才可以奠定一個穩固的基礎。

讓日本老兵重獲內心平安

除了以上種種理性的考量，能向中國受害者有所補償和交代，對於某些曾參與姦殺燒掠的退休老兵，也可給他們一個懺悔道歉的機會。在他們去見上帝之前能重獲內心的平安，也是極其重要的。這一個觀察是基於兩件事實而得到之結論。

第一、在1987年，紐約舉行七七事變50週年紀念時，有兩位日本高齡老兵前來參加，會中要求發言。一位在會中為他少年時在中國的一切惡行痛哭流涕，作了懺悔的見證。另一位自言年輕時被驅使在中國親手殺害二十多個無辜的中國百姓，說時聲淚俱下，令人為之動容。

第二、今年初美國記者克利斯多夫在《紐約時報》有一篇報導，他在日本訪問過的一批老人，都是年輕時在中國作過孽的，他們終日為其良心所不斷控告和恐嚇。在報導中，提到一位79歲的老人，因年輕時在中國曾用刺刀刺死一個嬰孩，而今那個死嬰的鏡頭，不斷地出現在他的眼前。另一個80歲的老人，終日為他在中國四年中所犯的惡行，坐立不安，文中雖未形容其惡行之細節，但足以不能令他忘懷。另一位在中國住過四年，作惡無計，毫不猶豫地承認當年日軍在華時犯下的種種暴行。一位70多歲的前日本憲兵，說到被抓到憲兵隊的，無論男女老幼，多遭拷打至死；又說慰安婦不但存在，且是強行招募的，他自己就經常往訪。他自稱當時年輕無知，到自己有了兩個女兒後，方了悟當年所為之不是。另一個老兵而今做理髮師的，他不讓任何孫輩知道他曾從過軍打過仗。以上所有的人，至今皆深感歉疚，並為自己的惡行終日不安。對這一群精神失常的人，讓他們向當年的犧牲者大聲道個歉，當可讓雙方皆能得到心中應有的平衡。

除了上述從日本人立場出發的理由，我們也應該看看何以中國人應得到日本的道歉和賠償。首先是得問何以日本人能有今日的成就？除了一些枝枝節節的因素，冷戰的確是個要素。可是當吾人進一步分析，很快就可以察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所建立的工業和科技基礎是更不可少。然而這個基礎之建立是甲午戰後向中國搾取了不盡的賠款，方能建成的。日本從《馬關條約》到七七事變，42年中，不計奪取的實物、資源和糧食，還有現款年年不斷地供自中國，使得日本工業起飛，而不發生通貨膨脹。其中毋須借貸資本一項，中國成為其主要之來源，此處不能細言。除了陸海軍之擴建與現代化，在建立重工業之基礎如九州的八幡制鋼中心的設立，全是來自中國之賠款，為日本擊敗帝俄作了必要的準備。

在這次東京舉辦的第四屆中日關係國際研討會中，也有學者指出，甲午戰之賠款，除了擴建陸海軍，建立八幡制鋼中心，也是建立京都帝國大學資金之來源，由此可見中國對日本近代文化與文教之發展，也有不可磨滅之貢獻。

在這同一時期之中，再看中國，由於資金全為日本勒索殆盡，工業化的第一個必要條件－－資金之累積，化為烏有，故所以不論是誰來當政，皆無法有效地建立起新興的工業。20世紀的新中國在工業建設上遠遠不如同治年間的洋務運動。無論是孫中山的實業計畫，或是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利用外資皆成了必然之條件。僅從這一點來看，已足見何以日本必須拿出錢來，不論是稱賠償或借貸，來協助中國種種的現代化，作為適當之回報。

民間索償依法依理

再從國際協定即國際法的立場來看，對日戰後之盟國協議，除1943年之開羅會議外，1945年7月26日盟國發表之《波茨坦宣言》是一項重要的文件，其中除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外，戰後的是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向德國要求賠償的經驗。德國因賠償一事，使政府遭到世上未曾有過的通貨膨脹，再者，激發起了納粹在德國之興起。為了避免這些不幸之重演，在宣言中第11條特別指出，投降後的日本一面得保留足夠的工業生產力以維持其人民合理的生活水平；在賠償方面，則將不用現款賠償，而以設備及產品以消除日本戰爭之潛力。基於此原則，戰後南京政府派往東京負責賠償事務的吳半農在其回憶中，清楚說明從1947年到1949年9月，日本對中國物品設備之賠償價值共在1,800萬美元左右。後因國民政府敗退台灣，日本又未與北京建交，賠償遂告終止。

1951年之金山對日和談時，海峽兩岸政府皆未參加。次年，台北與日本締結《中日和約》，提出繼續賠償時，為日本一口拒絕。到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之後。日本首相田中即往北京要求建交。據報日本有意與毛周談論賠償問題，其時由於蘇聯之大軍壓境，北京方面想要盡速與美日建立友誼，非但不要直接賠償，連日本戰時在華奪掠之財寶文物也未提，且與對方引起爭議之釣魚台事件也擱置不談，目的是要贏得日本之信任。而今據北京方面透露，當時雙方之諒解是中國放棄正式賠償之要求，而日本則自動向中國提供大量低息或無息貸款以助中國之建設。日後從日本向中國貸款之蛛絲馬跡中觀之，這種諒解是可能存在的。

然而近年來，由於海外華人索償運動之興起，大陸各界對日本尚未作正式之道歉和賠償有所不滿，北京當局曾多次聲明，《中日和約》對中國政府放棄日本之賠款，乃政府與政府間所要求之賠償，至於百姓個別因日本侵略所遭受到的損失與災害並不包括在內。這個解釋給予民間個別的索賠要求找到了法理依據。故今之日本律師公會協助華人，在六項不同的災害上控訴日本政府，包括細菌武器之受害者、南屠受害者、慰安婦受害者、強拉之勞工受害者等等，仍在審判中。其審判程序漫長，耗資時間不少，日本協助之真正動機雖前已分析過，但究竟實意為何並不能確知，欺騙合演之可能並不能排除，由於當今別無他法，也只有認了。北京政府與台北政府必須用國家的資源來協助，並且施以政治壓力，或許部分問題可以解決，否則是希望渺茫。日本政府對於民間的活動，完全可以不理。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我們只要求日本政府能做到戰後西德政府所做到的，對遭到德國殘害的人們，特別是法國、波蘭、蘇聯和猶太人，德國是作了大量的賠償，有數可據的已在600億美元以上。直到如今，仍有相當多的猶太人，在不同的地方，按月收到從德國政府寄來的賠償費，德國議會也通過法案懲處否認曾殘殺猶太人之納粹人。60年代又鼓勵年輕學生到以色列去協助開荒辟野，以表示整個民族的痛改前非。德國的總理布蘭特曾在猶太死亡者紀念碑前下跪，以代表德國民族對猶太人的歉意。

1980年．美國政府也特別通過法案向二戰期間被關入集中營的美籍日僑提出金錢賠償與正式道歉。雖然過去的損失，特別是身體、心靈的創傷，是無法用任何東西來完全彌補過來的，但是對方衷心的歉意誠心的賠償，即使是象徵性的，已可讓受害者可以瞑目，可以安心，可以了一筆賬，可以忘記背後的，去努力面前的。這種心理上的需求就如猶太人抓到艾赫曼以後，要將他在電視上審判，其實他的一條命那兒抵得上數百萬的猶太人性命呢?但是失去親人的猶太人心理上是非常需要那一種的補償，這也是成千成萬中國同胞心理所有的需求。

由上所言，足見日本對中國之道歉與賠償先得表現其心願，然後再談實際細節，而且這樣一種舉動，不僅能除卻中日兩民族間多年來存在的仇恨與敵意，對日本自己國民的健康，以及對亞洲與世界真正的和平，會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也為人道和平的新世界開創一條新的道路和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