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通史》與儒家的春秋史學

一、前 言

連橫的《台灣通史》完成於日據時代的台灣，就這本書所產生的特殊時空及其所達到的文史成就，大約表現了幾個特點：（一）此書是中國最後一部史傳文學；（二）此書乃產生於中國割讓於異族之地，亦即在政治上此書產生之地已不屬中國領土；（三）中國歷代正史多由官方出資，修史者常不僅一人，且有龐大的官藏史料可用，然《台灣通史》乃連橫憑一人之力，以民間學者的身份，冒著遭日本殖民者迫害的危險，歷時十年而完成，置諸中國史學史，乃非常特殊的案例；（四）此書寫作年代為1908年至1918年（民國前四年至民國七年）〔註1〕，完成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夕，連橫雖然在政治上支持孫中山的國民革命，但在文化上則擁護傳統。台灣的新文化運動則遲至20年代初期才發生。《台灣通史》以其堂堂60萬字的篇幅，以精警跌宕的古文，充分運用傳統文史知識，在新文化運動的挑戰之下，成為捍衛舊文化最有力的堡壘。因此，不論從傳統或現代的角度，從台灣或中國的角度，此書之價值皆不容抹煞。

南明史與台灣史的前輩學者楊雲萍曾為民國74年的新版寫序，序中言：「《通史》成於日本人佔據台灣後23年，河山已改，事物多非。連氏悲之、憤之，有所希期，作此巨著。……其為古典的存在，將與台灣之河山，同其不朽。」〔註2〕《台灣通史》的確是台灣人貢獻給中國人文傳統之最具份量的經典；另一方面，要認識《台灣通史》的成就，也就不能不從中國經典的角度來加以探討。無疑的，《台灣通史》最貼近春秋史學的傳統，連橫本人亦自覺地以春秋史學之傳人自許。而這一點除了如楊雲萍上面一段話所指出的，是出於日據時代的刺激，另一方面也由於連橫家族中固有的民族精神傳統及其以春秋史學為主的家學。

在《過故居記》，連橫提到他的家學：「先君好讀春秋、戰國書及三國演義，所言多古忠義事，故余得之家教者甚大。」〔註3〕不僅春秋史學是其家學，連氏家族更始終以民族精神為家族精神的表徵，歷七世而不衰。連橫在《通史．諸老列傳》的「贊」中說：

我祖興位公生於永曆卅有五年，越二載，而明朔亡矣。少遭憫凶，長懷隱遯，遂去龍溪，遠移鯤海，處於鄭氏故壘，迨余已七世矣。守璞抱貞，代有潛德，稽古讀書，不應科試，蓋猶有左衽之痛也。故自興位公以至我祖、我父，皆遺命以明服殮，故國之思，悠然遠矣！〔註4〕

《諸老列傳》即結束於這段自傳式的表白，這可以說明連橫以其家族精神乃由明鄭反清復明之民族精神孕育而來。而這樣的精神所以至連橫身上而更為昂揚，乃由於日據時代台人的處境類似明末遺民，連橫便常以「台灣遺民」自稱。

連橫雖以其才高學博而馳騁於中國文史的諸多領域，然由於家學與時代因素，而最終歸於史學。本文想從中國史學傳統的角度來探討這部完成於20世紀的經典在哪些方面繼承了傳統史學的基本精神。

二、「繼絕存亡」與「復仇」之義

所謂春秋史學乃奠基於孔子之修《春秋》，中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的發展，至《史記》而發揚光大。關於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義主要來自後學的闡發。《孟子?滕文公下》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在這段話中孟子凸顯了孔子作《春秋》的意義相當於「大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等重大歷史事件；同時強調《春秋》之功用足以使「亂臣賊子懼」。而十分明顯的，亂臣賊子之所以懼正由於認識到春秋學的作用包含強烈的道德判斷。

在「春秋三傳」中，《左傳》亦論及春秋的道德判斷的功能，《左傳．成公十四年》有言：「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這段話比《孟子》更清楚的說出了春秋之「懲惡勸善」的道德功用。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在「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之後有一段話，也論及春秋的道德功能：「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這段話自然是從前面孟子的話「世衰道微」、「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發展過來的，但「撥亂反正」的說法則更為簡潔有力的道出了春秋的精神。

然而對春秋史學的基本精神作出最具體也最具系統性與總結性的則是司馬遷。在《史記．自序》：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兩百二十四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這段話把春秋史學的基本精神一一闡發出來，其中「繼絕存亡」的精神對於在日據時代面臨漢民族存亡之危機的連橫造成了莫大的影響。《通史．自序》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並言《通史》旨在「發揚種性」。為「繼絕存亡」，連橫亦編撰《台灣詩乘》和《台灣語典》，在《台灣詩乘．序》中說：「余之所戚者則無史。無史之痛，余已言之。十稔以來，孜孜矻矻，以事《通史》，又以餘暇而成《詩乘》。」〔註5〕在《台語考釋．序二》，連橫更痛切說道：「烏乎？余聞之先哲矣，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對於遭日人禁制的台語，他感歎道：「烏乎！吾思之，吾重思之，吾能不懼其消滅哉！」〔註6〕可見不僅作《通史》是出於繼絕存亡的動機，作《台灣詩乘》、《台灣語典》也是出於同樣的動機。

表彰於春秋史學而與「繼絕存亡」精神相通的是「復仇」的觀念。《公羊傳．莊公四年》云：「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這段談的是齊襄公九世之讎的故事。此一復讎之義並不載於孔子修的《春秋》，但《論語．憲問》曾載孔子在被問及「以德報怨」何如之時，曾主張「以直報怨」，似已有「復仇」的觀念。而以《春秋三傳》來看，《公羊傳》特別表彰了「復仇」之義。對這一點董仲舒和太史公也都加以發揚，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王道第六》云：「《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而司馬遷嘉許伍子胥的復仇，並為之立傳，應本於《公羊傳．莊公四年》吳王伐楚一役的評論：「父不受誅（言誅不以罪），子復讎可也。」〔註7〕《史記》除宣揚報家仇的事跡，也宣揚報國仇的史事，如《項羽本紀》載當時讖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而《集解》解釋為「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當「復仇」是指復國仇之時，便與「繼絕存亡」的精神有了聯繫；而「復仇」也就不僅指報仇，而且有「復國」之意。

較之《公羊傳》與《史記》，復仇之義在《台灣通史》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不論是復家仇或復國仇，連橫皆以許多動人的故事篇章來加以發揚，這自然是由於連橫處於淪為異族統治的台灣，並時時思以復其故國。在一篇寫於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的《告延平郡王文》中，連橫以感人之筆墨寫下了對「復仇」的歌頌，全文如下：

中華光復之年壬子春二月十二日，台灣遺民連橫誠惶誠恐，頓首載拜，敢昭告於延平郡王之神曰：於戲！滿人猾夏，禹域淪亡，落日荒濤，哭望天末，而王獨保正朔於東都，以與滿人拮抗，傳二十有二年而始滅。滅之後二百二十有八年，而我中華民族乃逐滿人而建民國。此雖革命諸士斷脰流血，前仆後繼，克以告成，而我王在天之靈，潛輔默相，故能振天聲於大漢也！夫春秋之義，九世猶仇；楚國之殘，三戶可復。今者，虜酋去位，南北共和，天命維新，發皇蹈厲，維王有靈，其左右之！〔註8〕

文中他自稱「台灣遺民」，稱辛亥革命成功為「中華光復」，並把國民革命聯繫於鄭成功的反清復明，最後歸結於「春秋之義，九世猶仇；楚國之殘，三戶可復。」而全文的言外之意，便是對於驅逐異族、光復台灣的深切期許。其實日據時代的台灣人常懷亡國之痛，以楚國三戶自勵者不僅連橫一人，林幼春在1911年梁啟超訪台時所做的名詩《奉和任公先生原韻之作》七律中便有這樣的句子：「一笑戲言三戶在，相看新淚兩行新。楚囚忍死非無意，終擬南冠對角巾。」〔註9〕

以楚國三戶自勵自然是旨在復國，而連橫在《通史》中所頌揚的「復仇」觀念不僅是報國仇，還有報家仇，其中尤多女性報家仇的刻畫，令人印象深刻。

在報國仇方面，明鄭反清自然受到最大尊崇，其次便是清代起事者如朱一貴。《通史》全書對明鄭的復國之志反覆致意，推崇備至。《通史．軍備志》言及荷人據台，「越卅八年，復為我延平郡王所逐，蓄銳待時，謀復諸夏。」而復國的形象必然是尚武的，連橫接著寫道：「安平之壘，鐵砧之山，落日荒濤，尚堪憑弔，此則我族之武也。」〔註10〕在《通史．宗教志》中，連橫認為鄭成功沒而為神，受百姓膜拜，一由於開闢之功，一由於其復國志業，《志》云：「延平郡王入台後，闢土田，興教養，存明朔，抗滿人，精忠大義，震曜古今。及亡，民間建廟以祀。」〔註11〕在《通史．藝文志》中，連橫指出明鄭文學不夠發達乃由於復國心切，無暇經營文藝：「我延平以故國淪亡之痛，一成一旅，志切中興，我先民之奔走疏附者，兢兢業業。共揮天戈，以挽虞淵之落日。我先民固不忍以文鳴，且無暇以文鳴也。」〔註12〕

對於施琅和清代起事者的事跡，連橫也著眼於復仇之義。對於明鄭降清且引清兵攻台的施琅，連橫並未站在他一貫堅持的明鄭立場加以譴責，反而從人子復仇之義寄予同情，在《通史．施琅列傳》贊文中云：「施琅為鄭氏部將，得罪歸清，遂藉滿人以覆明社，忍矣！琅有伍員之怨，而為滅楚之謀，吾又何誅？獨惜台無申胥，不能為復楚之舉也，悲夫！」〔註13〕連橫以伍員復仇的故事比喻施琅，真是深刻而富於歷史的想像力；而贊文中結以對「復楚」的期待，則重申了自己原來立場。在短短的贊文竟成功的做到了立場的平衡與周密。

緊接《施琅列傳》的便是《吳球、劉卻列傳》，這樣的編排也具有平衡的作用。連橫為吳球、劉卻立傳，頗類似司馬遷為陳涉、吳廣立傳，皆重其「首事」者的偉大意義。吳球乃明鄭降清之後，第一位起兵抗清者，劉卻則越五年而起義。在《吳球、劉卻列傳》中，連橫開宗明義即言：「台灣歸清之後，人思故國，時謀光復，民變之役凡十數起，而吳球為首。球，明之遺民也，居於諸羅之新港。素有志，與草澤豪傑圖舉大事而未發也。」〔註14〕吳球雖圖舉事，但未發即遭撲滅，連橫仍為之立傳，可見連橫對「首事」的重視，而這與司馬遷史學的影響有關。除「首事」之功，連橫更重視是輩的復國之志，所以在贊文中，他寫道：「吳球、劉卻以編戶之細民，抱宗邦之隱痛，奮身而起，前後就屠。人笑其愚，我欽其勇。」〔註15〕

緊接《吳球、劉卻列傳》的便是《朱一貴列傳》，可見連橫是以吳球、劉卻為朱一貴的先驅。《朱一貴列傳》中的描寫細膩感人，朱一貴不僅形象鮮明，其所作檄文更是震古鑠今之傑作，此一檄文應出於連橫之筆，從中更可以看出連橫歌頌「復仇」之義的殷切，《列傳》中記載朱一貴立為中興王時，尊故明，祭天地列祖列宗及延平郡王，並佈告中外，檄文中，首先強調明之開國便是光復故土：「在昔胡元猾夏，竊號神州，……我太祖高皇帝提劍而起，……以恢復區宇。」接著描寫明末清兵入關，使華夏再度淪陷：「遂使神明胄子，降為輿台；錦繡江山，淪為左衽。」接著寫延平志業，以加深朱一貴的復明形象：「延平郡王精忠大義，應運而生，開府思明，經略閩粵。……率我先民，以造新邑，遙奉正朔，永戴本朝，養精蓄銳，待時而動。」而檄文中，朱一貴也以楚國三戶自許：「是以夏後一成，能復故國；楚人三戶，足以亡秦。」檄文之末更以撼動人心的筆力凸顯朱一貴事件之攘夷復夏的意義：

〔註1〕參考鄭喜夫編，《民國連雅堂先生橫年譜》（以下簡稱《年譜》），台北：商務印書館，1980，頁63、頁117。
〔註2〕楊雲萍，《新序》，收於《台灣通史》（修訂校正版），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黎明出版公司印行，1985。
〔註3〕《過故居記》，收於《雅堂文集》，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208種，1964，頁87。
〔註4〕《台灣通史》，頁721。
〔註5〕《雅堂文集》，頁33。
〔註6〕《雅堂文集》，頁37。
〔註7〕上述司馬遷為伍子胥立傳乃本於《公羊傳》之語參考徐復觀《先秦儒家思想發展中的轉折及天的哲學大系統的建立：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兩漢思想史》卷二，台北：學生書局，1976，頁362。引文中「父不受誅」句的解釋亦本於此。
〔註8〕《雅堂文集》，頁115。
〔註9〕關於林幼春生平與此詩的分析及梁啟超的唱和之作，可參看陳昭瑛選注，《台灣詩選注》，台北：正中書局，1996。
〔註10〕《台灣通史》，頁282。有關連橫對儒家中失落的尚武精神的發揚，可參看陳昭瑛，《連雅堂《台灣通史．吳鳳列傳》中的儒家思想》，收於《近代中國文化的解構與重建：連橫》會議論文集，政治大學文學院，1997。
〔註11〕《台灣通史》，頁548。
〔註12〕《台灣通史》，頁588。
〔註13〕《台灣通史》，頁738。
〔註14〕《台灣通史》，頁739。
〔註15〕《台灣通史》，頁740。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