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洲經濟價值觀看東亞金融危機

一、外在的文明衝突

亞洲金融危機於1997年夏季始於泰國，然後逐步擴展到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韓國、日本等地。台灣、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等地也多少被波及，但並未構成太大的嚴重性。這些地區都位於東亞，這包括東北亞與東南亞。至於西亞、中亞、南亞等地區並未發生類似經濟危機。此次東亞金融危機可謂繼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似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分析。這當然也牽涉到東西方比較經濟思想與經濟制度的課題。西方國家，尤其西歐北美等地，自從1776年亞當．史密的《國富論》發表以後所產生的「曼徹斯特原則」與「曼徹斯特經驗」均為經濟學家們所關注。〔註1〕雖然有1845年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報告》，隨之又有1848年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的影響。西方經濟制度也有其歷史文化意義，其經濟哲學似乎均趨向於最小的政府乃是最好的政府。然而西歐、北美歷史學派與制度學派的經濟學者們並不完全同意這個觀點。〔註2〕這些觀點與東方的亞洲是有些區別，特別是與東亞儒家經濟思想中家長式的領導有些差別。此次東亞金融危機顯示了東方價值在東亞的重要性。東亞各國應該走出東亞地區各個應有的特色，否則會產生經濟「外在的文明衝突」，如韓國等的金融危機。西方經濟思想行為模式也許適合於西方的經濟社會。然而東方社會不能不「拿來」西方法治與科學優勢。既然東方社會應走出自己的模式，此必需貫徹。換言之，東方價值的理論與實踐的落差必需減少到最低，否則也會產生經濟「內在的文明衝突」，如印尼等金融危機。〔註3〕

上述外在、內在的文明衝突均產生了經濟發展的偏差，因而有東亞金融危機。

二、亞洲的價值觀

「亞洲的價值」這個名詞在21世紀將發揚光大。實際上當前所謂的亞洲的價值並不代表整個亞洲地區五大文化區域。所謂的亞洲價值只能明確的說是指東亞的價值觀。這包括戰後日本、台灣、香港、新加坡、韓國等五個地區，這也包括1978年以後的中國大陸。這些地區構成了「儒家文化經濟圈」的主要部份。也有學者把東南亞的許多國家也列入亞洲的價值觀的範圍，這個看法我們不以為然。以東亞儒家經濟文化為主軸的儒家經濟發展模式將在21世紀在世界發光大，影響人類的福祉。此亦表示今後東方對西方價值觀盲目崇拜的程度將大為減低。

亞洲地區主要的佛教文化圈、伊斯蘭教文化、道教文化圈（儒釋道融合的文化，而以儒家思想為主軸）、印度教文化圈、猶太教文化圈等五大經濟區域，只有道教文化圈的儒家經濟區域經濟發展最為亮麗。約翰．奈斯比教授在其《亞洲大趨勢》的著作裡曾經提及：1966年時東亞地區的國民總生產僅佔當時世界的4%，而30年後的1996年此地區的國民總生產卻佔了世界的24%。〔註4〕這個統計數凸顯了東亞地區戰後經濟發展的驚人成就，這也就是「亞洲價值」的代表，也表示西方相對的低落。〔註5〕這更證明了大思想家史賓格勒教授《西方沒落》的看法，還有大歷史學家湯恩比教授的《國際事務觀察》都看到了21世紀的東方世界將有輝煌的成就。〔註6〕而亞洲的五大宗教文明中，除了儒家文化以外，其他的佛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印度教文化、猶太教文化等在現實面都多少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原則相違背。〔註7〕

杭廷頓《文明衝突論》的看法也不完全在儒家文化圈裡發生。韓國在戰後所表現的經濟成長就曾被譽為漢江奇跡，令人敬佩。可是在1997-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中，其所表現的已證明韓國在實際上已違背儒家文化圈的基本精神，此與杭廷頓教授的看法一致。〔註8〕這主要原因在於韓國在戰後接受西化的程度強烈，此已產生了「外在文明衝突」。因為韓國並沒有把穩儒家文化的特色中的調和、中庸、理性、平衡、正義等原則，相反的其所表現出來的所得分配不均勻，物價不穩定、財政不平衡、內外債不調和，特別是中長期外債比例過高等經濟現象。〔註9〕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泡沫政黨緊隨政客的政治需要而起舞，缺乏長期的政治理想性與穩定性。這些事實充分顯示在於其宗教文化上。譬如說當前韓國天主教與基督教的比重近50%，而傳統民間信仰天道教等與佛教的比重則偏低。〔註10〕這與台灣的情形完全不同。台灣的道教及一般民間信仰與佛教的比重超過75%，而天主教與基督教則分別為1.8%與1.4%。〔註11〕台灣在戰後現代化過程中的表徵在於政治穩定，社會穩定與經濟穩定之上，這呈現出儒家文化經濟圈的特色，此與韓國的經驗顯然有些不同。所以台灣經濟在此次東亞金融危機當中表現得還不錯。東南亞各地的表現並不理想，特別是印尼爪哇的盤查西拉（Pancasila）文化，此指傳統印尼爪哇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融合與協調後所產生的一種文化，其文化理論是理性的。可是與其戰後的表現呈現嚴重的落差。因此印尼在此次東亞金融危機過程中表現得最令人失望。這莫非是印尼經濟發展上的結構不健全和所得分配不平均，物價欠穩定，外債繁重等因素所造成的。易言之，其並沒有走出印尼盤查西拉文化應有的特色，否則此次金融危機不會如此嚴重。具體的說，杭廷頓教授所言的文明衝突在亞洲的韓國（外在文明衝突）與印尼（內在文明衝突）等等地區或國家印驗了。〔註12〕這表示這些地區或國家應該走出自己的道路，否則挺不住外來經濟的衝擊，產生文明衝突因而影響其經濟、政治或社會穩定。這也說明了對於西方現代化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發展模式的引進必須審慎。

三、東亞金融的危機

此次東亞金融危機在儒家文化圈裡的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區受到波及的程度比較輕，這讓學者們重新檢討儒家文化在這些地區所展示的經濟意義。儒家文化中的勤勞、節儉、信義、誠實、理性、分工合作、服從權威、家庭觀念、廉能政府、藏富於民等優秀文化確實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表徵。可是這些東方儒家新教觀念被西方認為是傳統的東西，而西方基督新教觀念卻被他們認為是現代的東西。西方人士認為傳統的東西是有時間性的，而現代的東西是沒有空間性的。這種看法，我們不能認同。過去的許多經驗得知往往正是因為去除自己傳統東西而毫無保留的吸收西方東西後而引起了消化不良症。〔註13〕這就是東亞金融危機過程中要徹底檢討的問題。其實西方基督新教的思想就是西方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此對西方工業革命的貢獻甚大。其本意乃是賦予傳統文化生命力，因而產生了現代化意義。這是一個啟示：儒家文化的現代意義；如何把握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以結合現代化的思想和科技，而孕育出一個儒家文化現代化生命力，這個意義甚為重要。這是儒家文化的傳統與現代化適度調和的問題了，也就是東方文化的文藝復興。此也是此次東亞金融危機中值得探討的焦點所在。任何一個恪守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國歷史朝代，其文治與武功一定鼎盛，而且是國家富強，百姓康樂。這似乎已成為一條國家現代化不易的定律。〔註14〕因為消除了「外在文明衝突」和「內在文明衝突」。而形成了文化的調和，這是經濟現代化的動力所在。

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的自由化的政策是正確的。其中，小而有效率的政府，大而有活力的市場是發展的方向，此與日本的產經部（MITI）的意義相仿。〔註15〕「藏富於民」的經濟策略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哲學基礎。台灣，在過去東亞經濟危機中表現得不錯。中國大陸在此次東亞金融危機中表現得更為傑出，尤其是人民幣不貶值一事，已贏得國際讚賞，其不但對穩定亞洲及國際經濟做出貢獻，也表示中國大陸經濟有能力抵擋來勢洶洶的國際金融壓力。儒家文化的特色是中庸、理性、調和、平衡、正義等經濟原則，這是亞洲價值的經濟發展模式，其所呈現出來的經濟意義是適度的經濟成長、平穩的物價水準、健全的財政收支、合理的所得分配、保守的國家外債以及理想的外匯準備等。所以東亞金融危機的風暴雖然強烈，但因為儒家文化經濟圈的台灣、新加坡、大陸、香港等表現得相當不錯，抵擋了此風暴對這些地區的影響。這似乎是儒家文化價值的免疫性所賜予的。尤其是台灣對外貿易依存度在90%以上，更是難能可貴。〔註16〕香港亦然。還有儒家經濟圈的小政府功能，以台灣的中央銀行外匯政策，雖採取了機動匯率制度，外匯價格由市場的供需來決定，可是政府的參與而不干預的功能以及股市價格也由金融機構或民間財團的配合與參與，多少發揮了穩定匯市、股市的功能。另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功能，其理性操作，這也是政府的職責所在。這些經濟政策的行為並沒有傷害台灣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過去50年來台灣逐步的、循序漸進的經濟自由化是成功的，其結果也是令人讚賞的。凡此種種乃是台灣已走出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這與中國大陸自從1978年以後的經濟發展方向，其本質是相似的。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是發展的方向，這就是經濟制度的問題了。所謂路好、馬好，不如方向好。中國經濟制度要走中國人應有的市場經濟：小而有效率的政府，大而有活力的市場以貫徹儒家文化經濟圈的理論。韓國的經驗不足取，日本的模式似可借鏡。

四、經濟自由化不是萬靈丹

從此次東亞金融危機的經驗認知經濟自由化不是萬靈丹。二次世界大戰後，雖然先有約翰．凱恩斯思想的適用性被大力推為一時的經濟思潮，可是經濟自由化是一條被共同認為的經濟發展規律。然而此次東亞金融危機發生後，經濟自由化的思潮是否正確，重新再被懷疑。經濟自由化雖然是經濟現代化的趨勢，若失去時間與空間意義，則將產生經濟發展的失序，這也是此次東亞經濟危機的另一啟示。具體的意義乃是世界經濟自由化潮流的挫敗。隨著東亞經濟危機的發生，也給予世界經濟理論家、經濟思想家，經濟政策決策者重新檢討21世紀世界經濟往何處去的問題。無可置疑的是亞洲價值觀的重新定位。

今年6月27日至7月3日，美國總統柯林頓的訪問中國所宣示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其方向雖然正確，有助於中國的改革。我們認為大陸不改革，中國沒希望。柯林頓總統的主張，其方向雖然正確，用意雖然可取，但中國有其特性，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觀念畢竟與中國國情不同。主觀、客觀環境下，我們認為均不宜將此西方價值搬到中國來，選擇性的西化固然正確，但是西化過熱了，恐會引起許多消化不良症狀。在吸收西方文化精髓所在之時，不要忘了中國特色、過去台灣經濟奇跡之外，尚有台灣的許多錯誤經驗可以借鏡。具體言之，中國經濟思想的哲學性與西方經濟思想的科學性必須同時兼顧。其中擺脫某些意識形態的拘絆也是需要的。中國大陸在1978年衝破了「個人」崇拜，1992年衝破了「計畫經濟」的崇拜，1997年衝破了「所有制」崇拜。〔註17〕思想解放的唯一標準乃是「實踐與檢驗」，在不斷的「實踐與檢驗」的過程中取出一個適合於中國國情的經濟模式。這也是一條從「文明衝突」邁向「文明調和」的道路。

東亞經濟危機與其政治穩定相關聯。此次東亞金融危機也產生了政治的效應。印尼蘇哈托的下台，日本橋本龍太郎的易位，韓國南北朝鮮半島的危機等都是明顯的例子。東亞經濟危機埋伏下的政治因素各國有所不同，經濟危機何時恢復也因為各國之經濟情勢有所不同。日本與韓國同屬儒家文化圈，但是日本是文化調和型的，其所遭受到的經濟衝擊必然較輕，而韓國是屬於文化衝突型的，其所遭受到經濟衝擊自然較重。印尼雖有盤查西拉的文化，但是理論與實際仍有相當大的落差，其經濟不穩定性與其經濟結構相關性高。韓國的文明衝突是外在型的，而印尼的文明衝突是內在型的。這些都是所謂亞洲價值的諷刺，也是杭廷頓教授強調文明衝突的具體範例。此外，亞洲國家政治領導者長期執政和傾向於不理性統治也是亞洲價值的另一特色。蘇哈托32年的執政，馬哈地17年的執政，李光耀、金日成、馬可士等等長期執政經驗或許也被稱之為亞洲價值的另一疑慮，是否正確有待進一步探討。

亞洲的價值觀與西方世界是有些區別的。除了亞洲價值中的哲學意義，西方法治觀點應為亞洲國家社會所重視。亞洲中的尊重長輩，家長式的領導和集體協調而產生的社會和諧、秩序至為重要。亞洲的價值確實已促進了戰後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傑出表現，其價值應被肯定。中國大陸邁向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回歸中國文化，其方向正確。同樣道理也應走出富有朝鮮特色的韓國市場經濟，日本市場經濟或印尼市場經濟等等。就以印尼為例，印尼以爪哇文化為基礎的盤查西拉文化類似中國儒家文化，其在理論上所引伸的經濟制度與政策應可使印尼富強，然而印尼人民對於盤查西拉文化認知與實踐確實有相當大的距離，其文化的失調乃是來自內部的成份居多。日本的情況則相當不同；日本人因為民智已開，民品較高，在武士道精神下協調式的社會秩序因而建立，所以日本朝野人士均能夠以富國強兵為目標，所以日本是亞洲價值的代表典型，新加坡亦復如此。日本與新加坡二國可以說是精英治國。亞洲價值中的家長式的領導，極需要有一個廉能的政府，這在開發中國家經濟的亞洲經常是欠缺的。印尼、泰國、韓國等可能均不例外。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快速，此除了肯定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方向正確之外，其他領導人有如「灑淚為商鞅」的朱鎔基總理，各方反應均佳。

總而言之，東亞地區在戰後50年來經濟發展快速已舉世共睹。亞洲價值觀也因此被世人所重視。此次東亞地區產生了金融危機，也給世人重新檢討亞洲價值的時機。東亞地區正處於東西文化的緩衝地帶，是否產生了文明衝突呢？韓國經濟危機的經驗，是一個重要的啟示。印尼呢？又是另外一個典型。總而言之，此次東亞金融危機之成因甚為複雜。其中一個緣由是經濟的文化衝突所引起的，如何克服文明衝突而邁向文明調和。這也許是當前經濟學家要解決的一個答案。

〔註1〕英國曼徹斯特（Manchester）是實證史密斯《國富論》思想的最好經驗。從曼徹斯特原理（Manchester Doctrine）到曼徹斯特效果（Manchester Effects），甚有經濟哲學意義。
〔註2〕李斯特（Friedric List,1789-1846），聖西蒙（Count H. Saint Simen,1760-1825），歐文（Robert Owen, 1770-1857），馬克斯（Karl Marx, 1818-1883），羅希爾（Wilhelm Roscher, 1817-1897），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等人。
〔註3〕顯示印尼爪哇的盤查西拉（Pancasila）文化，印尼人沒有貫徹。
〔註4〕奈思比（John Naisbitt），他的著作《亞洲大趨勢》（Megatrend Asia），此書中文版由林薩庭譯，由台灣天下文化出版，1996年出版。
〔註5〕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他的著作《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該書上卷於1918年在維也納發表。 〔註6〕湯恩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他的《國際事務觀察》（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於1921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湯恩比甚有前瞻性眼光。
〔註7〕魏萼，《經濟中國「三隻手」的思考》，北京大學建校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北京，1998年5月5日。
〔註8〕杭廷頓（Samuel Hungtington），他的著作《文明衝突論》曾在1993年及1996年兩次分別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發表。
〔註9〕1997年12月，韓國外債1,200億美元，其中短期外債約佔85%，而中期與長期外債僅達約15%。
〔註10〕大韓民國海外公報館，《韓國簡介》，翰林出版公司，漢城，1994年，第127頁。
〔註11〕吳寧遠，《台灣宗教世俗化之研究》，覆文書局，高雄，台灣，第3-6頁。
〔註12〕杭廷頓，同注八。杭廷頓教授的另一著作《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the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是在1996年在美國紐約的Simon and Schuster出版社出版。
〔註13〕同前。
〔註14〕王式智，《中國歷代興亡述評》，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台北，1992年，第1至26頁。
〔註15〕Johnson, Chalmers,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 1992.
〔註16〕行政院經建會主編《台灣經濟統計》（年度）
〔註17〕馬立誠、凌志軍，《交鋒》，今日中國版社，北京，1998年，第5頁，第157頁，第2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