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北京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觀察

槍桿子加筆桿子不等於真理

知識分子歷來都是自命「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一群。一方面人類的知識因他們而進步，另一方面社會也因他們的啟發而騷動，因此，知識分子和政府常常是處在既合作又衝突的情境之中。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共生體，政府有權力，學者有知識，是權力有真理或是知識有真理？也許兩者都沒有？不過，兩者合作絕不等於真理，反而是兩者的衝突才是摸索真理的方法。大陸的政治生態目前正處在此一變遷之中。

7、8月之交，個人前去大陸參與會議，有機會和大陸官方、官方學者以及在野的知識分子見面、晤談，深入瞭解之後，發覺80年代的大陸學者與90年代的學者同樣有改革的熱誠，不過表現的方式則大大不同，大致有以下的幾點差別：

「沙龍」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討論問題的一種方式，在此一方式下，知識分子可以在一種非正式的場合中，大家可以毫無顧忌地交談心得和看法，從而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和解放，因為在那裡大家相知，在那裡大家都沒有責任，在那裡大家比較可以暢其欲言，言所當言，自由發揮，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偶語者棄市」的統治文化下，一種半公開的參與議論之道。

中共建立政權之後，「沙龍」的形式在大學校園之內十分流行，然而在「文革」期間，此種半公開形式的言論自由也被剝奪，大陸人民憚於政治力量的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因此只能從沙龍的討論退回個人的「獨白」和「冥想」，後來有人描述此一情況時稱為「內心移民」，因為當時的大陸人民既不可能移民外國，又不敢找彼此討論，只好以自我對話的方式來紓解溝通需要。「文革」結束，80年代中共提出「改革、開放」政策，面對一個相對開放的時空，知識分子自然不能滿足於早期壓抑式的「自我溝通」，「沙龍」議論的形式又如雨後春筍，再次活躍，然而「六四」事件間接對此種政治參與的形式又是一次重大挫折，所幸進入90年代之後，隨著時空的移轉，沙龍議論更加活躍、成熟。我們認為90年的沙龍方式具有以下的特點：

沙龍：有經濟基礎也有政治需要

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礎：由於92年中共推動了經濟層次的市場化，不但改善了大眾的生活，而且開啟一扇不依靠「單位」的個體生活模式，此一模式從經濟基礎上增加了個人的自主性，也提供了個體自主性的經濟保障。從此一意義來看，近幾年的沙龍，一方面比較容易得到企業的贊助，一方面菁英分子個人也比以往有更大的自主空間。

二、中共政權之自信心逐漸提高：90年代的改革、開放，立基在80年代改革、開放的基礎之上，特別是市場經濟之後，不論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共中央的施政能力，均較80年代更有信心，這也使得中共對自己的專政比較有信心。政府對自己有信心，則寬容異己聲音的容忍度也比較大，因此對知識分子的不同意見也比較不覺得危險，容忍的程度相對於以往寬鬆了許多。這是第三代領導與第一、二代領導比較不同之處。也因為統治的信心，比過去為強，因此在面對內部批評的時候，採取一種「小眾自由，大眾控制」的模式，即是在小團體內言論自由，言論公開，但是類似的自由，不能出現在大眾媒體上公開發表，公開討論，以免擾亂人心，擾亂社會，換言之，只要學者的言論不上大眾傳播媒體，一般而言，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下是不會以言獲罪的。當然化語言為行動，目前更是不可能的事。

三、知識分子的膽識和技巧也日趨成熟：在市場經濟的和在中共當局相對的自信以及過去多次運動的基礎上，90年代知識分子在表達自己的政治思想的技巧和方式上是比過去更加成熟，這也使得他們的沙龍能號召更多的參與者，進行更深入的討論，而不至於成為當局的眼中釘。因而許多的觀念、想法得以散播。此一結果自然也促使大陸知識分子漸漸走出文革時期不敢公開自己想法的心理障礙，所以在大陸，沙龍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四、官方學者的參與增加政治保障：以前我們說沙龍，多半是在野的學者，或是富有浪漫色彩的學生為主，如今也有官方的學者參與沙龍，特別是官方研究機構和智庫單位的學者，也同樣參與沙龍。由於80年代之後，中共的決策過程中，對知識分子的依賴明顯提高，智庫單位必須時常獻計獻策，必須超前構思，超前建議，因此除了自己單位的會議商討之外，自然也必須與外界接觸。接觸的方式不外是自行邀請學界參與，或是參與學界聚集。前者聽取的可能以制式的意見為多，後者則往往能真正獲得具有啟發性的看法和意見。對沙龍的學者來說，他們可能也希望有官方參與以便朝野之間可以非正式地相互溝通，相互理解，而不至於在任何的政治事件中，使他們成為無辜的替罪羔羊。

另一溝通辦法：出版專書

總之，目前在北京流行的沙龍有經濟基礎，也有知識自主，也有政治需要，雖然在中共的制度無人可以保證他們的安全無虞，不過在可預見的未來，其生存與發展是沒有問題的。

大陸的知識分子，除了沙龍的形式，菁英溝通之外，他們另一種傳播觀念的方法，就是出版專書，然而與過去不同的是，在80年代大陸知識分子比較多是自己的著作，基於愛國心的驅使，他們的作品自然表現出理論和現實的結合，這就不得不觸及中國的現實，一觸及現實，自然地對現況一定是大加撻伐，這就必然涉及到社會情緒及一般人民大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換言之，就產生某種擴散的效果，也就容易引起官方的反擊，因此大陸學者在90年代的末葉也有了比較不同的方式來應變：

第一、以譯代著：隨著「改革、開放」的大趨勢，因此讓中國認識世界，成為「改革、開放」必要的作法，而認識世界的渠道不論是一般群眾或是知識菁英，透過翻譯，理解外面世界的情況，自然是必要的途徑，而全面的理解，建立在全面的翻譯，因此當代的知識分子自然而然將自己閱讀到自認為是好的書，有用的著作翻譯出來，不論是用以講學或是用以討論，必然都能產生普及的效果，而這些作品只在介紹知識，介紹外國，自然中共官方沒有理由禁止。有些知識分子則更進一步以學英文為名，出版了不少中、英文並刊的譯本，如《跟美國總統學英語》就是這一類的作品。他們提供了新的知識之窗，又不得罪當局，其用心和技巧可見一斑。

第二、利用「一國兩制」出版禁書：「一國兩制」是中共解決香港回歸的政策。在此政策下，香港社會一切如昔，這裡的「一切」自然包括香港在97之前出版許多評論中國的雜誌。換言之，「一國兩制」提供了當代大陸知識分子可以暢言評論中共，而又不直接觸怒中共的當權派的一塊園地。既每月一本的評論都可以出版，那些著書立說，道出實情的著作，只要有足夠的份量，尋得適當的出版商合作，則可以對自己在大陸不易出版或出版亦遭查禁的作品交由香港來出版，如此一來既達到出版的目的，又可以不直接與當權派為敵，同時還可以因香港的出版，而揚名於大陸以外的華人世界，這又何樂而不為呢！

對大陸現狀的三個感受

那麼如果我們與大陸的民間學者討論問題是否會有對中國大陸的形勢有不同的認知與瞭解呢？以個人參考過新書《政治：一個簡略導論》（Politic: A brief Introduction）的發表會。北京學者略有20餘位，群聚一堂，大家都從閱讀書本的心得出發，討論作者所闡揚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發生和發展的過程，而學者在討論之餘，很自然地會帶到目前中國的國情現狀，沙龍沒有結論，不過個人對中國大陸現狀都有以下的三個感受：

第一、是社會不穩和政治穩定的相結合，任何人身處在大陸的社會中，面對各種不同的危險，自然是牢騷滿腹、嘖有怨言，甚至也有下崗生活無著，進而聚眾示威，結隊遊行，不過在要求上都是生活上的，在反對上都是行政官僚的，似乎並沒有因此而從新彙集起80年代的學運和民運的熱情，所以在政治層面上基本是穩定的，至於在中共統治階層，除了極少數的「左」派之外，似乎可以說是中共建立政權以來，起碼從表面看來少有紛爭的領導階層，此種「穩定」，大陸有一部分人稱之為「坐在火山上」的「穩定」，究竟是未來中共領導班子不斷推出新的政策來降低火山的溫度，或是火山的岩漿終將爆發是十分值得觀察的。

第二、積極衝刺的幹勁和消極等待的氣氛兼而有之，所以我們可以感受到不少大陸人民無所事事，也不想有所作為，只是活著、等著，好一點就隨著大流走一步、算一步，在他們身上已經感受不到市場經濟初期的衝動，對他們而言，該說的、該講的、該有的此時不論有無都不重要了，但是如果我們到大陸私營的書店走一走、坐一坐，到某些學者聚會的沙龍去談一談，立刻可以發現這裡的人充滿了對知識、對理論、對未來渴望，他們努力地以譯代著，以哲學的思辯去分析今日中國大陸社會，他們對中共一黨專政高度不滿，但是冷靜思索演變、改革之道。將來究竟是消極的氣氛漸漸侵蝕積極的熱情，或是積極的動力逐漸帶來一股嶄新的社會動能，也值得大家觀察。

第三、高度分散的行政和高度集中的政治的統一體，在大陸無論在那裡都可以強烈地感受到行政的「獨立性」，用大陸的通俗用語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策不是完全抗拒政策，但是又和政策並非完全一致，省有省的作法，縣有縣的特殊性，鄉鎮也有鄉鎮的自主性，所以中共中央的命令可以通行全大陸，不過深深瞭解的話，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地區又不盡相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相互牴觸，不過行政自主也好，諸侯經濟也好，地方主義也好，大家也都有一條最後的防線，就是不能亂、不能分裂，所以在大陸就形成了人人都罵共產黨，但又不得不依賴共產黨的兩難之中，雖然在知識分子中也有人討論多黨政治的問題，但是他們也很清楚，在現實上既不可能也不可行，不可能是中共絕對不會同意放棄「一黨專政」，不可行是縱使有另一個政黨也無法整合全大陸分散的、自立的地方行政力量，而大陸一旦分裂，其後果則沒有人敢於逆料。此種現象，也十分值得注意。

唯以「變動」觀點才能理解中國大陸

總之，在這些學者口中的大陸現況似乎比較悲觀，他們認為目前的大陸除中共的領導核心雖然在表象上似乎是穩定的，但其他因素均在不斷的變動之中，從外在的環境因素來看，在外人眼光裡中共的形像是似乎比以往好了些，但從內在因素來看，卻充滿了矛盾，未來的中共政權只能以不斷的變化和改革來因應目前大陸的困境，看來，這正是知識分子的性格，他們不會頌揚，只會不斷地提出警告，不論是否正確，但是他們是在做自己的角色，扮知識的功能。從變動的觀點來看，大陸的和平變化必然導致中共政權的和平演變。身在台灣的中國人，也唯有以「變動」的觀點才能真正掌握和理解中國大陸，進而處理好兩岸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