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合作不要對抗

江澤民去年秋天的訪美與克林頓今年夏天的訪華，是中美關係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江克互訪的目的是要建立兩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也就是說，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中美兩國應該是「夥伴」，不管這「夥伴」之上加上多少限制語，而不再是「敵人」、「敵手」。夥伴者，有共同利益的合作者也。在高奏起合作的樂曲之時，人們會很自然地想到其真實的內涵。

一、問題的提起

進入90年代以來，中美關係是極不正常的，尤其在李登輝訪美之後。究其原因是，蘇聯崩潰之後，美國的對華關係中加入了變數，中國的逐步強大又使得不願意看到這一點的某些美國人極度不悅，遏制中國的論調又沉渣泛起，「中國威脅論」也由此出籠。江澤民的訪美，實質上是美國與華接觸論戰勝遏制中國論的結果，也預示著中美關係恢復到正常軌道。克林頓成功訪華，首先就是白宮不僅向美國也是向世界表示，它將堅持與華接觸的政策，其次就是尋求兩國面向21世紀的合作關係。克林頓在中國的言論突出了這一點。但是接觸與遏制的矛盾是否真正解決，美國是否真正拋棄了遏制中國的企圖，中國人民並未釋懷，北大學生向克林頓的提問明確的表示了他們的疑問。這一疑問的核心就是，美國是否真正能接受一個強大的、社會制度不同、價值觀念各異的中國。因為中國的強大，毫無疑問地將意味著另一種社會制度的勝利，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對世界有深遠的影響。

克林頓回國後僅三個星期內，美國國會連演了兩出戲。其一是美眾議院通過了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一年；其二是美參、眾兩院相繼通過了所謂支持台灣的決議。這兩出戲前後演出的妙處在於，美國已接受了北京主張的政治與貿易分開的意見，也就是說貿易歸貿易，箇中的好處雙方共有，莫讓他人插足。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美國人這幾年感受頗深。但是政治歸政治，不去影響貿易，也不可被貿易牽著鼻子走。美國參、眾兩院所謂支持台灣的決議，儘管沒有約束力，卻是對克林頓「三不」政策的一種平衡。

人們不可忽略這種「平衡」，這決不單單是一種政治遊戲。

克林頓的「三不」其核心就是對台獨說「不」。北京的對台政策，通過多次接觸，白宮應該是清晰明瞭的。北京主張「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如果台獨得逞，北京將不惜作出巨大的民族犧牲而用武力來解決。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美國將進退兩難，美國的利益將受損。「台獨有損美國利益」的認識，正是鑒於對北京立場的瞭解和對台獨這幾年囂張的擔心。克林頓把美國對台政策的模糊性（唯其模糊，方可左右逢迎）作了一點明確的宣示，一是對中國人民表示友誼，二是對台獨的告誡，莫把美國拖入台海戰爭，美國是決不想再捲入一場韓戰或越戰了。毫無疑問，「三不」是基於美國利益而提出的──美國對兩岸關係的一切政策首先在於維護美國利益。

但是，對台政策明確化將束縛住美國手腳，使其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少了一張王牌。國會的這出平衡戲就是要將對台政策的明確性拉回到模糊性上來。1979年中美建交，國會就演出過一次，「對台關係法」就是對建交公報的一種平衡。這次國會的平衡，首先是不挑戰「三不」，眾院刪除支持台灣人民自決的條款，就是不敢煽動台獨，不去刺激北京，也不挑戰白宮，其次兩黨一致的態度卻又說明要把對台政策拉回到模糊性上，讓美國玩台灣牌也有「充足」的理由。

兩黨一致，就是民主黨也支持，超越了黨派之爭。如果說白宮與國會是在演雙簧，恐怕差強人意，但如果認為白宮與之截然無關，恐也是一廂情願。刪除支持台灣自決條款，白宮顯然是施加影響的，因為這與白宮政策大相逕庭；通過這決議，白宮又是默認的──白宮的明確與國會的模糊畢竟能使白宮有更大的迴旋餘地，比白宮的模糊更有利。國會給了白宮活動天地。

美國的政治運作中，白宮與國會的關係是微妙的，美國的對華政策受多種因素影響，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問題由此而起。

二、利益的共同

不管怎麼說，北京與華盛頓要建立「夥伴」關係，雙方畢竟是有其共同的利益的。

經濟利益無疑是共同利益的一部份，但不是決定性的那一部份，這是雙方重視經濟利益但又把它與政治分開的原因。美國看中中國巨大的潛在的市場，但目前兩國貿易在美國經濟中所佔比例很小，改革開放後，中國引進的外資和技術，美國所佔的比例也不大，兩國貿易中中國的順差是被誇大了的。中美貿易摩擦不斷，但最終能解決，一是雙方都不想由此影響到自己的全球經濟利益，也不想讓第三者得利；二是不想讓經濟利益損害政治利益，而後者是最主要的。

雙方政治利益的共同點在哪裡呢？

72年尼克松訪華，不少輿論認為中美都想借對方來對付蘇聯，起一種三角平衡作用。持這種觀點的美國人在蘇聯崩潰之後，就彈起了遏制中國的濫調，因為他們認為美中關係已不再那麼重要了，他們甚至認為美中三個公報是美國為了對付蘇聯所做的一種讓步。這是一種誤導。

中國要與美國接觸，根本目的在於打破封鎖走向世界。1969年中蘇邊境發生武裝衝突，兩國關係緊張，雙方在邊境都屯有重兵，但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機場的會談，確定了雙方進行邊界談判，實質上也表明雙方並不想擴大事態，導致全面衝突，更勿談開一場戰爭。所以，把中國歡迎尼克松訪華看成是為了對付蘇聯是片面的。

新中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封鎖，妄圖孤立中國。為此，中國進行了長達二十多年的外交努力，打破封鎖，走向世界。這裡有三個里程碑。其一是周恩來首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在萬隆會議上贏得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同情；其二是中法建交，中國利用西方世界的矛盾，並高度讚賞戴高樂多極世界的主張，在西方陣營中打開缺口；其三是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莊嚴地走上世界最高政治舞台。按照這個發展看下去，中國主張中美接觸，正是為了徹底打破封鎖，走向世界，確立中國的大國地位。毛澤東、周恩來看重中美關係，是看重美國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的地位，借中美接觸，更廣泛地與世界接觸。事實也正是如此。尼克松訪華不久，日本首相田中、法國總統龐皮杜、英國首相希思、西德總理施密特等相繼訪華，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美中《上海公報》，也給了西方國家與中國建交時處理台灣問題的樣板。1979年中美建交時，西方主要國家已悉數與中國建交了。中美接觸，使中國與世界的門更敞開了，而中國與世界的廣泛接觸又促使中美關係發展。遏止中國、封鎖孤立中國的企圖徹底破產了。毛澤東、周恩來的外交戰略意圖在此，今天仍指導著中國的外交方針。中國高度重視中美關係的原因也就在此。

尼克松訪華當然有要借重中國體面地從越南撤退的意圖，因為1969年尼克松上任時曾向美國人民許願結束越南戰爭。尼克松的思想中還有更深刻的東西。

戴高樂就任法國總統後，率先在世界上提出多極世界的主張，這是勇敢地向美蘇兩霸挑戰。戴高樂為使法國重新進入大國行列，提出了重建歐洲地位的戰略。他拋棄歷史的淵仇，與西德總理阿登納會談，並以法德核心來組建共同市場；為了擯除美國的影響，他堅決拒絕英國加入共同市場；他退出北大西洋公約軍事組織，拒絕在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上簽字，建立法國獨立的核武軍事力量；他不顧美國的阻撓，在西方大國中率先與中國建交，在美國的對華封鎖圈上打開缺口。毛澤東、周恩來高度讚賞戴高樂，其中包含著讚賞戴高樂重建法國大國地位與多極世界的主張。

作為戴高樂崇拜者的尼克松無疑是接受了多極世界的看法。尼克松上任不久就提出世界將走向多極的看法。在美蘇爭霸、兩極對抗的冷戰時期，尼克松能有這樣的遠見卓識是難能可貴的。他看到了歐洲聯合的大趨勢無法阻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的日本政治上也有野心，他預見到中國的崛起只是時間問題，遏制是徒勞的，只會增加自己的對立面，同時他也清楚，美蘇兩霸的地位隨著世界走向多極會相對削弱。尼克松要與中國接觸，一是他實事求是地承認封鎖孤立中國的政策破產，中國的世界影響無法遏制。尼克松在他的專機抵達北京之前，六次對他的隨行人員說，要求他們下飛機時與他拉開距離，他要讓全世界清楚看到他向周恩來伸出手去，為54年日內瓦會議時杜勒斯的無禮道歉。尼克松向周恩來伸出手去的一舉，標誌著美國封鎖孤立中國政策的失敗，也標誌著美中接觸的開始。二是尼克松與中國接觸，是要在多極世界形成之前，與世界未來的各極接觸交往，從而佔據有利地位，保持美國在國際政治中舉足輕重的角色。尼克松訪問蘇聯，開展美蘇高峰對話，是他這一外交戰略的另一部份。尼克松多極世界的主張與多元化的外交，奠定了70年代之後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調。

尼克松能順應世界發展的潮流，是具有政治家的氣魄的。作為當年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副總統，與當時的國務卿杜勒斯，共同參與制定了封鎖孤立中國的政策，但尼克松能承認失敗，勇於改正，作出具有前瞻性的戰略決策，這是一種大智大勇。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要全面走向世界，制定了與一切國家友好相處的外交政策，中國與周邊國家改善關係，與西方國家普遍建立友好交往，是這一政策的重要組成部份，而重視中美關係，重視美國在世界上，特別是西方世界的作用，也是這一政策的重要組成部份。如果中美出現對抗，對中國的全方位外交，對中國走向世界，顯然是不利的。

蘇聯崩潰之後，美國對華政策出現波動，美國出現遏制中國的聲音，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有些美國人認為蘇聯崩潰後，美國可以獨霸世界。但是90年代以來，世界走向多極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美國已無法獨力來解決世界熱點問題，多極化的主張已深入世界政治生活。在這種形勢下，欲圖遏制中國就如天方夜譚。美國要保持國際社會的地位，比70年代更需要與中國接觸。

印度悍然進行核試驗，目的就是要世界承認其為核大國，從而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為世界的一極。德國、日本謀求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就是要從經濟大國成為政治大國，增強在世界的聲音。這個世界上謀求大國地位的又何止印、德、日呢？在這種環境中，50、60年代流行的「操縱」這個詞，失去了意義，而「對抗」則意味著增加敵手處於劣勢。在群雄紛起、各國都謀求增強世界地位、紛紛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大趨勢中，中美關係太重要太重要了。這絕不僅僅是一個朝鮮問題，一個核擴散的問題，這是中美兩國在21世紀世界多極化時代處於最有利地位的戰略部署。誰能否認，21世紀中美將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呢！冷戰兩敗俱傷，攜起手才能尋求和保證雙方的共同利益，這是最根本點。江克互訪是對這一根本點的再次強調。

三、分歧的所在

中美之間要羅列分歧，那是有一大堆的，但根本點也只有一個──兩個社會制度不同、價值觀念各異的大國，如何和平共處。

台灣問題是中美間最敏感、最棘手的問題。然而，台灣問題是服從於兩國關係的，不是決定兩國關係的。台灣問題是美國封鎖孤立遏制中國政策的產物，是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時代歷史遺留的問題。今天其之所以還成為問題，其一是遏制中國的陰魂不散，在某些美國政客的頭中根深柢固；其二就是美國至今仍不接受中國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所以美國參、眾兩院要急急忙忙搞了支持台灣的決議，也所以李登輝敢於拒絕一國兩制，李登輝的本錢只是：我的制度與美國是一樣的。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但並不是凌駕於兩國關係之上的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台灣問題會影響中美關係，但不能左右兩國關係，而中美關係的徹底改善會促使台灣問題的解決。毛澤東當年對尼克松說，把台灣問題放一放，先解決兩國關係問題，就是看準了台灣問題是從屬於中美關係的。先解決中美關係問題，然後解決台灣問題，這裡有一個前因後果的關係。尼克松接受毛澤東的看法，也就是同意不要讓台灣問題來干擾美中接觸。自尼克松以來，美國對台政策之所以刻意讓其模糊，就是既不要讓台灣問題干擾美中關係，又不要「犧牲老朋友」，把台灣拱手讓給共產黨──實質上就是不接受中國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克林頓的「三不」使對台政策稍具明確性，國會又把它拉回到模糊上，白宮也默認了，就是這種分歧在作祟。崇尚自由的美國，對共產主義是諱莫如深的，這一芥蒂在中美之間要存在多少年呢？

鄧小平曾許諾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因為他認為50年以後，中國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了。一國兩制，客觀上是承認社會主義中國在生產力水平上與資本主義香港有差距，但鄧小平自信地認為至多也就是50年，台灣又能領先多少年呢？決不到50年，至多是個20年、30年。改革開放20年，大陸與台灣、內地與香港的生活差距在縮小，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因此，誰能懷疑這種差距的消失是為時不遠的呢？美國領先中國多少年？70年、80年、100年，100年是極限。中共十五大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定為100年，就是自信100年內，中國定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發達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結束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正式建成，也意味著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真正確立其地位──也就是說，兩種制度的競爭此時可見分曉。

美國有不少人是不希望看到這一結果的，這是要害所在，而中國人對此是有警覺的。北大學生向克林頓的提問，很強烈地表現了這一點，這是克林頓訪華的最大成果之一。原本以為在中國民主搖籃的北大宣揚美國的自由民主觀念會贏來一片喝彩與歡呼的克林頓，斷然沒有料到北大學生在他面前表現出的是對美國價值觀的質疑和對自己價值觀和社會制度的認同。這對克林頓、對美國人瞭解中國、瞭解中國人的想法，利莫大焉！克林頓在上海主動再次重申「三不」，不能說沒有北大學生所體現的精神的作用的。這使人想起了歷史，尼克松的訪華，某種程度上也是毛澤東、周恩來堅持自己信仰從而贏得對手尊敬的結果。自信，民族的自信，是外交的基石。

把握住這一點，就是把握住中美分歧的關鍵，如果拿這一點來看兩國的分歧，不僅是台灣問題，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有沒有人權問題？沒有。只有一個制度問題，美國不承認中國制度下有人權。美國人權的所謂雙重標準，其實只有一個，只承認它的制度下的人權。北愛爾蘭流血不斷、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園，美國就從未認為這是人權問題過。中國願意對人權進行對話，是對自己制度下人權的自信，是願意和其他制度和平共處。

有沒有中國威脅？沒有。只有中國制度的威脅，只有對中國制度和價值觀對世界影響增大及美國制度與價值觀影響減小的擔憂。而文明衝突論是將兩種價值觀看成水火不相容，是從文化的角度來刻意渲染美中分歧。

分歧是客觀存在的，美國一直試圖用和平演變的方法來如此地解決分歧。今天美國豢養了一批「精英」，其目的也在於此。克林頓訪華親眼所睹、親耳所聞，會使他，以及美國政策的制訂者們深思，什麼是縮小分歧、擱置分歧的最好辦法的。

克林頓在北京曾用1976年天安門紀念周恩來來對比1989年天安門風波，他錯了。連尼克松都明白，周恩來身上所體現的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人民紀念他，今天他誕辰一百週年，人民再次隆重紀念他，正是對他的信仰、價值觀、道德觀的深深的崇敬。克林頓訪華之後，應有所醒悟吧！

四、合作的可能

中美之間的分歧一百年也不會消除，但這並不妨礙兩國的合作，因為兩國合作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其分歧。求大同、存小異，求同存異，江克互訪的最大成果就在於找到這一方法。兩國可通過不斷接觸來加深了，認同彼此的價值觀，使兩種制度得以和平共處。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就是兩個社會制度不同，分歧巨大的國家在尋求全球共同利益時成為夥伴，「建設性」就是求同存異。

江克互訪使雙方認識到，在未來多極化的世界中中美攜手會給兩國帶來巨大利益，而中美對抗則兩敗俱傷。

蘇聯崩潰之後，美國成了碩果僅存的超級大國，但美國很快就發現這是有名而無實的，美國解決全球熱點問題，必須依靠聯合國安理會。美國的經濟是世界性的，它的利益在全球。美國曾試圖把中國做為敵人，把它的西方夥伴拉回到反華的旗幟下，但很快就發現這是徒勞的。中國不具侵略性，廣大西方國家與中國並無根本的利害衝突。中法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說明遏制中國的不可能。明智的美國政治家們最終還是回到尋求合作的道路上來。美國在維護其全球利益時需要中國的合作。54年日內瓦會議時杜勒斯拒絕周恩來提出的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隊，南北朝鮮實現大選讓人民自己選擇的提議，錯失了解決朝鮮問題的最好的歷史機會，是歷史的教訓。今日，中國和南北朝鮮和睦相處，而美國還有一個敵人，一個沉重的包袱。當年蘇美都支持印度反華，妄圖遏制中國，今日印度核試驗，當然對中國造成威脅，但由此可能引起的核擴散，對美國的威脅更大。美國自食當年反華的惡果。對抗給美國帶來了什麼呢？

中美由對抗走向合作，是走過曲折的歷史道路的。美國的幾位前總統、前政府主要成員是深深體會到，這一合作是來之不易，是彌足珍貴的，因此他們大聲疾呼。

江克互訪使兩國認識到，合作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現實的，是緊迫的。兩國的分歧是根本的分歧，但並不妨礙合作。兩國都應學會尊重對方的選擇，都應向對方開放從而加深瞭解。台灣問題上克林頓的新「三不」就是避免兩國對抗的及時雨，是在當前中美關係的條件，使台灣問題不影響兩國關係的策略。人權問題上雙方開展了對話，等等。在這些問題能尋求到調和分歧的辦法，中美合作就能從可能走向現實。

江克互訪使兩國領導人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有很多的共同點。在這多極世界中，在這熱點問題多多的世界中，大國間紛紛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就是要尋求合作，避免對抗，中美之間也唯有攜起手來。如果把大國間的合作比喻成手牽手圍成圈子，那麼沒有攜起手的兩國處於兩極，顯然處於不利的地位。這是中美兩國政治家都不願看到的。

江克互訪不能只看具體成果，多少份協議，其意義在於雙方都同意以合作作為兩國在21世紀的主旋律，這對於下一世紀的世界形勢有巨大影響。21世紀無疑中美是兩大強國，甚至是兩個最強大的國家，這兩個國家認識到要合作不要對抗，對世界和平是一大福音，是世界和平發展的最可靠保證。

江克互訪使得兩國的合作，由可能推向到實行，這對於中國贏得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對美國維護其世界秩序至關重要，同時這種利益又會推動合作向前發展。這是良性循環，倘如此，意義莫大於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