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與中美關係

「危機」會由何時出現

韓江：李登輝把海峽兩岸關係重新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造成了台灣海峽緊張局勢的不斷加劇。中國認為﹐李登輝的講話朝著台灣獨立邁出了非常危險的一步。還有人認為﹐李登輝無疑已經越過了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能夠接受的底線。這是一種觀點。中國將如何行動﹖美國將如何行動﹖這是目前世人所矚目的問題。我認為﹐由於台灣的分裂主義﹐加之美中關係出現麻煩﹐中國對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遭到轟炸反應十分強烈﹐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存在著一些不穩定因素﹐坦白地說﹐所有這些都對中國領導人形成了一種政治壓力。要想理解中國針對台灣有可能採取什麼行動﹐這些因素都需要考慮進去。

在太平洋的此岸﹐美國重申了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和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但是﹐也不乏一些要使用武力保衛台灣的強硬言辭。我想知道的是﹐作為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您認為目前化解台海危機的前景如何﹖

奧克森柏格﹕首先﹐我對「危機」這個詞有非常具體的定義。我認為﹐危機指的是導致戰爭的危險大大增加﹐能夠用於決策的時間減少﹐供決策使用的資訊減少﹐最後﹐決策過程所涉及的人員的數量也減少。據此﹐我認為台灣﹑大陸和美國之間的關係當中存在的現時重大問題並沒有達到危機點。

話又說回來﹐我認為﹐在台灣總統選舉之前﹐我們可能會經歷一個相當長的緊張時期﹐台灣總統選舉後﹐我覺得大陸將試圖弄清台灣新總統的意圖。如果得出的結果與李登輝最近的說法相同﹐那時﹐才真有危機了。總而言之﹐我認為會有八個月左右的緊張局面﹐直至2000年的3月19日。

韓：我認為﹐無論許多人是否願意接受或者承認這個事實﹐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實際上始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雖然台灣純屬中國的內部問題﹐但是﹐自從50年代初美國捲入以來﹐台灣基本上沒有被當成中國的內政來對待。恕我直言﹐如果台灣繼續保持與大陸的分裂狀態﹐對美國的利益有什麼好處﹖如果台灣像香港和澳門那樣﹐按照「一國兩制」的模式與大陸實現統一﹐對美國的利益有什麼好處﹖

奧：由於美國從1945到1950年間在中國內戰中所起的作用﹐由於中美兩國1950年6月雙雙在朝鮮半島所採取的行動﹐美國一直與台灣問題纏繞在一起。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交戰的一刻起﹐隨著第七艦隊的介入﹐美國便完全捲入了中國的內戰。

你的問題提得非常好﹐非常深刻。我一直以為﹐使台灣永久與大陸分離從來就不是美國的意圖。顯然﹐如果不是因為美國的關係﹐今天的台灣不會存在。這就使美國對台灣負有非常重要的﹑歷史遺留的法律和道義上的義務。不過﹐美國最關心的實際上並不是台灣與大陸之間相互關係的最終結果是什麼。相反﹐美國最最關心的是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正如美國一再重申的那樣﹐大陸和台灣雙方通過和平方式達成的任何解決方法都會令美國感到滿意。你也許會非常合乎情理地問我﹕美國為什麼會關心台灣問題解決的方式呢﹖而這正是美國利益之所在。每個美國人對這個問題都可能作出不同的答覆。我個人的看法如下。

我相信﹐中國已經站在了一個偉大的21世紀的門檻上。到2050年﹐中國將會發展到一個相當的階段﹐正如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所說的那樣﹐到2050年﹐中國將是一個繁榮的﹑有高水平文化成就的社會主義民主國家。這是現任中國領導人的抱負。我相信﹐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而且也是中國人民的真實的抱負。但是正如你剛才所說的﹐這一目標能否實現尚沒有十分的把握。如果江澤民提出的目標能實現﹐中國的確將會對全人類作出積極貢獻。但是﹐始終還有另外的可能性﹐即中國不走那條道路﹐而成為一個軍國主義的﹑對外擴張的大國﹐或者解體。我認為這兩種可能性都不大會成為現實。不過﹐也不能排除出現這兩種情況的可能。

我還記得1973年夏天見到周恩來總理的情形。當時我是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一個代表團一起見周總理。在這次臨時安排的會見即將結束的時候﹐周總理轉向代表團中最年輕的成員白莉娟﹐她當時是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一名年輕的工作人員。周總理問她﹐中國會不會變成──我不記得確切的說法了﹐我沒有查筆記──我覺得他使用了對外擴張的大國或者強權的字眼。白莉娟顯然被周總理所打動﹐在當時的情況下﹐她作出了否定的答覆。總理說﹕「這可不好說。中國有可能成為一個對外擴張的大國。假如中國真的變成這樣﹐你就該反對它。你要告訴那一代中國人﹐周總理要你反對那樣的中國。」

我把這個故事講給過其他中國人聽。他們說﹐毛主席也說過這樣的話﹐但我不知道他何時何地說過這番話。我一直記得周總理的話。在我看來﹐中國如何處理台灣問題﹐是中國將成為什麼樣的國家的一個重要標誌。以美國為例﹐我認為﹐美國的一個悲劇﹐就是變菲律賓和波多黎各為殖民地的西美戰爭。大約在同一時期﹐我們又用非常不正當的手段獲得了夏威夷。19世紀末美國歷史的這個時期﹐使美國走上了總的看來受益但也付出了昂貴代價的道路。因此﹐我以相同的方式看待中國及其與台灣的關係。中國應該在台灣問題上有自信。如果中國到2050年能夠實現江主席勾畫的目標﹐台灣當然會成為中國軌道的一部分。這是不可避免的。一個居住在90英里之外的小島上﹑在種族文化和歷史上畢竟是中國人的民族﹐怎麼可能不是那個中國的一部分呢﹖因此﹐我認為這是美國利益之所在﹐因為中國如果接受和平的﹑耐心等待的道路﹐在我看來就表明﹐中國的確會在下個世紀實現自己全部的潛能﹐將能夠利用各個民族的才能。但是﹐如果中國試圖通過軍事力量﹑通過恐嚇﹑通過威脅來加速歷史的進程﹐那麼﹐中國成為對外擴張的大國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

我這樣說的原因在於﹐領導人會養成依靠使用武力﹐而不是通過自身文化﹑政治和社會成就的吸引力來實現人民合乎情理的民族主義抱負的習慣。

韓：如果台灣修憲﹐把「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納入憲法怎麼辦﹖中國仍然應該坐視不管嗎﹖

奧：我不出主意。我從來沒有想到給中國領導人出主意。但是﹐我會毫不含糊地說﹐假如台灣修憲並正式宣佈獨立﹐將嚴重違反美國的利益﹐是一種毫不顧及這個對其巨大的文化政治成就起了最主要的作用的國家的利益的行為。

韓：假如台灣宣佈獨立﹐並迫使北京採取軍事行動怎麼辦﹖美國會怎麼辦﹖這是一種猜測。

奧：的確是一種猜測。但是﹐我們大家提出這個問題不是沒有道理的﹐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非常清楚。如果台灣採取那樣的行動﹐結果將使中國﹑美國﹑尤其是台灣人民蒙受巨大損失。

舞台上將消失的人物

韓：最近﹐美國國會的一些議員一直在議論一項新的台灣防務法案。你認為國會會在什麼情況下通過《加強台灣安全法》﹖

奧：還有一個問題是﹐國會在什麼條件下會把這個法案的部分內容掛到其他法案上加以通過。我認為﹐答案取決於中國如何對李登輝的挑戰作出反應。我只能建議中國領導人把李登輝視為一個即將從歷史舞台上消失的人物。在這種情形下﹐值得表現出一定的耐心。

韓：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擔心台灣防務法案的通過﹐是因為法案將使美國對台灣承擔的義務。如果美國國會真的通過了這項法案﹐將對海峽兩岸關係以及中美關係產生什麼影響﹖

奧：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我瞭解的情況不算多。但是﹐我認為﹐法案的某些條款似乎侵犯了行政部門的特權。因此﹐直接產生的一個問題是﹐總統會有多大的勇氣不但否決法案本身﹐而且即便國會推翻他的否決﹐還有勇氣指出﹐他認為法案的某些部分違反了憲法。根據我們的憲法﹐總統是美國三軍統帥。到某個時刻﹐在這個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上﹐便會產生另一個問題﹕總統能夠容忍國會在多大程度上涉足美國的外交政策的問題。

中美須進行廣泛對話

韓：我認為﹐使中國感到擔心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近來有人對中美之間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這個概念產生了疑慮。另外還有像《外交事務》雜誌發表的塞格爾先生題為《中國有何重要性》這類文章。中國對美國有何重要性﹖對西方有何重要性﹖你怎麼回答這兩個問題﹖

奧：首先﹐讓我談談中國是否重要的問題。中國當然重要﹐非常重要。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全球性問題﹐無論是在軍控﹑裁軍﹑環境保護和控制﹑貿易﹑毒品和人口遷移等領域﹐如果沒有中國的合作﹐就不可能很好解決。任何一位認真研究東亞歷史的學者都會立即認識到﹐在過去60年裡﹐美國在東亞打過三場戰爭。每場戰爭發生的根本原因﹐都在於美國沒能同時與中國和日本保持建設性關係。美國必須非常非常小心地同時保持中國﹑日本和美國之間存在的建設性關係。這對於整個區域的安全﹑特別是對於台灣人民的利益來說是根本性的。我們決不能聽任自己被拖回到日華對抗﹑美國不得不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的時代。因此﹐中國是舉足輕重的。

現在談談戰略夥伴關係。當然﹐這個口號並不是說我們已經同中國有了一種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但是﹐我們正在朝著建立這種關係的方向努力﹐這主要是一種過程或者一個目標。我仍然認為確定目標是值得的。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下面幾個問題。從1972年至1989年﹐通過兩國領導人的一系列高層對話﹐中國和美國在世界事務中雙方合作的問題上﹐逐漸心照不宣地做成了一筆「大交易」。這筆「大交易」要求兩國在四個領域裡相互配合。

首先﹐而且是最重要的﹐台灣問題﹐因為我們如果不解決台灣問題﹐就談不上在其他領域裡取得進展。第二﹐符合我們兩國利益的東亞安全結構。這包括提前部署美國軍隊和繼續我們與日本和韓國的聯盟。第三﹐經濟關係﹐美國為中國迅速進入國際金融和貿易體制提供了方便。中國向投資者開放了市場。第四﹐就人權達成的基本諒解﹐即使我們持不同意見﹐但是只要中國在這個領域有進展﹐美國不公開譴責中國。

由於蘇聯的解體和其他一些原因﹐這筆「大交易」已經受到仔細審查。但到了90年代﹐由於其他六個方面的發展﹐這筆交易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

首先是中國內部﹑中國政策過程發生的變化﹐這意味著中國領導人不能像過去那樣獨自決定中國的外交政策了。它更是一個在共識基礎上的決策過程。第二﹐由於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變化﹐也就是國會在外交政策的制定方面態度越來越堅決。在台灣問題上﹐國會的立場一貫比行政當局更親台灣。第三﹐日本的變化﹐日本在確定自身生存的環境方面態度更堅決了。第四﹐台灣的變化﹐特別重要的﹑也許我應該把它擺在首位的﹐是台灣的民主化﹐這意味著台灣尋求在別人作出有關它的安排時的發言權﹐並且由於它的政治經濟成就而尋求在國際事務中更高的地位。第五﹐美國的「新軍事革命」﹐新軍事革命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向亞洲推廣新式武器系統﹐這些影響了區域穩定﹐特別是導彈和反導彈防禦系統的推廣。最後﹐美國和中國沒能進一步發展軍隊之間的關係。

「大交易」出台的時候﹐有人以為﹐我們兩國軍隊之間的合作將不斷加強﹐甚至可以在情報領域裡進行合作。現在﹐這六個方面的發展對「大交易」形成了巨大壓力。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不可能有一種戰略夥伴關係呢﹖不是。我認為﹐這個目標仍然能夠實現。但是需要對這個說法的含義做很多的探討。特別重要的是﹐當「大交易」形成的時候﹐美國明確表示﹐它尋求建立一個多極化世界﹐多極化的世界比僅以蘇美對抗為代表的兩極化的世界更加和平。這種觀點為中國留有了餘地﹐因為中國可以成為其中的一個極。請注意﹐很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報紙也披露了這一點﹐葉利欽和江澤民指出﹐美國不再提多極化世界了。北約東擴﹐加上日本重新修訂防務指針﹐使中國人腦子裡產生了懷疑﹕美國的根本戰略目標﹐是使美國目前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軍事和技術優勢制度化。我認為這並不是美國的目標。我認為﹐美國的目標仍然是建立一個多極化世界﹐因為美國比世界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具備條件來適應多極化世界並且能夠在其中健康發展。不過﹐對於中國的顧慮﹐我是能夠理解的。為此﹐我認為美國必須恢復同中國領導人進行廣泛深入的戰略對話﹐以便解釋我們對全球的看法和中國在其中的位置。否則﹐中國人自然會作出結論﹐認為我們沒有在世界上給他們一席之地。我們給中國留有一席之地。我們必須把這一點向中國領導人講清楚。

韓：最後一個問題是美國在當今世界﹑乃至下個世紀前五十年中的作用問題。

奧：美國發現自己身處一個非常不尋常的境地。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暫時擁有如此驚人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實力。這對美國非常危險﹐因為這種局面不僅是空前的﹐而且不可能持久。在這種情況下存在著一個危險﹐即美國將企圖維持住自己的優越地位﹐或者在世界表現傲慢因而最終使情況發生逆轉。不過﹐我認為現實主義和清醒的頭腦最終會佔上風。原因在於﹐美國事實上並不像自己以為的那樣強大。它想輸出自己的力量並沒有那麼容易。從軍事上看﹐它能夠發射導彈。但是在許多地區﹐這並非有效運用實力的方式。從經濟上看﹐美國經濟有些方面有泡沫成分。還不止這些。經濟的一些領域﹐還有國際經濟﹐是任何國家都無法控制的。事實是﹐在21世紀﹐我們將看到國家控制本國發生的事件和控制跨越國境的交易的能力被削弱,這些發展突出了美國力量的局限性。但是﹐我最後想為美國說兩句樂觀的話。如果我真的理解全球性趨勢是什麼的話﹐我認為美國比任何國家都更有能力來適應世界發生的這些變化。美國暫時處於優勢的一個原因﹐正是因為在應付全球變化方面﹐它比其他大多數國家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

韓：美國的大選年即將到來。中國領導人正在以很大的興趣注視著每位可能成為總統候選人的人士對美國外交政策和中美關係發表的談話。你認為這是否有可能影響到中美關係﹖

奧：我認為會的。以前肯定有過這種情況。候選人採取什麼立場都是出於在競選中獲取優勢的考慮﹐非常短視﹐一旦當上總統﹐就必須面對說話不當造成的後果。克林頓就是如此﹐裡根也是這種情況。這次還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特別是如果台灣出什麼問題﹐就很難把台灣問題排除在競選之外。這是中國領導人在考慮如何應對李登輝的挑戰時必須想到的一個因素。

（1999年8月26日於斯坦福大學）
（轉載1999年10月15日香港《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