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鬼神以得其情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即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出其變。

故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

一、現狀的鞏固與不安

儘管兩岸都需要穩定的環境從事發展與改革﹐而且全球的趨勢也不鼓勵兩岸之間發生衝突﹐但是兩岸之間的危機都沒有因而解除。相反地﹐各種看似追求和平的口號﹐以及各種往更溫和方向調整的政策立場﹐反而正在累積更多的焦慮與沮喪﹐為兩岸下一波緊張的時刻催生。由於在表面上看不到這樣的緊張﹐甚至還偶爾出現許多令人樂觀的調整﹐因此使得人們在心態上﹐並沒有準備好要面對這樣可能的變化﹐也就當然不會去建立應變計畫。是什麼樣的發展﹐促成這種看不見的緊張升高呢？如果緊張的情緒在不自覺的情況下累積﹐在什麼條件下比較容易會爆發呢？有什麼樣的變數可以紓解或宣洩緊張關係？提早認識到這種緊張關係的話﹐是會促成緊張加速升高﹐還是有助於溫和的管理呢？

從兩岸各自的角度來看﹐似乎實在沒有什麼理由對兩岸關係感到悲觀。北京與華盛頓的戰略夥伴關係﹐以及與莫斯科的戰略關係都已經完成﹐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已經接近尾聲﹐華盛頓則多次重申遵守一個中國的政策。雖然在美國政壇仍然存在著對中共批評的聲音﹐但似乎都不是政策界的支配力量。從整個世局來觀察﹐台北所能建立邦交的國家被壓縮在一定的數目之內﹐而且其中除了教廷之外﹐並不存在其它較有影響力的國家﹐其中甚至有許多對美國相當依賴。在今年7月台北一度公然推動兩個中國的路線之前﹐可說國際上防止台獨的工作﹐已經取得了很大的穩定性﹐致北京相信﹐台北在可預見的一段日子裡﹐守勢仍然將多過攻勢。

從台北的角度看﹐兩岸的現狀也呈現出益加鞏固的形勢。最主要的變化﹐就是以分離主義為訴求的反對黨﹐已經對於台灣獨立的立場﹐提出了新的理解﹐亦即承認台灣目前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暫稱為中華民國。〔註1〕在野黨對公民投票的理解﹐也已經從過去將公投當成追求獨立建國的手段﹐轉變到作為防止與大陸統一的機制。這個立場上的修正﹐使朝野兩黨的大陸政策﹐不約而同都以維護現狀為主要內容。同時﹐由於98年台北市長大選時提出的新台灣人口號﹐獲得朝野兩黨多數領導人的接受﹐即只要認同台灣的人﹐都視作自己人﹐從而更進一步地整合了台灣人民的文化認同。在台北的發展似乎已經讓兩岸關係的最大變數──分離主義──獲得妥善管理﹐則中共以非自然方式改變台海現狀的緊迫性﹐應當可以獲得鬆弛。

雖然兩岸對現狀的維持﹐各自做出了最大努力﹐使得雙方都不再畏懼見面談判。對北京而言﹐不論台北在談判中採取什麼立場﹐都跳脫不了一個中國的國際框架；對台北而言﹐不論北京在談判中提出什麼主張﹐都動搖不了台灣政壇一致排斥一個中國的氣氛。然而﹐這種現狀的維持反而製造了雙方大量的不安。北京的現狀是國際現狀﹐透過籠絡與威嚇各國達到防獨的效果；台北的現狀是台灣內部的現狀﹐透過動員與整合政壇達到防統的效果。雙方的成功合起來形成一種矛盾平衡﹐即防獨的外交愈有效﹐防統的動員就愈容易﹐反之亦然。其結果﹐北京對於國際上任何支持台獨的蛛絲馬跡﹐都敏感萬分﹐全力封鎖﹐因為它在台灣內部沒有著力點。同理﹐台北對於促進統一的活動也必須即時降溫或全力勸阻。這是為什麼在99年6月間﹐美國一連串希望台北要更有創意的談話後﹐台北反而提出兩岸應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激進政策﹐造成北京極度的憤慨。本文的目的﹐就是透過一些論述的整理﹐理解雙方關於「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談話背後防獨或防統的心態﹐與當前這個心態發生轉變的可能

二、防獨重於促統的間接論述

1995年與96年北京在台海試射導彈﹐其動機固然眾說紛雲﹐但極少有人認為導彈試射時﹐中共是要推動統一工作。〔註2〕照中共官方自己的說法﹐那是一次「反分裂﹐反台獨」的鬥爭﹐〔註3〕故謂防獨的作用勝於促統﹐應當並無爭議。不過﹐從來沒有中共官方人士具體說過﹐當前對台政策旨在防獨﹐而非促統。〔註4〕事實上﹐在導彈試射結束的一年之內﹐官方談話多次中都提及要促進﹐甚或實現祖國的統一。但台海此岸許多學者都指出﹐防獨才是中共對台政策的重點﹐而且在導彈危機前已是如此。〔註5〕是什麼現象讓我們覺得﹐中共促統言論背後並無促統的期待呢？過去學界在這方面的討論﹐並沒有替他們可能很正確的判斷﹐提出論證﹐而中共官方也不可能具體地這麼說﹐所以關於防獨重於促統的證據即使存在﹐也只能是間接的。

間接的證據未必是弱的證據。從許多官方的論述當中﹐的確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要麼顯示現階段促統尚只是一個口號﹐要麼講一些急於促統的人所不會說的話。假如能夠進一步證實﹐中共對台政策當中﹐有某種信心危機存在﹐就更能間接但有力的說明﹐為什麼促統不會為北京的領導人視為當前務實的目標。這個關於信心的討論將留待下文再進行﹐因為在邏輯上應該先搜尋看看﹐有沒有一些字裡行間不經意的訊息﹐能有助於解讀出促統作為一種政策﹐並沒有受到真正認真的對待。比如說﹐有沒有促統的具體步驟被提出來過？對台灣局勢的評論有沒有隱含政策上的傾向？立即追求的兩岸關係是什麼？對台灣大陸決策單位的態度抱著什麼期待？

記憶猶新的是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時﹐有一段話加強了聲調〔註6〕：「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所謂「什麼問題」包含的範圍在邏輯上是無窮的﹐要具體化的話就要等待台北來說。這個話因此反映了一種等待的心情。不過﹐江澤民有一個建議很明確﹐他說﹐「作為第一步﹐海峽兩岸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第二步呢？江澤民說要在「今後」由兩岸共同「進行規畫」。〔註7〕用世俗的話說﹐「今後」兩字透露﹐江並沒有打算拿出牛肉。也許他原本沒有牛肉﹐也許有但還不到拿出來的時候。不管是這兩種狀況的哪一種﹐他顯然不是處在一個要促統的心態中。他的意圖﹐在第一次江柯會談時說出來﹐即只要台灣不搞台獨﹐那麼「台灣海峽的局勢就會保持穩定﹐兩岸關係就一定能順利發展」。〔註8〕穩定與關係發展兩點﹐根據這句話來看﹐是自發性的結果﹐不需要人為去做。相較於促統的工作﹐江顯得十分消極。

李鵬在八屆人代第五次會議上﹐將反分裂與反台獨的鬥爭﹐當成重大「成果」。這個關於什麼是成果的參考依據﹐透露出擬稿的文膽並沒有打算用促統為衡量標準。李鵬接著畢竟說到：「祖國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任何製造分裂﹐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割裂出去的圖謀﹐都將遭到包括台灣同胞和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註9〕這一類話經常在官方媒介上重覆﹐並不稀奇。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類談話中﹐統一的工作由誰執行鮮少提及﹐但是反台獨的工作﹐總是會具體說出執行者﹐則促統顯然只是相對緩和的政策目標。

錢其琛在97年紀念二二八時﹐呼籲台灣當局要「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表示「希望台灣各黨派以理性、前瞻和建設性的態度推動兩岸關係」。〔註10〕這裡對統一的具體步驟也是習慣性地略而不談﹐因為根本還沒到談的時間。在回答華視記者一次發問時﹐他甚至對於政治談判不能開展﹐不但不擔心﹐反而還顯得理直氣壯：「台灣當局到目前為止﹐對『一個中國』這個問題似乎不願意說﹐也不敢說﹐也怕說。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進行兩岸直接的談判呢？」〔註11〕相較於江澤民說的第一步是政治談判﹐錢其琛的矜持距離促統的立場就更遠了。口氣上顯得最無奈的是陳雲林﹐他在九七年八月十日的《台灣工作通訊》上說到：「我們希望台灣當局順應歷史潮流﹐面對現實﹐停止各種阻撓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活動﹐為發展兩岸關係和祖國和平統一採取一些積極的步驟。」〔註12〕陳針對的﹐充其量是台北對統一的態度﹐並不是如何改變這個態度﹐遑論改變以後的事了﹐因此也是處在等待的消極心態中。

至於聽說台北想恢復會談時﹐〔註13〕中央台辦要求先停止製造兩個中國﹐在統一方面﹐則只表示願與各界交換意見。國台辦同樣只要求各黨派「為發展兩岸關係多做實事」﹐〔註14〕因此碰到的又是態度問題﹐不是具體的促統步驟。促統程式的隱晦似乎從來不曾困擾北京官方﹐凡是具體的牛肉﹐都只及於兩岸關係﹐其內容不外是三通、文化交流、政治談判三點﹐而其中三通只是「爭取」而已﹐政治談判更可以理直氣壯地慢慢等待。當這些本身尚不穩定的兩岸政策目標達成時﹐也不過只是為統一「創造條件」而已。可以說﹐對台政策的執行部門對於促統的工作﹐比他們的領導表現得更不積極。

三、防統重於一切的間接論述

相較於北京以防獨的心情所鋪陳的論述﹐台北政壇的心情則是防統。防統和促獨是兩個不一樣的政策目標﹐在和大陸的防獨或促統比較之下﹐台北政壇的論述方面比較直接。防統的動機固然可以因人而異﹐比如指陳大陸是敵人﹐〔註15〕是共產主義﹐〔註16〕或北京是專制政權﹐〔註17〕或推動獨立風險太高不宜貿然為之等等﹐〔註18〕都可能成為人們以防統而非促獨為主要的政策訴求。但是防統這個概念一直到近兩年才逐漸被提出﹐而且主要不是由執政黨在提。在執政黨的政策聲明中﹐仍將中國統一稱為未來的目標﹐但最大部分是在說明台灣的主權不及於大陸﹐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則不及於台灣的立場。到了1999年7月﹐為了因應美國促談的壓力﹐謀求自己在談判中立於不敗之地﹐台北高層終於正式提出﹐兩岸目前是一個分治中國下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算是防統政策的最高潮。

落實在政策層面上觀察﹐台北對於兩岸之間的交流一向抱持審慎的態度﹐比如在三通問題上堅持間接形式﹐反對直接；在投資大陸方面﹐以戒急用忍政策節制大企業做大規模的資金轉移；關於大陸學歷認證﹐則傾向繼續采不認證的方式。官方立場中防統心情最明確的表示﹐是一再要求彼岸認清並承認兩岸分裂分治的現實﹐並主張兩岸人民「公平競爭」並「締造雙鸁」﹐在國際上則「並存共榮」。〔註19〕比較活潑的表現方式﹐則是李登輝所一再告誡國人的﹐一定要走入國際社會讓世人瞭解我們存在﹐而「存在才有希望﹐存在才能發展」。〔註20〕不過﹐執政黨對於中共如果承認台灣的主權地位之後﹐會採行什反應﹐著墨不多﹐因此防統立場對於未來的政治安排﹐保留了論述上的空間。

防統一向受到在野民進黨的挑戰。眾所周知﹐民進黨黨綱有以公民投票決定台灣獨立的條款。故對於執政黨仍以中國統一為一個未來的目標並不認可﹐在民進黨的論述中﹐台灣是主要的稱謂﹐中華民國則是被迴避的國號﹐起碼當在國際戰場上受到限制時﹐台獨運動在國內戰場的空間仍被看好。〔註21〕不過﹐在民進黨內部早就存在一股以防統為主軸的思路﹐故要求北京面對「歷史事實」﹐〔註22〕但在內部則應該嚴防中國人民的出入。〔註23〕比較積極者如許信良所提之「大膽西進」﹐雖然不圍繞在主權問題上探討﹐但這正是要藉由兩岸進入「以經貿為主軸的世界新秩序」﹐讓兩岸能迴避主權爭議﹐從而「和平共榮」﹐〔註24〕真正明確地將防統作為政治訴求的﹐則是等到99年春陳水扁提出中間路線以後的事。

民進黨中最具有民間支持的領導人陳水扁﹐在籌備總統競選期間提出新中間路線的主張。新中間路線指的是一個各方意見之中的制高點﹐其主要的指導原則是國家安全。根據陳水扁的闡述﹐國家安全中的「國家」﹐指的是中華民國﹐不是台灣共和國﹐他應和李登輝所多次強調的﹐即台灣已經獨立﹐名字叫中華民國。在維護安全的前提下﹐台灣沒有必要更改國號﹐引起不安。因此兩岸政策的重點﹐是如何維持台海的現狀﹐這個現狀在陳的表述中﹐是兩個華人國家﹐但非兩個中國之間的關係。現狀的維持應當透過兩個機制﹐其一是任何改變現狀的安排﹐必須透過公民投票。其二是﹐兩岸之間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彼此監督﹐維持和平。〔註25〕

民進黨中央按著陳水扁的立場陳述﹐接著又草擬了對台獨黨綱的修正文﹐明確表示接受中華民國的國號﹐反對以中國統一為最終的目標。這一連串的變化除了引起民進黨內部的意見﹐最有趣的是來自國民黨和台北官方的回應﹐包括一般輿論在內的看法都認為﹐民進黨這種完全接受現狀的修正﹐已經和民黨的大陸政策一致﹐〔註26〕因此李總統甚至認為﹐不論下屆總統由誰來擔任﹐都不會引起政治不穩定。〔註27〕民進黨決議文草擬者自己認為﹐在中國統一的理想目標上﹐它和國民黨並不相同﹐換言之﹐它認為自己是防統的﹐而國民黨是促統的。〔註28〕然而國民黨以及台北官方對民進黨的稱許卻顯示﹐官方對於民進黨所強調的這個不同﹐一點兒都不感到重要﹐可見官方目前並沒有把民進黨所指的未來統一工作﹐放在可預見的進程之中。

陳水扁新中間路線的防統設計﹐是台北政壇最有系統的一次表達﹐他在用國家安全這個概念時﹐等於明確表達了兩岸之間的區隔應予固定化的想法。過去台北官方透過海基會與海峽會的協商﹐希望說服彼岸在文字上承認此岸的法律管轄權﹐從而在制度上取兩岸現狀固定化的基礎﹐這個做法比較間接﹐而且是屬於專業範圍﹐不像陳水扁提的國家安全與兩個華人國家說那樣﹐已經可以成為民間社會理解的﹐而且具有政策指導意義的論述。在邏輯上﹐陳水扁與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修正案﹐並非全新的設計﹐不過卻在論述的前提上﹐將執政黨和在野黨整合起來。這種從台獨修正成防統的做法﹐使北京面臨了一個更明確的對手。

四、防獨論述背後的心態

大陸的防獨工作雖然受到一些挑戰﹐比如來自歐洲議會、美國國會﹐日本保守派﹐但大體而言﹐能夠封鎖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外交安排。問題是﹐這種所謂反分裂、反台獨的巨大成效﹐並沒有讓中共領導人對於促統的工作﹐產生更大的信心﹐反而在許多方面透露出相反的訊息﹐即感到統一工作更難推動﹐在台灣獨立的外交領域幾乎殆盡的時局中﹐北京似乎仍有一種與台灣益加疏離的焦慮。這個焦慮在正式的文字和立場上當然看不出來﹐但如果經過再讀或三讀﹐就可以從字裡行間體會出﹐北京領導覺得自己在台灣是極度不受歡迎的。這個印象﹐勢必加強北京在外交上防獨的緊張程度﹐從而更有一種與台北官方漸行漸遠的感覺﹐讓我們來看看它的焦慮是怎麼流露出來的。

首先﹐北京過去始終堅信﹐台灣同胞和它一樣﹐是反對分裂的﹐但是現在已經不那麼確定﹐因為錢其琛就指責台灣當局「試圖抹掉台灣同胞的民族感情與意識﹐妄圖從思想上、文化上割斷台灣同胞同祖國的聯繫。」〔註29〕雖然他說這個做法「遭到了兩岸同胞、港澳同胞以及海外僑胞的強烈反對」﹐不過卻不經意地流露出一種面對台灣同胞時的無力感﹐一個相信台灣同胞站在自己身邊的人﹐不會在上述表達之後﹐再加一句說﹐「搞台獨﹐只能給台灣同胞帶來災難」。這個災難﹐當然不是指台灣同胞唾棄了台灣當局所遭逢的災難﹐而是指北京對於台灣當局分裂活動進行反擊時﹐會波及台灣同胞。假如這個推理是合理的﹐則顯然在他潛意識裡﹐台灣同胞並不會去反對台灣當局的分裂活動。

北京對台形勢的評估顯示﹐它對於台北的立場評估中﹐感到台北「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註30〕這是97年2月的談話﹐也就是96年導彈試射的反分裂鬥爭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不到時間。前此﹐北京多次都對台灣政治發展中分裂傾向表達堅決反對﹐但錢其琛有次在記者會上不經意地用了「遺憾」二字﹐〔註31〕而不是「堅決反對」。並非說他不再堅決反對﹐而是說反對了也沒有作用。到了99年四月﹐當朱鎔基接受CNN訪問時被詢及﹐台灣萬一加入了美國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從而容許美國國防武力協防台灣）﹐中國會怎麼辦時﹐朱鎔基的答覆竟然是﹐「我們還能怎麼樣呢？」不論我們把朱的話解讀成是「我們只好用武了」﹐或「我們一點兒辦法也沒有」﹐都不能不聽到朱的語氣充滿無奈。

過去北京關對台用武的立場一向是﹐作為主權國家﹐不能放棄用武﹐但不是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對分裂勢力與外國勢力的。故照中共官方近兩年的講法﹐不放棄用武的目的﹐恰恰是保證了統一過程是和平的。〔註32〕但值得注意的是﹐江澤民訪美期間﹐和朱鎔基在與柯林頓會面時﹐都主動提到美國的南北戰爭﹐指對台用武是美國南北戰爭時﹐北方為維護聯邦統一﹐而對南方用武一樣的道理。論者對於這個比喻有這樣或那樣的評論﹐但重點在於﹐北京提出的例子改變了用武論述的對象﹐即不再只是向台灣人說﹐為什麼不放棄在台灣對外國人用武﹐而是在美國和外國人說﹐為什麼可以在台灣對台灣人用武。如果不是北京在潛意識裡已經把台灣人都看成分裂主義的同情者﹐怎麼會幾次主動要向美國人說明﹐它如果有一天對台用武﹐是有正當性的？ 【待續】

〔註1〕見「台灣前途」決議文草案﹐《中國時報》（1999,4,24）：1。
〔註2〕參見黃文放﹐《如何避免兩岸兵戎相見》﹐《中國時報》（1996,2,27）：11。
〔註3〕中共總理李鵬在八大五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如是說。
〔註4〕遲浩田的一段話﹐仍透露了防獨的重要：「在今後一段時期間﹐我們對『台獨』和其它分裂國家的活動﹐更應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備。」﹐《文匯報》（1997,3,4）。
〔註5〕如邵宗海﹐《兩岸關係：兩岸共識與兩岸歧見》（台北：五南﹐1998）﹐頁70；楊開煌﹐《中國大陸研究概論》（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8）﹐頁383-384。
〔註6〕任何在螢幕前聆聽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聲調的變化。
〔註7〕見姜殿銘（編）﹐《台灣1997》（北京：九洲﹐1998）﹐頁403。
〔註8〕前引﹐頁405。
〔註9〕前引﹐頁410。
〔註10〕前引﹐頁420。
〔註11〕前引﹐頁422。
〔註12〕前引﹐頁431。
〔註13〕前引﹐頁447。
〔註14〕前引﹐頁450。
〔註15〕例見陸委會的報告於陳志奇（編）﹐《台海兩岸關係實錄（1979-1997）》（台北：國家文教建設基金會﹐1998）﹐頁274-283。
〔註16〕例見連戰的發言﹐見前引﹐頁231。
〔註17〕例見李登輝在國家統一委員會的發言﹐見前引﹐頁228。
〔註18〕例見姚嘉文的意見於《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研討會與會代表書面意見彙編》（台北：民主進步黨﹐1998）﹐頁1-8。
〔註19〕仝〔註7〕﹐頁485-486。
〔註20〕仝〔註7〕﹐頁489。
〔註21〕沈富雄的意見於《民進黨》﹐頁118-128。
〔註22〕張俊宏的意見﹐前引﹐頁36。
〔註23〕邱義仁﹐吳乃仁於前引﹐頁60。
〔註24〕許信良﹐陳忠信於前引﹐頁117。
〔註25〕見《陳水扁：兩岸應發展國際特殊關係》﹐及《陳水扁：台灣毋須迴避兩岸政治談判》﹐《中國時報》（1999,4,21）：2。
〔註26〕見社論﹐《國民黨具有團結的信心與意志》﹐《中央日報》（1999,4,27）：2。
〔註27〕見《李總統：將來誰當總統台灣都穩定》﹐《聯合報》（1999,4,27）：1。
〔註28〕見林濁水﹐《台灣主權獨立不容質疑》﹐《中國時報》﹐（1999,4,26）：15。
〔註29〕仝〔註7〕﹐頁420。
〔註30〕前引﹐頁446。
〔註31〕前引﹐頁422。
〔註32〕朱鎔基的談話﹐見《中國時報》（1999,4,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