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升或退敗：「特殊國與國關係」
對台灣國際生存的影響

粗糙戰術的錯誤包裝

「特殊國與國關係」的提出﹐台灣相關官員認為在保守的層面來說﹐此一論述不過是提出台灣國際生存的政治現實﹐積極方面則是主張此乃為了擴展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這兩光譜之間﹐落於國際生存空間的議論﹐因此﹐本文從此國際生存空間的主軸來探討「特殊國與國關係」關於此方面的影響﹔唯國際關係可推延至全球各國的參與﹐牽涉成員龐雜﹐本文中擬從最關鍵的美﹑中﹑台三者析論之﹐說明「特殊國與國關係」造成台灣的國際地位的攀升或退敗之局勢。

台灣未受國際承認的現實﹐並非因「兩國論」的發聲才為國際所周知﹐每年的的聯合國入會行動﹐鎩羽而歸的事實﹐早已為國際間所深悉﹐如果﹐台灣進入聯合國的入會方案﹐是可以藉由拖延戰術而獲得進展﹐亦即隨著時間的拉長而增加成功的機率﹐則繼續依照既定模式爭取是符合最大利益之作為﹐不過﹐實踐是檢證真理的標準之一﹐根據歷年經驗檢視﹐並非這番發展趨向﹐甚者﹐在此次「特殊國與國關係」提出之後﹐非常可笑地（雖然當局說一切發展在預料之中）﹐更引起美﹑日﹑西班牙等國在會上發言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提案﹐那麼﹐國際承認的要求與期待﹐透過「特殊國與國關係」突圍適巧造成反效果﹐更遑論藉此擴展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陸士達認為不應從負面評價一個中國政策﹐應該從其所發揮的功效來評價﹐或者﹐也應該換句話說﹐不應只從主觀意志的想像寄望「特殊國與國關係」激情發酵﹐也須從事實的作用力中反省﹔再者﹐如果﹐透過「特殊國與國關係」提出所欲達到的目標﹐其實﹐是本來就已經具備的條件或優勢﹐何須再由此一宣示硬闖﹐而招致更多的批判﹑壓力與危險！

外交政策學者伍爾佛斯（Arnold Wolfers）將各國的外交作為分成三種類型﹐一是自保（維持現狀）﹔二是擴張（改變現狀以爭取利益）﹔三是退卻（禁受對自己不利的現狀變遷情勢）。在此脈絡引導下﹐「特殊國與國關係」的提出﹐被中國或者台灣渲染成「兩國論」﹐李登輝總統提出此一論述﹐雖說是將政治現實說出來﹐但是﹐從此論述出籠之後﹐相關官員不斷地奔波於國際間加以宣揚的積極作為來看﹐已然是意欲突破某種局限﹐以求藉此爭取某些利益﹐因而可歸諸於擴張。若非如此﹐那麼提出此一論述或者國際間的消毒動作是無意義﹑無意識的行為了﹔不過﹐從爾後影響與作為視之﹐不論是李登輝總統所言要靠信心﹑蘇起主委說中共若接受「兩國論」三通亦可談﹑新四不並未發表的悻悻然心態等等﹐窘態畢露地靜候各種可能的懲處﹐然後﹐自我調適挫折的機制竟是﹕一切發展都在預料中的顢頇。從擴張的意圖轉變成為接受不利於自身的現狀之可能的威脅﹐那麼﹐此一戰略的真面貌竟是粗糙戰術的錯誤包裝。

對於美國到底是否將採取軍事力量支持或保護﹐從歷史經驗來看﹐美國的外交政策有其自身的特質﹐美國立國之初﹐極力和歐洲國家劃清界線﹐將開發美洲大陸的利益作為外交政策的發展依歸﹐未致力建構另一個王朝或者帝國﹐而是盡量扮演區域性的角色﹐居於中立的位置﹐甚至或多或少有著孤立主義的傾向﹐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自認是新國家沒有帝國主義的污點﹐提出崇高原則大力推銷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在對美洲大陸的開發漸次成形﹐向外創造其利益的目標下﹐則必須為各個利益團體的生存需要﹐而爭取其在世界各地的利益﹐藉由所標榜的價值而左右他國的發展﹐這是在承平時期的趨向。面對戰爭﹐雖然挾著強大軍事戰備力量﹐美國仍然居此脈絡的導引﹐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直至受到日本侵襲珍珠港之際﹐才宣佈參戰﹐歷史上多是未能明確而強有力的表態導致國際衝突的例子﹐波斯灣戰爭就是一個例證。

而1996年台海危機又是一回類似的情勢。從此方面判斷﹐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可以分為兩個方面﹕非軍事援助與軍事戰備投入﹐這次特殊國與國關係的提出﹐在非軍事方面台灣所經驗的整個變化﹐包括美國對台軍售取消的傳聞﹑聯合國入會案英美法等國發言不表贊同﹑柯江交鋒之際的憂慮等等﹐可謂是失去有利於台灣形勢﹐美國甚至認為這是將美國拖下水的作為﹐一切如同外交部長胡志強所說台灣目前已進入暴風雨階段﹐未來是否會有更大的暴風雨﹐還很難說。「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宣示想作為美國對台支持的試金石﹐是慘遭敗北的。而美國國務院副助卿謝淑麗在此次兩岸僵持中﹐提出的「一國三制」似乎是可以扳回些許顏面﹐事實不然﹐姑且不論中共或者台灣對「三制」同意與否﹐楬櫫了國際上對於「一國」的理性認定服膺於各國的利益﹐不為動搖。勝敗雖是兵家常事﹐然則﹐未戰之際疏於對國際社會主流價值與利益的研判﹐採取突然的背離﹐無非以卵擊石﹐自取滅亡。

底牌盡現而失去轉圜餘地

關於美國投入軍事戰備力量﹐一如既往承襲了不主動有所作為的原則﹐這本來是對台灣利多因素﹐因為﹐那意味著中共如果主動以武力處理兩岸關係﹐則美國回應以武力的機制是充分存在的﹐然而﹐其關鍵卻未被充分重視的前提是﹐那必須是中共先行動武才成就此一機制﹔換言之﹐如同布里辛斯基批評李登輝的兩岸「特殊國與國關係」言論時指出﹐美國的政策不能由台灣一方或是一個人來指令﹐美國也不可能在台灣挑起危機的情況下去防衛台灣﹐眾院亞太小組委員會加州民主黨首席議員藍托斯指出「如果李總統想要繼續得到支持﹐就應自製並且負責」。因此﹐中共果真對台動武則美國將動員軍事力量支持台灣的條件﹐在此次台灣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的過程裡﹐其樂觀的可能性受到大大的打擊。對台灣方面來說﹐爭取在兩岸關係中的主動﹐以博得國際社會的認同在於三個條件﹐一是台灣本身的力量﹔二是台灣如何善用美國關係此一槓桿﹔三是大陸內部的變化。

中共此次的憤怒與積極作為是國際間所共睹的﹐雖然台灣政府官員相繼以「只是道出政治事實」的言論來設法堵住中共與國際之不解﹐不過﹐並未使中共怒意稍減﹐這股戰火甚至延燒至9．21大地震時﹐雙方對於賑災事宜之歧見。對中共而言﹐「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論述並非關於承認對方存在事實的問題﹐而是承不承認對方存在合法性的價值﹐全然非價值道德判斷的議題﹐對於道德觀念的溝通原本就是需要某些外在時空條件的配合﹐如今李登輝意欲從現實的基礎突破兩岸存在之價值與道德爭執的困境﹐其情可憫！唯獨此番作為乃是將台灣安全向危險的境地推進﹐國際關係是蘊含著現實利益的道德作為﹐台灣此舉從國際關係之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全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等面向來看﹐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關係」雖然不斷地闡述其為「說明現實」﹐但是﹐在國際互動的主導之現實條件﹐例如權力的框架裡﹐這個說法是充斥著理想主義的期待的﹐國際關係的研究架構從早期的理想主義過渡到現實主義不是沒有道理的﹐唯有自身實力的穩健﹐而非仰賴外界力量供給權力﹐才可增加在國際間的權力地位與發言空間﹐理想的存在不算壞事﹐但是﹐理想的宣揚與實踐則須充分權衡付諸實現的可能性以及考量理想在現實國際環境中可能遭受嗤之以鼻或者出生入死的危險性。中共從其現實權力的運作空間來抨擊台灣「特殊國與國關係」乃是居於既定優勢﹐台灣此舉播下理想提前遭到滅頂的種子﹐爾後的棋局恐怕會因底牌盡現而失去轉圜的餘地﹐甚至作繭自縛。

分清主觀的願望與客觀的事實

「特殊國與國關係」雖然如同台灣民調所顯示超過六成以上的人民贊成﹐不過﹐即便如此﹐筆者仍然認為這並不構成必定要將此一論述訴諸國際的必要﹐理由如下﹕第一﹐這個「事實」對於台灣地區人民而言﹐並不是因為李登輝總通提出或者不提出才被認知或身居此架構中﹐提出的必要性應該立基於仍夠藉此擴展國際空間或者符合國家發展的利益﹐才為需要﹐然而﹐這個事實透過論述﹐反而被國際與中共加以漠視甚或反對﹐台灣地區既定生存事實因落入國際壓力﹐反而成為令台灣地區人民擔心成真與否的憂懼﹐而將之架空﹐這樣的國際發言造成的損失﹐不但是執政者個人聲威的折損﹐亦是台灣地區人民心聲公然遭受否定的局面﹐著實不符人民之利益。

第二﹐中共不允諾放棄武力犯台的堅持﹐雖然給予台灣發展極大的壓力﹐但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國際戰略之藝術﹐尚未被執政者充分地應用﹐中共要求統一﹐中共不斷地說著令台灣感到敵意的話語﹐其實﹐每當李登輝總統說出﹕我們願意中國統一﹐不過那是一個自由﹑民主﹑富足的中國之際﹐何嘗不是直逼中共心中的痛﹐這樣的觀點﹐中共如果憤慨或者對台灣施予報復﹐無非承認自身的不自由﹑不民主﹑不富足﹐再不就是中共不希望中國統一﹐台灣相關官員是否深諳我方此一優勢呢？或者逕自於水深火熱之處尋找火未熄﹑水未退之際﹐幻化的金縷衣呢？

國際地位的攀升或敗退﹐並不單單繫於個人理念或主觀意志﹐而是深刻地與客觀環境交織﹐「特殊國與國關係」所遭到的連環效應﹐如果能夠幫助躁進與莽動的當局﹐認知並學會如何在此國際利益追求的規則﹐謀求台灣地區人民的福利﹐則不失為可貴的經驗﹐不然﹐只是造成台灣在國際間呼天搶地的吶喊卻換來白白遭受冷眼的難堪﹐以台灣眼前的成就恣意地敲打國際社會相應不理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