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台灣」與「一個中國」不必矛盾

報載大陸海協和台灣海基兩會為準備汪道涵今秋訪台﹐在北京會議協商﹑交換意見。雙方對汪會長訪台事宜的「大致輪廓」雖已敲定﹐對於訪台對話的重點論題﹐仍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海基會著重兩會經濟性﹑事務性議題的商談﹔海協會則強調﹕「達成事務性協定的根本條件在於排除事務性商談中的政治分歧。」因此﹐政治性議題﹐如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實現直接三通﹐以及進行政治談判的程式性商談等﹐應是不可避免的。

海基會的工作人員對於大陸海協會的意見並不是不能理解。但回到台灣島內則心裡不免仍有疑懼。因為基本上台灣當前的政權基礎仍建立在「民主台灣」與「一個中國」互不相容的矛盾「迷思」之上。

事實上﹐台灣的執政者將政治的民主改革與追求台灣為一分離﹑獨立主權的前途混淆﹐只是過去十年所謂「李登輝時代」產生的突發現象。這十年期間﹐有了內外環境和條件﹐助長了這個現象的凸顯。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隨後的「蘇東波」現象﹐美國從冷戰後初嘗世界獨霸超強的角色﹐又一時以中國為假想敵來維繫冷戰的後遺情緒。台灣島內長久受壓抑的「台灣情結」﹐在緩解之後尋求政治認同的自我定位﹐加上半個世紀以來充當西方圍堵中國的前衛﹐政治主體性消磨殆盡的依賴心理習慣……這些多少灌溉了台灣島內嚮往自主與「告別中國」同步的土壤。

選擇一個政治理想和主張都有主觀﹑客觀的因素。歷史上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一直是因中國的國際地位而定。短時間內﹐台灣島內選民如何調適演化中的內外政治環境﹐難以預測。但可以看到為2000年角逐「總統」選舉展開暖身運動的前鋒人物﹐已經開始試探更具彈性的「大陸政策」。民進黨這兩年轉型﹐已經與「建國黨」保持距離﹔許信良甚至走出民進黨﹐公開主張直接三通﹐與大陸進行政治談判。礙於國民黨主流的分離色彩﹐宋楚瑜已訴諸民意﹐主張務實﹐為台商方便開放三通﹐認為台灣面對挑戰是經濟﹐參加美國主導的導彈防禦系統只會激怒北京﹐對台灣經濟無所幫助。若他執政﹐將不搞「凱子外交」或參加聯合國﹐願意與大陸展開政治對話﹐謀求解決「大陸問題」。（見《華盛頓郵報》﹐1999年7月3日﹐A15頁）

儘管像許信良﹑宋楚瑜都需要從各自的政黨脫線（限）來主張他們較為務實的「大陸政策」﹐在競選當中損失了一些來自政黨的資源﹐但他們已經發揮了敦促作用。下一世紀台灣產生的政治領導﹐不再能逆反潮流﹐盲目挑釁大陸﹐製造台海的緊張和不穩定﹐讓美國也唾棄為「麻煩的製造者」。

不可諱言﹐在美國國會和媒體至今仍有不少反華的聲音﹐並且從戰略角度也看不出中國統一對美國有什麼好處。但反過來說﹐任何美國的執政者都不能放心﹐讓東亞的朝鮮半島﹐台灣海峽或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意外」地爆發區域性的軍事衝突。因此﹐台海兩岸若繼續對峙﹐沒有可靠的協定來保證雙方都能接受的維和方式﹐不必要的危機總有可能發生。大陸提出「一國兩制」的框架﹐已經應用在香港﹐即將實施於澳門。不久前﹐錢其琛更明白地指出對台灣來說「一國兩制」﹑「最能維護台灣同胞的既得利益和現有的一切」。「事實上﹐一國兩制完全可以滿足台灣同胞希望維持現狀的願望」。為什麼台灣有識之士﹐不能問「現有的一切」包括什麼？要怎麼具體滿足維持現狀的願望？美國當局雖然未用「一國兩制」的字眼套用在台灣的情況﹐但看在台灣至今不能在這方向上開始對話﹐也開始敦促「台灣要更務實」﹐或提議兩岸簽定「中程協定」才足以大幅改善兩岸關係。

任何有智慧的政治家都要有較長遠的眼光。鄧小平說的「50年不變」﹐甚至「一百年不變」﹐聽起來有點隨意。但50年足以更換三代人﹐不變也會變。政治家關心的是如何穩住當代﹐培養下一代接班﹐讓第三代有新的展望。海峽兩岸的當代都不合適直接到對岸插手﹐因此「一國兩制」。下一代在和平互惠的政治氛圍下攜手合作﹐共同建設發展﹐第三代就可以不分兩岸彼此﹐領導整合的一個中國。

在台海兩岸走向政治性談判的可見的將來﹐雙方領導都可以從中華文化的老祖宗那裡得到教益。老子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誇耀）﹐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識全而歸之。」和平談判的基本素養﹐豈能違背此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