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國恥，振國威，再造輝煌！

一、百年恥辱，百年抗爭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古老和發達的中國文明為舉世所稱頌。一位美國記者1993年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有文字記載的多數歷史年代中，中國比西方更為發達、更為繁榮、更有經驗和更加文明。僅僅在最後五百年歐洲設法超過了中國。」〔註1〕其實，直到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在世界經濟總量中佔有相當的份額。〔註2〕但是，由於中國封建社會制度的長期延續和清政府的腐敗的閉關鎖國政策，中國的國力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急速發展面前，已是江河日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遭受了英國發動的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在隨後的一百年裡，中國屢遭西方的侵略與壓榨，飽嘗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苦難，被迫簽訂了數百個喪權辱國的條約。特別是在一百年前，即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世紀之交，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中，中華民族更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機，中國幾從半殖民地滑向殖民地的可怕深淵。

香港知名人士霍英東先生對此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表述。他說，從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這些不平等條約迫使中國「割地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總計賠款19.53萬兩銀元，相當於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1901年全國工礦資產總值的82倍，被瘋狂掠奪的財物還未計算在內，戰爭造成的損失亦未計算在內。僅僅八年抗日戰爭，中國便傷亡3,500萬人，損失600億美元。還有總計62億多銀元的外債，其中約88%為軍事、政治性惡債。」他指出，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中國人在這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下「受侵略、欺侮、凌辱、踐踏、宰割、歧視、挨打和蒙受奇恥大辱的歷史。這就是中國衰落時節，列強給我們的東西。百年來，以中國之大，歷史之悠久，文化之深厚，竟被擠到世界舞台的邊緣，受盡大小各國的欺侮，簡直焦頭爛額。人類古今之恥，實以此為最。」〔註3〕

但是，在考察1949年以前的中國歷史時，絕不能忘記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中國人民頑強的反抗精神和自強不息精神。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鬥爭，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註4〕這種精神來自何處？它和中國數千年文明史有何聯繫？我國著名史學家白壽彝教授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一卷「導論」中作了深入的闡述。該書指出，在世界各文明古國中，中國文明發展所具有的幾乎是獨一無二的連續性曾經造就了中國昔日的輝煌。這種連續性表現為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在其發展過程中未曾為外來因素所中斷；中國文明在文化發展史上也未曾有斷裂現象。〔註5〕「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的真正特點，在於她歷盡危機而未殘壯志，在於她屢經考驗而能活潑潑地生存下去。」即使在鴉片戰爭以後的災難深重的歲月裡，「中國文明並未在這次危機中失去自己的獨立存在。近百年來的歷史證明，中國文明經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向復興。〔註6〕

就拿抗日戰爭來說,人們還清楚記得，在全面抗日戰爭剛剛爆發的1937年，日本侵略者是何等的趾高氣揚。日本統治者普遍認為中日戰爭，只消日本「對之一擊」，便可凱旋班師。陸軍省的頭子們和幾乎所有的幕僚都把中國看作「一個不可能統一的分裂的弱國，」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強硬態度，中國立即就會屈服。」在美國當政者眼裡，中國也是個弱國，「在大多數美國人的心目中，中國仍舊是個抽像的概念，是個基本上亂糟糟的、並不重要的外國。」美國當局對中國抗戰發展趨勢的基本看法是：「也許一年之內，國民黨政府就會變成一個日本大滿洲國了。」〔註7〕

但是，上述謬見已被鐵鑄的歷史事實所駁倒。由於中國人民的英勇鬥爭，使抗日戰爭成為我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勝利的反侵略戰爭。日本的侵華戰爭以戰敗投降而告終。美國當局則在中國抗日戰爭進程中逐漸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後來成為與中國共同抗擊日本侵略的同盟者。

但是，戰後中國的前途又如何呢？美國矚望於把中國變成它可以隨心所欲地控制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即事實上的殖民地。為此，他們寄希望於蔣介石。1945年4月後，羅斯福的繼任人杜魯門推行了一條扶蔣、限共、反共的對華政策，而把蔣介石作為其推行對華政策的主要代理人。至於蘇聯，當時確曾對中國抗戰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以重大支持並給以物資援助。但是，蘇聯當局對於中國的前途和中國共產黨的作用也不能持正確看法。據1944年訪問蘇聯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稱，蘇聯表示二戰後將繼續支持蔣介石政權，「斯大林完全不相信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們。」莫洛托夫說，「中國共產黨人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在俄國人看來，他們實際上是由要求進行土地改革的窮人組成的奇怪的一幫。除非中國共產黨人被置於受過莫斯科訓練並具有明確方向的領導人的控制之下，由蘇聯獨自給他們以支持是不明智的。」〔註8〕從斯大林到莫洛托夫，都不把中國共產黨看成真正共產黨人，並且還急於向外界表白他們與中共的界線。

可見，美蘇日當局都沒有能正確認識中國。這種情形之出現，或出於大國主義的驕傲與偏見，或出於對中國實情的無知。從根本上說，他們看不到或低估了決定中國前進的動力——中國人民的力量。

但是，有那麼一些有識之士，他們深入考察中國之後看到了中國的光明前程。其中的一位卓越代表就是埃德加．斯諾。這位美國記者以美國人具有的求實精神，冒著生命的危險，在中國大轉變的關鍵性一年1936年來到紅色的陝甘寧邊區進行的採訪調查，並且在1937年七七事變後三個月就發表了他們的通訊報道——《紅星照耀中國》（譯本用了《西行散記》的書名）。在這本西方作者「忠實描繪中國紅色區的第一本著作」中，斯諾以一般西方的所謂「中國通」所無法具有的驚人的洞察力和敏銳的分析力，指出「中國已有成千上萬青年為了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捐軀犧牲，這種思想或者這種思想的背後動力，都是不容摧毀的。原因很簡單，產生中國社會革命運動的基本條件本身包含著這個運動必勝的有力因素。而且這種勝利一旦實現，將是極其有力的，它所釋放出來的分解代謝的能量將是無法抗拒的，必然會把目前奴役東方世界的帝國主義的最後野蠻暴政投入歷史的深淵。」〔註9〕

這位正直的美國人的真知灼見和預言，在12年後的1949年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一個嶄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一年聳然屹立於世界。這是中國人民百年抗爭的偉大勝利，也是中國走向新生的光輝起點。

二、獨立自主，艱苦探索

但是，前進的道路絕不是一帆風順的。新中國成立後，人們提出第一個問題是，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她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會採取什麼態度？她是蘇聯的附庸嗎？中國今後會走向何方？如美國學者亞洲問題專家塞利格．哈里遜所指出的，「大多數美國人對1949年中國革命的民族主義內容一無所知。他們認識不到，人民共和國是作為中國民族特性的公認的保護者出現的，是孫中山要建立一個現代化中國並使它列入強國之林的這一使命的合法繼承者，因此，在50年代和60年代最初僅把中國看作是蘇聯勢力的延伸。由於同樣的原因，當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表面化以後，許多美國人盲目地認為，在美國與蘇聯的全球鬥爭中，北京事實上會成為美國的代理人。」〔註10〕當時西方人看法就是如此的膚淺。然而1949年以來的近50年時間，中國以其獨立自主的堅定立場，不畏強暴的浩然正氣，鮮明獨特的內外政策，平等待人的大國風範，一次又一次改變著他們對中國的認識，一次又一次使他們調整對中國的政策。其中突出的事例有以下幾件：

第一個例子是，建國初期的抗美援朝。

新中國成立剛半年多就發生了美國侵朝戰爭，這不能不是對我國外交政策的巨大考驗。

朝鮮於1910年被日本帝國主義侵吞後，朝鮮人民始終沒有停止過爭取獨立的鬥爭。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朝鮮理應重新獲得獨立。但是當時美國當局出於其軍隊遠離朝鮮本土，擔心蘇軍會單獨參與解放朝鮮，遂急忙向蘇提出以三八線作為美蘇軍隊接受侵朝日本軍投降的臨時分界線，得到蘇方同意。後來這條分界線就變成了美蘇兩個軍事佔領區的分界線。朝鮮被人為地分割成兩個部分。由此就「埋下了朝鮮悲劇的種子。」〔註11〕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這場戰爭基本上屬於內戰，屬於朝鮮統一的內部事務。但美國卻在當天聯合國召開的緊急會議上，利用蘇聯代表缺席的情況，通過決議，指責北朝鮮是「侵略者」。6月27日，美國政府宣佈正式參戰，並在聯合國的旗幟下，糾集15國軍隊，悍然發動侵朝戰爭。作為分裂朝鮮的禍首之一的美國，這次又成了侵略戰爭的元兇。並且，美國不顧中國的一再警告，把戰火一直燒到中朝邊境。美機不斷侵犯中國東北領空，進行偵察、掃射和轟炸。美國學者指出，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企圖「利用（朝鮮）戰爭的天賜良機去發展美國新的全球政策」，一種「全球進攻」的政策。〔註12〕

當時中國百廢等待舉，面臨著完成祖國統一和恢復發展生產的嚴重任務，自然不願再被拖入戰爭。但是，新中國政權的本質決定了她必定要奮起反擊侵略者以捍衛自己的獨立主權和邊境的安寧。在美國不顧中國的多次警告仍一意孤行時，中國人民志願軍毅然赴朝與朝鮮人民並肩抗擊侵略者，發動五大戰役，把侵略軍趕回到三八線附近，取得重大勝利。充分表現出新中國不懼強暴、敢於勝利的大無畏精神。而對於美國來說卻如同經歷了一場噩夢。當時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在自傳中哀歎道：「朝鮮戰爭出乎意料地一下子從勝利變成了丟臉的失敗——我軍歷史上最可恥的一次失敗。」〔註13〕這次失敗對美國統治當局的打擊是巨大的。如一些歷史學家所說，從歷史角度看，美國人認為，「以往每當美國參與國際事務，其作為總是能夠獲致迅速的成功。他們曾經擊敗過英國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德國人和日本人。美國和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不同，從未有過被侵略擊敗或佔領的經驗。對這樣一個國家，失敗是個全新的經驗。」〔註14〕

儘管美國當局並沒有從侵略戰爭的失敗中真正吸取教訓，反而在50，60年代更加煽起反共歇斯底狂，但是畢竟他第一次領教了中國人民的力量。並非偶然的是，一批美國將官在朝戰後成立了「決不再幹俱樂部」，主張盡量避免與中國走向軍事對抗。

第二個例子是，頂住了中蘇關係破裂給中國帶來的巨大壓力和威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方國家普遍把中國看成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和「附庸」。社會主義國家中則一度把中蘇關係形容為「堅如磐石」和「牢不可破」的友誼。建國初期中國也確實得到了蘇聯大量的可貴的援助並在經濟建設等許多領域以蘇聯的模式為楷模。這種情形就更加加重了世人的上述看法。

但是，中國領導人一開始就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在建國初期確定「一邊倒」政策即主張「我國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之內」〔註15〕時，毛澤東和周 恩來都一再強調，對蘇聯不能有依賴之心，對蘇聯的經驗不能盲目照搬，要用自己頭腦思考，用自己的腿走路。1956年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蘇分歧由此開始。蘇聯把蘇共二十大的綱領、路線、政策當作金科玉律，強迫兄弟黨接受，遭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堅決抵制。此後，赫魯曉夫和蘇共以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運中「一家之主」自居，熱衷於謀求與美國共同主宰世界，並把中國視為最大障礙，接連向中國施加外交、經濟乃至軍事壓力，力圖控制中國。1960年蘇共領導把中蘇兩黨之間的理論分歧擴大到兩國關係，於4月片面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廢除科技合作項目，企圖使中國屈服。1969年三蘇聯武裝入侵中國珍寶島地區，製造嚴重流血事件。在所有這些鬥爭中中國均以大無畏的氣概和靈活的全方位的外交策略頂住了巨大壓力，挫敗了蘇聯的圖謀，使蘇聯大黨大國主義受到震懾。世人也再一次認識到中國作為獨立自主大國的力量。由此人們也不難得出結論，為什麼蘇聯在1991年底解體，東歐一系列國家發生劇變，而中國卻巍然不動。其重要原因在於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地建設社會主義而反對外國勢力包括蘇聯的控制，走的是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道路。

第三個例子是，中國反對12月霸權主義的鮮明態度和1982年9月底宣佈的不與任何超級大國結盟的立場，使世界不能不更加重視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及其影響。

中國外交有幾個顯著特點，一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二是反對霸權主義，三是一貫把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作為外交工作的基本立足點。這也是由我國社會主義本質所決定的。還在1974年4月鄧小平同志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就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莊嚴宣告：「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並說，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同〔註15〕）這就充分表達了中國人民和第三世界站在一道反對霸權主義的意志和決心。迄今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敢於像中國那樣以如此明白無誤的語言，把自己反對霸權主義的決心昭告於世。這恰恰反映了我們對自己正義的事業充滿信心。進入80年代，我國外交政策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具有鮮明特色。特別是我國於1982年9月底宣佈，「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一個超級大國，也決不同它們任何一方結盟，獨立自主按中國自己的意願辦事。對於第三世界，則正如1986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馬裡總統特拉奧雷時所說，中國將來發展了，還是搞社會主義，仍然屬於第三世界，不會忘記全世界所有的窮朋友，還是把幫助窮朋友擺脫貧困作為自己任務。

中國的真誠態度得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遍贊同和好評。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把中國稱作是「全天候的可靠朋友。」至於那些指望中國會站在某個搞霸權主義的大國一邊，跟它們後面亦步亦趨的人，那是永遠地失算了。

第四個例子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使全世界進一步重新認識中國。

由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一書的序言中說：「前仆後繼的中國精英為解決從晚清時代遺留下來的國內問題和回答工業化西方一個世紀之久的挑戰所作的努力，在1949年達到一個新的階段。」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提出了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現代化。隨之而來的幾十年的歷史是有史以來在社會工程方面的最大規模的實驗」〔註16〕

上述評論指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歷史的一個特點，那就是，在中國這個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經濟相對落後的廣袤土地上，如何成功地建設社會主義，確實是一場前無古人的「社會工程方面的最大規模的實驗。」

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將近半個世紀裡，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也經歷了嚴重的挫折，包括10年「文化大革命」的最嚴重的錯誤。但是，自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建國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在研究國際經驗和國際形勢的基礎上，在改革開放的嶄新實踐中，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中，開始找到了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創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從而成功地實現了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20年來我國國民經濟每年以大約10%的速度遞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綜合國力大大增強。正是靠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路線和建設成就。使我國不僅經受住了1989年到1991年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嚴峻考驗，而且在1997年7月以來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承受了巨大壓力，保持人民幣不貶值，對地區乃至世界的經濟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重振國威，再造輝煌

50年前，當一個嶄新的政權在古老的華夏大地上誕生時，呈現在世人面前的一片飽經列強欺凌、慘遭戰亂摧殘的國土和無數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勞動人民。當時國民收入只有358億元，人均66.1元，折合18美元。但是，經過50年的奮鬥，國民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98年我國由生產總值達79,000多億元，人均6,374元，按年末匯率計算，約折合770美元。按世界銀行公佈的資料，1998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排名第七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實現了從貧困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1998，我國鋼、煤炭、服裝、水泥、電視、數字程控交換機以及穀物、棉花、水果、肉類等產量已居世界第一位。我國科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一些領域達到和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特別是最近「神舟」號試驗飛船飛行成功，顯示出中國空間技術達到了新的成熟水平。

中國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國際反響。西方一些報刊把中國的發展稱之為「奇跡」。美國《華盛頓郵報》1997年10月26日一篇文章援引世界銀行估計，認為以國民購買力衡量，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經濟大國。日本報刊認為，中國已成為美國、歐共體、日本、中國四極中的一極。俄羅斯《真理報》1993年3月的一篇文章說，對中國「我們俄羅斯只能羨慕。」「中國已形成多種成分的經濟，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公有制，並以個體和私營成分吸引外資作為補充。……更應想到的是中國的在絲毫也沒有喪失自己的主權，民族自豪感和道德價值觀念的情況下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蘇聯政府總理，俄羅斯人民愛國聯盟協調委員會執行主席雷日科夫1997年8月在一次講話中說，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中國正在沿著一條正確的道路穩步前進。〔註17〕更有的外國朋友稱「中國共產黨拯救了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威望」。

由於中國20年來走的是改革開放和國際競爭合作的道路，這就不僅調動了本國人民的積極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為外國企業家到中國這個大市場經商、投資提供了良好的機遇。這也是與實行計畫經濟時期的中國和前蘇聯有著很大的不同。這種機遇對於一切願意尊重中國主權和從事合法經營的外商都是平等的。在西方相當一部分國家經濟陷入持續衰退或復甦乏力的情況下，中國這個大市場的潛力正在變成現實。據統計，到1996年底，我國累計批准外資項目28萬件，實施金額達1,772億美元。其中，外國大企業，特別是跨國大企業的投資增加很快，至1996年已有二百多家跨國企業進入中國。〔註18〕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需要中國。孤立中國做不到，也沒有什麼出路，只會使自己受損。〔註19〕日本一位學者說得明白，「在世界工業產品的出口中及不同產品的供求預測中，不能沒有中國。世界已經出現了這樣的格局：中國說話時，世界都在傾聽。」〔註20〕

但是，西方國家中少數人始終堅持頑固的反華立場。自從1991年底蘇聯解體後，他們就把社會主義中國看成是「最後一個眼中釘」。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他們正在拚命散佈「中國威脅論」，挑起「新的冷戰」。他們有意誇大中國的實力，刻意歪曲中國的政策。美國《紐約時報》1995年8月15日的一篇文章指出，正當中國擺脫兩百年軟弱和恥辱，並終於能「博得他們應受的尊敬和尊重時」，「中國人不論朝哪個方向看，美國都在對它進行挑釁。」〔註21〕他們推行「西化」和「分化」中國的政策，暗示「今後的十年要努力把中國引導到理想的方向」〔註22〕，企圖和平演變中國。同時他們還鼓吹「分裂中國」。

但是，美國仍有相當一批有識之士反對遏制中國而主張與中國友好交往。美國政要人士一再表示，「美國經不起再失掉中國」，「遏制中國肯定會違背美國利益。」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塞繆爾．伯傑於1997年8月指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今後10年的發展將對我們未來產生重大影響」。他們都表示要「加深」同中國的「對話」。至於一些前總統和前政府要員，今天都非常強調中美關係的重要性。1997年8月，三位前總統布什、福特和卡特，六位前國務卿舒爾茨、基辛格等，十位前國防部長佩裡、麥克納馬拉等都聯名寫信給白宮，要求保持中國的最惠國貿易地位。基辛格公開反對煽動美中對抗，強調美中關係是亞洲穩定的關鍵。這些，代表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有識之士的共同心聲。

在即將結束這篇文章的寫作之時，電視機裡映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在澳門冉冉升起的激動人心的畫面。此情此景，使我再一次強烈感受到祖國的強大。四百多年前，中國的固有領土澳門被葡萄牙人逐步佔領。今朝的澳門卻歡天喜地地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這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國家貧弱，山河破碎；國家強盛，民族統一。澳門回歸是繼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政策的又一偉大勝利。由此也更使我想到，台灣問題的解決，祖國完全統一的實現這一天一定不會太遠。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文化和語言，把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緊緊地連結在一起。不管美國如何人為地設置障礙，也不管李登輝等人如何地玩弄分裂的手法，祖國統一這一順乎民心，合乎潮流的正義事業，是不可阻擋的。祖國完全統一之日將是祖國更顯輝煌之時。

1999年12月20日

〔註1〕尼古拉概J.里斯托夫：《中國的興起》（The Rise of China），（美）《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93年，第11、12合期。
〔註2〕據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其所著《大國的興衰》中引用的貝羅克的計算，中國製造業的世界製造業產量中的比例，1750年為32.8%；1830年為29.8%；相應於這兩個年代的整個歐洲為23.2%和34.2%；美國為0.1%和2.4%；日本為3.8%和2.8%，俄國為5%和5.6%。1840年以後中國製造業產量在世界上所佔份額急劇下降。1860年為19.7%，1880年為12.5%，1900年為6.2%，見該書中文版，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頁。
〔註3〕霍英東：《中國之現代化與香港「九七」》，載《中外論壇》1995年第6期，轉自《高校理論戰線》1996年第2期。
〔註4〕《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32頁。
〔註5〕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頁。
〔註6〕邁克．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0-1995）》（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7、19頁。
〔註7〕談話根據哈里曼的譯員愛德華．佩奇的記錄稿，見Feis,Herbert,The China Tangle，第140頁。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一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3頁。
〔註8〕見．伊瑞依：《亞洲的冷戰》（The Cold War in Asia,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1977年版，第140-141、79、139頁。
〔註9〕見埃德．斯諾：《西行漫記》（中譯本），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406頁。
〔註10〕塞利格．哈里遜：《擴大中的鴻溝》（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頁。
〔註11〕（美）戴維．霍羅威茨著：《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頁。
〔註12〕沃爾特．拉菲伯：《美國、蘇聯和冷戰（1945-1992）》第7版，（Walter Laeber,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1945-1992〕），1993紐約，第105頁。
〔註13〕奧馬爾，布雷德利、克萊．布萊爾：《將軍的一生：奧馬爾．N．佈雷德利自傳》（Omar N.Bradley and Clay Blair, An Autobiography by General of the Army Omar N. Bradley），紐約，1983年版,第581頁。
〔註14〕約．烏．斯斑尼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美國對外政策》（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紐約，1965年版，第51頁。
〔註15〕《人民日報》，1974年4月10日
〔註16〕見《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本卷序第1頁。
〔註17〕《人民日報》1992年8月21日。
〔註18〕轉引自馮昭奎：《「我們歡迎外資」——試論引進外資與發展民族工業的關係》，《世界知識》，1997年第13期。
〔註19〕錢其琛：《1993年：世界開始重新認識中國》，《人民日報》1993年12月15日。
〔註20〕田中直毅：《中國經濟將會持續增長》，日本《朝日新聞》，1996年12月16日。
〔註21〕文章題為：《同中國人發生更大麻煩的危險》，作者：沃爾特．塞爾．米德。
〔註22〕見日本《世界週報》1995年8月15日文章：《美中會迎來「新的冷戰時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