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將成美總統大選的重要議題

美國本位看世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超強，加上冷戰對抗，前蘇聯崛起，核武時代出現，外交政策尤其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就成為歷次總統選舉中的爭論議題。然而，戈巴契夫主政後，提出和平取向的新思維，促使美蘇及中蘇在80年代下半期進行大和解，從而使冷戰於90年代一開始便宣告結束，全球的歷史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992年及199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外交政策都讓位給內政政策，主要的原因在於後冷戰時期，大國之間重新摸索世界秩序的走向，而且從前美蘇之間的核武戰爭問題亦大幅降低其威脅性，因此美國選民對外交議題的關切也隨之下滑。不過，近二年來的世局發展卻使美國菁英憂心重重，目光再度向外轉移，加上經濟全球化的進展，通訊衛星技術的創新進步，都使得美國選民再度關心外在世界的狀況，就使外交政策再成為選舉及國內政治的熱點。

冷戰結束，前蘇聯解體，中共進行改革向世界開放，二極宰制的格局不在，戰略三角關係的權力均衡秩序亦受到衝擊。對於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秩序應如何運作？其主要動力又是什麼？美國內部有相當多的爭論，國際關係學者更提出不同理論來加以解釋。首先，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提出「歷史結束論」，認為西方自由民主主義已戰勝東方極權共產主義，世界將進入民主自由的太平盛世。可是，冷戰結束不久，立即發生波斯灣戰爭、南斯拉夫內戰、波士尼亞衝突……等等許多開發中國家的衝突，世界反而變得比從前更不穩定、更不安全、更難預測。於是，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試圖解釋後冷戰時代產生的亂像。

杭廷頓認為以文明為單位的競爭衝突將取代以國家權力和利益為重心的國際政治互動關係。不過，他的論點遭到很多質疑，而且也無法完整地自圓其說。例如：（一）文明和文化如何劃分，它的定義並不精確；（二）杭廷頓將世界分為八類文明，但其中如斯拉夫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又難脫東方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之影響，故很難截然分立；（三）文明固然常有衝突，但也有其融合的一面；（四）杭廷頓強調未來將是西方文明聯合斯拉夫文明、日本文明和東方文明聯合伊斯蘭文明相互對抗的格局。杭廷頓的第四論點尤其受到強烈質疑，認為他在製造東西對抗以形塑「新冷戰」，也有人強調他是在替向新崛起的中國進行「新圍堵」的理論創造合理性。

由於「文明衝突論」，充斥著自相矛盾而又無法普遍解釋的觀點，因此又有「霸權穩定論」和「民主和平論」相繼被提出來。前者是「硬權力」的代表，認為在更加不可預測而又不穩危險的後冷戰時代中，最好是有一個霸權主宰全球秩序以維持和平穩定，例如羅馬帝國時代時由羅馬軍隊和法制主導全局，因此為維持西方文明的優越地位，美國必須承擔此一重任。後者則主張武力並非萬全之道，因為隱含著戰爭危機，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以「和平演變」途徑去軟化威權體制，使其變成民主國家，從而維持國際秩序的和平與穩定。顯然，這兩種理論都是構築在「美國必須主導」的認知上面，祇不過運用的手段不同而已，因而還是引起許多的爭議，尤其是美國以外的地區，因為就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美國祇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當然美國更不等於是世界。

事實上，「霸權穩定論」的歷史基礎是薄弱的，即使羅馬的霸權也不過是四百年左右，但那祇是西方世界的現象，不能忘了在東方還有漢帝國的霸權在維持東方秩序。就西方文藝復興以後，進入現代世界來看，也從來沒有存在過單一霸權，都是幾個強權所構成的「權力均衡」國際政治格局，即使號稱日不落帝國的大英帝國時代亦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也是由美蘇兩超級強權構成「恐怖平衡」格局以避免互相毀滅。因此，季辛吉批判「霸權穩定論」不符合國際政治的歷史發展，更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妄想傾向，相當危險。至於所謂「民主和平論」，就二十世紀的國際史來看，多少有實證主義的基礎，即民主國家之間確實比較沒有戰爭，和平共處的機會大於威權國家之間。不過，民主國家本身卻製造並發動了不少大小戰爭，尤其是在二次大戰之前。即使二戰後，美國就發動許多小規模戰爭，甚至大規模的越戰也是美國自己所製造的。所以，民主國家不好戰的前提假設，並不能夠成立。這一點也正是「民主和平論」的最大弱點。

不論是「文明衝突論」、「霸權穩定論」還是「民主和平論」，都是想試圖在後冷戰時代替美國外交政策的藍圖找到新的方向，無奈這些理論都各有缺失，還有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格局之發展也未如美國所事先期待，就使美國內部出現兩種比較極端的心理狀態，一是「新孤立主義」態度，即外部世界是危險和野蠻的，不值得美國去花精神和心血，自己照顧得好就行。另一種是「新救世主義」，或稱「新干預主義」，即為維護西方文明和美國價值於不墜，以免世界淪於失序的混亂狀態，美國必須採取必要干預手段，並主導世局發展。

美國必須嚴肅面對的幾件大事

值得注意的是，「新孤立主義」和「新救世主義」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中都擁有信徒，使得傳統的現實國際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之界限變得混淆複雜。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美國內部政治、經濟、社會等結構的變遷所致。有人認為這是世界經濟走向全球化，科學技術資訊化，環保生態一體化之衝擊。但有更多人認為這是世界政治格局朝向多極化之後果。易言之，從美國以強權姿態踏入世界政治以來，美國所習慣的和所經驗的不是五強的權力均衡格局就是兩極的權力均衡秩序，一旦美國成為單一超強，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皆無對手的情況下，似乎很難適應新世界，也不知該如何處理更為複雜的多元政治格局，就顯得顧此失彼、手忙腳亂、目標迷失。所以，這種外交困境使得傲視群倫的美國人心理產生挫折感，從而形成逃避現實複雜狀態，而傾向以片面主義的簡單手段處理問題。

美國民性中的天真無邪和自以為是之特徵經常反映在其對外政策中，有時是十分危險盲目的。21世紀前10年中幾可確定的幾件大事，都是美國不可避免而又必須謹慎嚴肅面對的：（一）中國的崛起，無論是經濟、軍事、科技、文化都擁有愈來愈重的全球影響力；（二）俄羅斯的復興，經過10年的混亂與摸索後，仍然具有超級核武的俄國，在斯拉夫民族主義復甦的浪潮下，絕不甘於處在弱勢地位；（三）亞洲中等核武強權興起，如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北韓、敘利亞、伊拉克、以色列等七國，都在發展彈道飛彈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四）歐盟自主性增強，和美國競爭全球經濟利益，已著手建立歐洲軍隊，以降低美國所主導的北約之重要性；（五）東南亞國家和拉美國家，過去受美國影響甚大，現在都在尋求文化自尊、民族振興和經濟自立；（六）伊斯蘭世界中，反西方反美國的原教旨主義勢力日形擴大，使中亞、西亞局勢更難預測及控制。

面臨這些挑戰，美國應如何對應？主張「霸權穩定論」的共和黨保守派，如小布希傾向用武力手段進行干預，同時擴展軍備，研發更多高新技術武器，保持美國單一軍事超強的霸權地位，不能受到任何挑戰。例如共和黨所控制的國會對聯合國採取不友善態度，拒絕通過先前由美國所努力促成的《禁止核爆條約》，引起包括歐洲、加拿大、日本等美國盟邦的震驚。另外，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都打算推翻1972年美蘇所簽署的《反飛彈防禦條約》。此舉引起俄羅斯反彈及中共高度關切，已強化中俄在研發反飛彈防禦戰略立場上的合作。同時，美國單方面的軍事動作，將促成各軍事強權在新世紀中展開新一波的軍事競賽，令30年來的裁軍努力功虧一簣。

主張「民主和平論」者，大都屬於民主黨的自由派及兩黨的溫和派。他們傾向運用聯合國的協調功能，採取雙邊或多邊主義與各強權合作來維持國際秩序，儘管美國在軍事上領袖群倫，但應該尊重其他大國的地位，維持一種權力均衡的世界格局。例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高爾及布萊德雷都持類似主張。不過，他們卻十分著重美國價值的作用，要積極運用軟性的美國文化之影響力作為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高唱人權重於主權。然而，誠如杭廷頓所言，世界各種文明（含文化）在後冷戰時代都紛紛在求得其自主性地位時，美國若以優越姿態強加其價值於不同西方文明的國家時，衝突對抗勢所難免。又假如文明衝突成真，將升高軍備競賽，西方對抗非西方，進入一個「新冷戰」時代，反而不利世界和平與國際秩序。

寂寞的超強

在今年美國總統選舉開始進行之際，從學術界到新聞界已紛紛反映了這種辯論，政治人物亦不可免地必須提出外交政策之方向與目標，而且應該是宏觀且久遠的戰略藍圖，以適應新世紀的世界發展。哈佛大學教授奈伊認為這將是一次片面主義路線和多邊主義路線的大辯論。季辛吉主張美國不應追求強硬的「單超獨霸」路線，而應該回到傳統的軟硬兼施的「權力均衡」路線。甚至杭廷頓都批評美國這種唯我獨尊的霸權心態若不改善，不但會成為「寂寞的超強」，而愈來愈多國家會認為美國愈像「流氓強權」。美國新領導人責任之重大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