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天」的預測與反應

一、前 言

大選之後，台北變「天」了，但變的似乎不只是「天」，許多事物，許多政策，許多的人也都在變，例如：民進黨忽然提議修改「台獨黨綱」，對比於高喊「台獨萬歲萬萬歲」的陳水扁，這是巨大的變化。中共以「聽其言，觀其行」「拭目以待」作為第一反應，對比於朱鎔基的「中國人將以鮮血和生命來捍衛國土」，這是徹底的變化。股市在大選之後先跌而大漲，對比於工商大老在選前喊出扁上股市將跌二千點，這是奇怪的變化。學者、專家對扁上台，普遍感到悲觀、緊張，對比這兩天的平靜，特別是大陸學者在選後也是一切憂心忡忡，而這二天也開始呼籲「兩岸需要理智和冷靜」（《中國時報》，民國89年3月24日，14版），這也是令人驚訝的變化。為什麼大家都變了？是政治原來就是「高明的騙術」？還是我們都忽略了「市場化的中共」與「掌權的民進黨」都現實了呢？抑或是民進黨在國際（美國）的壓力下不敢不變，而正好中共也必須尋找一個正當的藉口來對付台灣的變化，所以暫時的忍耐呢？或是懾於戰爭的恐懼而出現「自殺性預測」呢？在這充滿可能性的時機，確實很難把握和認清未來的方向，本文希望拋棄眼前令人目眩的變化，從兩岸關係的本質入手觀察，以便分析其發展的軌跡。

二、兩岸關係的根本變化

第一，兩岸關係基本依靠發生變化：在過去兩岸關係無疑是建立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上，縱使是十分模糊，十分脆弱，甚至是完全不同概念的「中國」，但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是「非一個中國」的。李登輝在去年7月9日拋出「兩國論」，雖然在台灣是搞得有聲有色，基本上只是「內爽」，原本在「五二○」之後，在國際上，在兩岸關係上「兩國論」都成為一個廢案，事實上在這段時間內陸委會自己也發表過三次書面聲明，公開呼籲兩岸回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現在此一國際的結構並沒有變化。但是民進黨則完全不會接受任何方式的「一個中國」原則，因為從民進黨的角度，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就是軟化了堅持台灣主權的立場，在去年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中，清清楚楚地指出「台灣主權不可以成為談判的議題」。所以從處理兩岸關係的角度來看，民進黨與中共之間是完全沒有對話的可能，不但如此，民進黨的陳水扁說「一個中國可當議題」的說法，這就是說，我們主權是不能談的，但是大陸的主權是可以談的，最荒謬的是民進黨還自認是一個「善意」，足證其不祇是對中共無知，連自己的邏輯不通也不自覺。

第二，國家認同的轉變：過去在台灣是認同中華民國作為國家的名稱，此一認同包括二個層次，一個層次是認同中國，認同全中國，是中華民國憲法層次上的認同；另一個層次是反共的認同，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在台灣一方面是認同中國，一方面堅持反共，我們用中國來反共，用中國文化來凸顯反共的價值，在此一情況，認同中華民國就是我們的目的，也是我們對國家的終極關懷。對民進黨而言，他們在初始的組黨為了打倒中華民國，是為反對中國這個外來政權而組織的政黨，所以在他們的黨綱中才有「台灣獨立建國」的條文，其後他們的訴求一直在台灣引起不同程度震動，特別是美國的反對，才使民進黨不得不以「決議文」形式承認他們的國家名稱為「中華民國」。但是任何人都十分清楚，對民進黨而言，他們的認同只有工具性的意義，是形勢所迫，是權宜之計，而非真正的目的，這樣的執政自然是造成社會上國家認同危機的進一步惡化，進一步分裂，從而使台灣民眾真正認同中華民國者更直接地感受到社會壓力，特別是當中華民國的內容進一步台灣化，進一步本土化的情況下，必然構成「名」與「實」的矛盾和衝突。這對兩岸交流而言，也將引發更廣泛的矛盾。

第三，民族認同的轉變：「中國」「中國人」等名詞在台灣自90年代後半期以來，曾遭受有計畫地妖魔化、輕蔑化，從而由原本值得驕傲和肯定的名詞，變成了罪惡和否定的辭彙。特別是在多次政治性的群眾運動中，有人高喊「中國豬滾回去」，有人高喊「外省人滾回去」等等。在台灣的多次「民調」中，也刻意挑起台灣民眾的內在認同的衝突，以便透過看似科學的手法來教育民眾，引導民眾必須做出單一認同的抉擇，更重要是李登輝政權也有意，而且故意地把民眾的台灣認同解釋成中共（國）打壓的結果，因此，在李登輝統治台灣的時期中，就已經逐步在作「反中國」認同的工作。到民進黨時期必將進一步強調台灣人的民族認同，以便對內進一步凝聚台灣民族主義共識，對外區隔兩岸的民族，強化民族認同的落差，透過這種民族認同的手段，便可以淡化不得不使用的、形式使用的、工具意義的國家認同所產生的心理不平衡。因此，在民進黨的政治語言中「台灣」便是一個帶有神聖意義的圖騰，在此一圖騰中必須以反華作為基礎來證成此一圖騰的神聖性，這樣也就進一步把「圖騰」專利化。別人是否「愛台灣」是由他們來定義，而明顯的標準便是是否「反中國」，不符合此一標準的在本省人就是「台奸」，外省人就是「中共同路人」、「賣台集團」等。此種民族認同下，對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的憤怒自然視若無睹，對中共的歷史喊話自然毫無所動，反而是激發了台灣民族主義的認同和危機。

第四，歷史認同的轉變：歷史的資料原本就是開放的、待解釋的。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一部台灣的歷史就是一部以「兩岸關係為經，台灣開發為緯」的歷史，因此在介紹台灣時，自然從最早的時代開始追溯，這裡自然蘊含了中國人最先佔有，所以是中國人的領土的意味；反之，從台灣自主的立場，在縷述台灣歷史時，為了證明台灣獨立的正確性，自然是從世界地理大發現，國際勢力東漸進入台灣海峽之後作為歷史的起點，以便凸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明鄭、滿清、日本、中國（國民黨）的佔領台灣、統治台灣，都是外來政權，因此他們在台灣只是過客心態、工具心態，以證明台灣是無主之地、無主之島，自然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是屬於認同此一土地，認同此地人民的人（指本省人，而外省人則需加上反中國來證明自己愛台灣，而且經過他們認可）。而爭取歷史教育的主導權，就是爭奪公民意識的主導權，所以李登輝政權在他統治的後半時期，事實上已經開始了主導台灣歷史的解釋權的工作。如今民進黨執政了，在這一部份的努力自然是不斷強化。我們可以邏輯地推論，如果此一現象若有足夠的時間來培養，假以時日，必然出現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對抗，而由於雙方所沈澱的歷史記憶相反，就構成了認知價值上的對抗，類似對抗必然是宗教性質、民族性質的對抗，其代價不僅是慘烈而且是世代的。

三、兩岸應然的邏輯

陳當選之後，對北京而言，自然是視為「江八點」政策的挫敗；對民進黨而言，自然是視為黨的大勝，因此大家顯示了明白、清楚的緊張憂慮。因此在邏輯上往後的兩岸關係的特徵是：

第一：兩岸之間處在不能犯錯、不能失誤的脆弱時期，特別在原則問題上，任何一方均無犯錯的本錢，因此，兩岸關係就是長期緊張和敏感的關係。大陸當局將以十分嚴苛的自我標準來檢視台灣新領導的一言一行，而新領導人在開始一段可能是謹言慎行，處處小心。然而或由於其個別的信仰，或由於中共長期地不諒解，造成反彈，則兩岸就有可能陷入不測之境。

第二：兩岸之間處在底線對底線的無轉圜空間時期，由於中共與民進黨之間，長期的彼此敵視，彼此排斥，彼此對立，以致使得中共是以民進黨的掌權視為自己長期政策的溫和導致的結果，而民進黨又以對抗中共的打壓，保護台灣的形象來積累自己的政治資源，因此，任何一方均必須堅持對抗，特別是中共在面子挫敗的情況下，更難有任何讓步的空間，而民進黨則在美國和國際的壓力下，雖然作出一些自以為是的讓步，自己定義的善意，然在得不到回應的情況下，便以反對中共的霸權打壓為藉口，以致使兩岸關係導向難以控制的局面。

依上述的邏輯，此刻的兩岸關係自然是十分緊張、十分敵意，然而以目前的形勢來看，似乎各方都認為是相對的理性和平靜，何以如此？是專家、學者錯了？或是政客的騙局呢？理論上有一種稱為「自殺性預測」的說法可能可以參考。

四、自殺性預測

1945年二次大戰即將勝利之際，美國的經濟出現了與30年代初「經濟大恐慌」相同的徵兆，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股市大跌、失業率高昇、工廠停工、公司倒閉、經濟不振，因此，經濟學家邏輯地預測美國將面臨再一次的經濟衰退，結果小羅斯福總統採用了凱因斯的經濟學說：以政府的赤字預算帶動內需，復甦了美國的經濟，創造了50年代的經濟繁景，打敗了經濟學者的預測，這就證明了當時這些專家是錯誤的，是過分悲觀的，甚至是荒謬的。但是，之後尚有學者發現，40年代初期的經濟學者的預測其實並沒有錯誤，反而是因為他們預測的很準，所以人們及早有預防，從而採取了必要的措施來預防悲劇的真正發生，所以稱之為「自殺性預測」。事實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也可以視之為「自殺性預測」，然而依據上述的情況，我們初步可以分析「自殺性預測」之所以成立，有其一定的條件：

第一是預測的精準度很高，引起高度的恐慌。

第二是在邏輯預測的因素，迷失了一個十分重要、十分常見但又不可控制的因素。

第三是事後採取了正確的急應之策，立刻拉開應變的時間。

第四是此後的政策也都相對的能夠對症下藥，排除困難，在稍有成就上創造更多的時間和更大的迴旋空間。

如果我們以上述的四個條件來探索，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大選後這一周的變化有些地方出現一些合拍的現象：

第一是兩岸的專家、學者，甚至香港和外國的學者也有類似的看法，特別是在中共發表「白皮書」和朱鎔基記者會之後，兩岸的空間（這一部份是因為「兩國論」的發佈而造成，而且這也是邏輯上兩岸危機的根源）、時間（白皮書有急迫感）以及手段（朱鎔基的講法）的模糊性完全喪失，兩岸形成了高度緊張和對峙。任何人都相信此時此地若再加上一個民進黨總統這樣一個爆炸性的因素，其後果為何。所以我們以為這是十分精確的預測，這個預測事實上就是明白地指向兩岸戰爭的可能性，而此種戰爭的結果自然是兩岸人民所最害怕，也最無法承受的後果。

第二是在上述的預測中，大家都熱心於邏輯的推論，而忽視了一件最重要的變數，即是「戰爭」，人們在經濟發展的驅策下是厭戰，而且也必然會避戰，不可能在戰爭之前反而求戰，所以從理性抉擇的角度來看，人們會在「面子」、「理念」等虛體的榮譽和戰爭的恐懼之前，選擇逃避戰爭而放下「面子」「理念」。

第三是陳水扁當選之後的第一個講話是務實而善意，相對地，中共對民進黨總統的第一反應是「聽其言，觀其行」「拭目以待」，這就使得雙方創造出一個緩衝空間。若非如此，則極有可能在此一周內隨著暴發不可逆轉的危險。

第四是此後民進黨也陸續釋放正面的資訊，而中共則一再重申自己的原則，在其他方面也沒有真正實質的動作，特別是以「五二○」為觀察點，使得兩邊有了一些時間來調整。特別是中共短期對台政策的基調，大致是堅持而且強調「一個中國」原則的底線來觀察陳水扁的言行，而形成「敵動，我不動」「以靜制動」的壓力和姿態，並試圖對最壞的結果作出理性的解釋，其方法為：

一是強調非扁的61%是反獨、主張維持現狀的台灣民意，甚至也分化扁的支持者不是支持台獨，而是支持改革。

二是釋放出「和平統一」的基本政策出現反省和檢討，特別指出北京有人檢討「江八點」的聲音，他們說：大陸方面第一次那麼認真地討論兩岸統一手段的非和平方法。以便造成壓力，其實這也是另一種暫不動武的新資訊。

至於民進黨的資訊也是十分清楚，除了修改台獨黨綱之外，特別民進黨的親扁人士提出若干建議，例如：延續國號、和平手段、統一選項等，都可以視為一項務實的改變。

從短時期來看，兩岸關係確實反而因為扁的上台出現「自殺性預測」的樂觀現象，但是兩岸關係的危機和緊張究竟是暫時的「自殺」，或是真正的「死亡」嗎？恐怕仍不容樂觀。

五、綜合評析

我們從中、長期來看兩岸關係仍然十分嚴峻。以下分別從中共和民進黨兩部份來分析：

從中共而言：我們以為有以下數點值得重視：

一是中共官方不可能真正回歸「市場理性」的思維法則來處理此次的「失敗」，我們相信他們仍在積極作可能打的準備，以因應陳水扁激情的演出，換言之，中共是在等待一個出兵的理由，而不是調整了心態。

二是中共官方也可能是先以「冷靜、理性」來獲得國際的輿論，之後再以原則的堅持來迫陳失去耐心，失去理性，失去原則，以便獲得合理的藉口。

三是中共也有可能以經貿為籌碼，特別是針對台灣年年出超的百餘億美金的部份作文章，來迫使陳在這一方面感受壓力，而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讓步，否則就以經貿的手段來影響台灣經濟。至於其他在外交上，在國際上自然更加嚴厲地封鎖、打壓來製造台灣民眾對扁的不滿，激起扁的憤怒等。

四是中共也在表面理性的反應之下，完全關閉與民進黨的私人溝道管道，以迫使民進黨只能從他人間接得知中共的作法，而迫使民進黨出錯。

至於民進黨方面，則在勝利之際，一方面表現出勝利的驕傲，一方面也顯示傲慢的謙虛，這將使得民進黨日前的「善意」策略化，果如此，則在善意得不到回應之後，本質的突顯所帶來的另一種反彈，將是民氣高漲，容易錯誤的時刻。事實上，民進黨必須體認到，到目前為止，民進黨所能釋放的資訊，都在於自我認定的「善意」的範圍內，對中共而言顯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可能還是惡意和挑釁，例如請汪先生「五二○」來台觀禮的說法。看起來民進黨真要開拓空間，爭取時間，則必須提出雙方共同可以定義為善意的政策，如：以宣佈因國內整合的需要，婉拒訪美的好意；公開呼籲美國國會放棄「台灣安全加強法」，明白宣佈減少對美武器採購，以用於國內經濟建設；呼籲美國國會應給與中共「PNTR」（永久最惠國待遇）。總之，在國際上主動協助中共，減少困擾，修正李登輝對抗式的「務實外交」，我們以為這才是中共可以感受到的善意。再如：公佈暫停推動加入聯合國、回歸中華民國現行憲法、在各個文件中高喊自己是中國人、回歸「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再則在組織上、人事上也可以表示出善意，如陸委會、海基會的人事，徹底改變李登輝的人馬，給中共一個新的期待；其他如僑委會、蒙藏會的保留，人事的安排上重視到統、獨的平衡，自然也是一種善意。總之，必須從心理認真嚴肅地把改善兩岸關係當成新政府的主要成就，才有可能為民進黨的執政爭取建立可以互信的基礎。民進黨既然自認為自己是台灣各政黨中最不可能被認為「賣台」的政黨，頂著這樣的光環，作出最理性的政策。上述的選項，民進黨在感情上一時之間可能無法接受，但一旦作了上述的宣佈，兩岸關係因此和緩，將使中共和國際對於民進黨從「拭目以待」轉而讓人真正「刮目相看」，打倒所有包括個人在內的悲觀的預言家，那才真正是台灣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