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大選結果,在某個意義上是帶有神秘的資訊。正如陳履安所說,自從中共2月21日對台白皮書發表以來,兩岸談判的課題,已毫無疑問地攤在檯面上。既然如此,選民在投票選擇時,已經知道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生命財產,與下一任總統能否妥為處理兩岸關係休戚相關。陳水扁當選了下任總統,是不是表示選民認為他是五位候選人中,最能勝任將兩岸關係從目前的池沼中挽回來呢?在我們談「新總統與新的兩岸關係」以前,必須先對這次為何有阿扁當選的發生,略加推敲。然後才能考慮其他問題,譬如阿扁競選期間有關大陸政策的政見,美國人的因素,及阿扁當選後的立場。這樣才能得到一個比較可靠的推測。
當選但無明確的「天命」
這裡所說的「天命」(英文中的mandate),即指選民的托付與寄望。這可以從選票中看出來:譬如得票的多寡,以及選民對當選人政見號召的反應。可舉美國兩個例子來說明這個觀念。第一,尼克森在1968年以在野之身,高票擊敗當時的現任總統。是因為時值美國深陷於越戰泥漿中無法自拔;而尼克森在競選期間誓言當選後將終止越戰,撤回所有在越南的美國軍隊,並將以「談判代替對抗」政策,穩定亞洲與世界和平。所以,尼克森之當選,正代表他有選民授予他的「天命」。上任後,他不但順利結束了越戰,而且他一九七二北京之旅,奠定了美國與中國大陸正常化關係之根基。第二,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值美國積多年經濟蕭條之厄運。克林頓僅以一個小州州長而能擊敗現任的強勢總統,就是因為選民給了他一個搞好經濟的「天命」(他在競選中的號召就是“It's the economy, stupid.”)。現在回來看阿扁的當選,他的得票,只有全體選票的39.3%。換句話說,宋連兩個陣營加起來的得票(36.6%加21.1%等於57.7%)就遠超過他的了。何況,在這次競選期間,民意調查顯示,只有22.6%的人支持台獨(這已較以前的比例高出了很多)。若把這兩個百分比放在一起來交叉分析,可知阿扁當選,絕不是選民要寄望於他來搞台獨,而是出於別的原因。譬如,宋連兩家分掉了國民黨的票源;國民黨由於李登輝遺留下來的黑金與黑道以及民主制度內大搞獨裁等問題太多,需要整頓;甚至於某某人臨門一腳的效應等等。也就是說,阿扁當選,絕對沒有選民托付他搞台獨的「天命」。
阿扁既定立場的微妙改變
阿扁自開始競選以來所主張的兩岸政策,最明顯也是最足以代表他想法的,莫過他的「五大保證」。前四點保證,可以用他「兩國特殊關係」的名言代表。比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主張,還要更露骨。第五點保證,是「兩國(台灣與中國)關係的走向,以及任何改變現狀的決定,應經台灣人民同意。」換句話說,就是如果要台灣獨立,需要靠公民投票(公投)來決定。可是,他以後對這一點又改變了。在去年底開始公開宣佈他當選後,決定不使公投入憲。這可能與美國人的勸誡有關。據知美國人於去年12月5至7日透過一次在斯丹福大學舉行的辟室密談中,與台灣三大候選人代表見面(譬如代表阿扁的就是一位邱先生)。表面是對台灣大選交換意見及瞭解三位候選人的大陸政策,實際上是美國人藉機「提醒」三位候選人在競選期間必須謹慎言行。美方參加密談的包括一位前國家安全顧問及其他以前一度顯赫的官員若干名。除了表示希望兩岸問題須以和談解決外,他們還直言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並非給予任何個人。並且美國的支持,也不是沒有止境的。如果有任何挑釁行動導致大陸動武,那麼台灣須自負其責。無巧不成書,正好阿扁也在這個時間以後開始表示如果當選,除了不主張公投與兩國論入憲以外,還願意去大陸訪問及推動和平談判等等。這可說是從善如流。這最後一點(去北京訪問),他在當選後當天發表的感言中,也再度重複。並且說得更為具體。他說在就職以前,願意和副總統聯袂去中國訪問。本文脫稿時,恰在選舉後一日(須趕《海峽評論》每月20日的截稿期限),北京尚未有回應。但按常理及個人所知推論,北京對此棘手問題,不會輕易答應。因為,阿扁認為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相干的國家,那麼去中國訪問是等於去一個外國訪問一樣。那麼北京在這種情況下邀請他,不就等於是默認了他的兩國論?而且既然是兩國,那麼在外交禮遇上又當如何處理來訪的這位外國總統(雖然尚未就職)?相反的,如果在阿扁公開宣佈願意去中國訪問(也讓美國人知道了),而北京拒絕他成行,那麼豈不給阿扁多了一個把柄,讓他可向美國人告狀,說是北京對談判沒有誠意,爭取美國的同情。我估計在一個中國問題沒有解決以前,不但在他訪問的事情上,恐怕在整個兩岸關係上,也會僵持不下的。
大陸從未提「中央對地方」談判
白皮書與兩岸談判之契機也許阿扁陣營的人會說,兩岸關係的問題不在台灣,而是在大陸。因為北京2月21日的白皮書已經把話說絕了。是要找台灣的碴,好動武而已;並沒有誠意要談判。個人認為,這話須要商榷。第一,我們需瞭解北京發表這次白皮書時間的問題。第二,我們需要知道白皮書中暗藏的玄機。首先,我們需要冷靜認識到中共為什麼選在2月21日發表白皮書。我們應該記住,自從去年7月李登輝的「兩國論」(台灣與大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提出後,中共認為台獨已猖狂到一個地步,時間已不再在大陸一邊。兼之,台灣總統大選期間,竟然有人更進一步改之為「國與國特殊關係」,並直截了當地說大陸與台灣早已是兩個國家。再加,台灣在美遊說團順利與美國國會友台議員掛鉤,使「加強台灣安全法案」(HR1838)推上了國會議程。眾議院已於2月1日高票通過。所以北京才迫不及待地要就台灣問題表態。所以,北京才在2月21日發表了「一個中國與台灣問題」的白皮書。但是,儘管如此,白皮書中暗藏了兩個玄機。即回應了台灣向來在平等(或對等)地位及先談功能性問題的兩大堅持點。第一,白皮書中不只一次地說起雙方「平等協商」;而且有一處還提醒台灣說:過去大陸之所以提議黨對黨「對等」談判(及「吸收台灣各黨派團體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而始終不提「中央對地方談判」,就是為了「照顧台灣當局關於平等談判地位的要求」。然後再說:「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完全可以找到平等談判的適當方式。」第二,白皮書也說只要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什麼都可以談,包括功能性(經濟、文化、社會,與對外空間)的問題。雖然白皮書一再強調一切均須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但這樣對台灣網開兩面的情況,是值得陸委會注意的。我仔細研讀陸委會2月25日摒斥中共白皮書的聲明,完全沒有抓住這兩點及其用意。如果新總統真心要找到突破的話,必須先抓住這兩個暗藏的玄機不可。這兩個玄機,首先還是美國人發現的。譬如《亞洲華爾街週報》在3月6至12日的一期(第17頁)中登了由Karen M. Sutter執筆寫的一篇Don't Overlook Beijing's Other Message一文,就特別指出這一點重要發現。而且她在白皮書中找到了五處用「平等」的字眼。所以,美國人早在阿扁當選前,已知北京要回復兩岸談判之處心積慮。(另外,在2月21日,即白皮書發表的同一天,《人民日報》的社論,也強調了「雙方平等協商」的論點。)台灣的媒體在大選前兩日還一再報導美國正以三套應變辦法來防範中共可能祭出用武的花招。殊不知美國人老早已知道中共以假武迫真談的用意。阿扁要想把沒有談判誠意之罪加諸北京之身,是很困難的。
李登輝下台華府鬆口氣
兩岸談判之天時地利有鑒於以上所說,再加天時地利,目前客觀環境應該是有利於促成兩岸談判的。這點需要解釋。首先,美國人的立場值得我們考慮。但由於統獨兩派均有曲解美國對台意願的動機與前科,我們對此問題須特別小心,方能得到真貌。美國對台海兩岸關係的態度,可用兩句話來刻畫。第一,美國不願意見到台海兩岸之分歧鬧到以武力解決為終結。故華盛頓(包括國會與白宮)對中共白皮書反映一再強調不能接受大陸對台用武。儘管如此,仍然強調兩岸必須和平談判。第二,美國雖是關心台灣安全,但絕不支持台灣獨立。在台灣總統競選期間,美國朝野擔心台灣競選人中會有人嘴無遮攔地胡亂興起台獨浪潮,惹起中共強烈反彈,已如上述。此無他,是因為美國人擔心歷史重演。猶憶1996年3月間,也逢台灣總統大選。中國大陸由於對李登輝前一年訪美宿怨未洩,遽而對台發動導彈試射。美國迫於情勢派了兩艘航空母艦率領的艦隊來台灣海峽給台灣壯膽,結果幾乎引發了一場中國大陸與美國間的熱仗。事後經過九個月的政策檢討,美國決定以後不能再一次被台灣拖下水,惹來與中國大陸軍事衝突。隨有一九九七年初宣佈的對中國大陸「全面接觸」政策;更有由克林頓總統在上海發佈的「新三不政策」(包括不支持台獨),統統由此而來。其中之一切,均以美國利益為目的。其實這個政策是美國兩黨的政策。並非僅是克林頓個人的政策而已。其法源,可以追溯到國會(正是民主黨佔多數的國會)1996年3月通過的的HConc 148決議案。這次台灣又逢總統大選。美國政府提心吊膽之餘,曾用不同管道對台灣勸說。譬如透過西岸的斯丹福大學召開的密談,已如上述,不贅。其次,看台灣方面。大選之前是李登輝時代。在兩岸關係上,它給台灣帶來了一次又一次的駭浪與凶濤。讓美國人傷透腦筋。故美國人已經拋棄了外交辭令,公開稱李登輝為一個flamboyant(信口開河)的政客;一個troublemaker(玩是弄非者)。所以這樣的人下了台,美國也鬆了一口氣。何況新總統應該以拯救台灣二千三百萬人的身家性命為己任。所以,新總統有一拋棄李登輝時代,並朔造一個嶄新時代之好機會。綜上所說,只有一個結論,即天時地利人和,均為新總統搞好兩岸關係準備了有利條件。新總統也義無旁顧,其職責只有尋求與大陸改良關係之一途。問題卻是新總統有此準備嗎?
超脫一個「囚犯的窘境」
展望兩岸關係的未來真正的問題乃在新總統對兩岸關係的立場。
上面我們已經提到阿扁的兩國論信念。而在大陸仍以江澤民1995年發表的「江八點」為基準。其實這都是繼承鄧小平對台灣政策的底線。包括最近白皮書中所言如果台灣長期堅拒不來談判,大陸將不排除武力相見的不得已選擇,都是鄧小平的意見(鄧公曾親口告訴過本人;不過在這次白皮書以前,中共從來沒有公開透露過)。
在江八點與新的白皮書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就是一個中國。這有兩點意義。第一,只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兩岸什麼都可以談;這點不難理解。第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也是建諸於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上。同胞才不打同胞。如果台灣自己否定自己是中國人,那麼就不再是同胞。中國大陸對於非同胞,當然就沒有義務不可動武了。這點比較含蓄,所以不說穿了,恐怕很多人還看不出來。
一般人對於一個中國,總以一種意識形態來對待。更因此而認為接受一個中國,等於是向中共投降。我覺得這是一個無味之爭。以下我將從談判學的眼光來看此問題。會有另外一種體會。
現在,先來說新總統打出了兩國論的招牌,作為一個處理兩岸關係的策略來說,會阻撓他想在發展經貿關係上的努力。阿扁在政見中說他當選後要想「發展兩岸經貿合作關係」。他並且說歡迎「中資」來台投資。這個論調極為新穎可許。但是,因為他的政見是從兩國論出發,所以政見書關於經貿合作部分,通篇所言雖然相當務實,但卻籠罩在「稽查」,防範,「國家安全」以及「防禦性措施」的陰影之下。這是因為兩國論的大前提,乃基於國與國之抗爭,所以,毫不虛偽地露出了對抗(不說仇視)心態。如果以這種心態來處理兩岸經貿關係,其後果不言而喻。
蔣經國是台灣「務實外交」的始祖
現在,再來談打出一個中國的招牌,如何可以把兩岸關係從對抗性變成合作性的遊戲。最好的例證,可從以前蔣經國時代的務實外交策略運用上看出端倪。蔣經國是台灣「務實外交」的始祖。在他的時代推行務實外交,中國大陸沒有像以後一般地在外交上對台灣趕盡殺絕。這就是由於經國先生的務實外交,乃昭然基於一個中國的大前提上。因為只要台灣不放棄一個中國,那對大陸而言,統一就不是個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只是什麼時候會發生的問題。
我是教授談判學的。用談判學的語言來說,這樣就把兩岸關係,從「一次買賣」性質,變成了一個持續性的遊戲(iterated game)。然後才可以讓「未來的幢影」(shadow of the future)發生它的作用。意即在持續的遊戲中,當前的損失或讓步,永遠有未來的機會與收穫所補償。用博弈學的語言來形容,即可以超脫一個「囚犯的窘境」(prisoners』dilemma)而導致雙方合作的表現。在談判學中,合作被視為「超脫囚犯窘境的藝術」,正是這個意思。
李登輝陷入「囚犯的窘境」
可是到了李登輝時代,務實外交不靈了。中共一再實施對台灣外交封殺伎倆。這不是因為中共變了,而是台灣放棄了一個中國原則。就如李登輝喜歡講的,沒有統一,哪來一個中國。既是沒有一個中國,那麼兩岸關係就不是持續的遊戲。而變成了一個「囚犯的窘境」。所以,就像囚犯窘境中的兩方一樣,非「出賣」(defect)對方不能確保自身安全,故無法合作。
目前的新總統,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否定李登輝路線。認已往之不諫,務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以今是改昨非。如何再度超出「囚犯的窘境」,將兩岸關係帶回持續的遊戲,是一次難逢的機會,也是一個對新總統政治智慧的考驗。但秘訣須再度打出一個中國的招牌。
阿扁在公投是否入憲問題上,已經作了一次勇敢的修正(已如上述)。如果能拿出同樣的勇氣,將一個中國或是兩個中國的問題也加以及時修正,那不但能讓兩岸倖免於戰爭之浩劫;而且可以奠定長期穩定繁榮之基石。這才是雙贏,不是口號。果真如是耶,不僅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蒙福而已。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均將心怡擁戴。阿扁已證明有勇氣從善如流,只在一念之差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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