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陳水扁與美國人的情感關係

冷戰思維的延續

歷屆美國總統競選時，都會少少地提幾次台灣問題，因為份量很輕，所以在提台灣問題時，都必須用最普通的字眼來傳達最簡潔的訊息，在這種提的次數與時間都少，卻又非提一下不可的問題上，絕不會照顧到台灣問題中複雜而細緻的面向，但最容易看出來整個美國社會的情感傾向。

比如，從雷根以降，不論各個總統候選人用的是什麼理由，挑戰者都會替台灣打抱不平。像一九八○年上台的共和黨總統雷根，用的理由就是反共；一九九二年換民主黨執政時，柯林頓用的則是人權；二○○○年再次換共和黨時，小布希用的是國家安全的理由。

但事實上，這些美國總統在任內卻不見得制定台北樂見的對華政策，像雷根與前蘇聯的對決，使得他決定要拉攏中共。柯林頓則在中共推動對外開放的誘惑中，決定以交往代替圍堵；而今小布希尚未登基，就已經不再像競選時指中共為戰略競爭者。正因為實際政策如此這般，就容許國會反對黨或下一屆總統候選人，可以在情緒上騷擾華府策士，批評他們冷落台灣，不少被批評的人還心有慼慼焉。

美國人的理由雖然不盡相同，對台灣表達支持則一。這就不禁讓人感覺到，多數人支持台灣的理由是事後找出來的，只是用來包裝心理上對台灣早已經存在的同情。而且這個同情的傾向，恐怕不是直接因為台灣而發生，而是由於台灣與美國的敵人——中共——站在對立面的緣故。倘若不對台灣有所同情，就猶如背棄了自己一般。

換言之，美國人對台灣的情感是附帶性的延伸物，主要起作用的，還是冷戰以來他們對中共的負面情感。雷根的反共是在反對中國那個早就應該「丟到灰燼中的共產主義」；柯林頓的人權是在反對「從巴格達到北京的屠夫」；小布希的國家安全是在反對正在成為美國「戰略競爭」者的崛起中的中國。

應該說，反對的理由雖然不同，對於中共表達疑懼則一。故對台灣近乎自發的同情，是在反中共的情感傾向下決定的。美國作為世界霸權的心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就屹立不搖。相對的，中國則是一個國力上升中的大國，自然受到猜忌。美國是二十世紀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的搖籃，而大陸卻成為社會主義的試驗場，自然互不信任。美國是當代自由主義的大本營，中共則一直奉行集體主義的政治哲學，自然彼此厭惡。台灣與大陸多年的對立下來，正使得美國益感台灣可愛可親。

阿扁讓美國鬆了口氣

美國人對台灣若有保留，常是屬於人格方面的問題。自二次大戰伊始，白宮主人就從來沒有喜歡過蔣介石；他們對來自蘇聯，且掌控情治系統的蔣經國當然也缺乏好感；近年對於有武士道精神的李登輝，甚至還以「麻煩製造者」相稱。似乎，陳水扁的上台給美國人有了新的希望。過去當陳水扁在美國訪問鼓吹公民投票時，還曾經讓一些美國人覺得他很可怕，但上台之後卻對美國言聽計從，表現得出乎意料之外的合作意願與依賴態度，確實讓美國官方鬆一口氣。

的確，陳水扁的上台幾乎完全轉變了過去台北高層對美國的心態。早在蔣介石時期，就因為金門炮戰問題有效地拖住美國，而成為英語國際政治教材中的一個教學範例，使美國對他戒慎恐懼。蔣經國則因為卡特啟動的人權外交造成美國政策的混亂，而與美方虛與委蛇。李登輝與華府的恩怨，眾所周知是因為康乃爾之行而結下的。

不論如何，他們看待美國時，都是相互利用的成分居多。蔣介石意在正統地位的維護與軍事安全的鞏固；蔣經國只消極地追求政治支持，但終為形勢所迫而在內政與兩岸關係上另謀出路；李登輝則積極地又回頭想借用美國之力，圖謀外交斬獲。所以他們對美國的正面感情恐怕都有限，而是計利算害的工具性居多。

陳水扁為美國帶來的挑戰是，他是台北高層出現的第一位不知道要如何利用美國，但又感到自己不能沒有美國的領導人。他的方法是表現得完全聽話，從而說服美國沒有拋棄他的正當性。但他不像前面幾位總統拉住美國各有具體目的，畢竟他既不需要美國支持他反攻大陸，又不必靠美國幫助他取得統治正當性，也不打算靠美國協助台灣回到國際舞台，更不敢靠美國追求台灣獨立。陳水扁對美國百依百順的動機，是要美國支持他什麼都不必做的政策。

華府在台的傲人成就：阿扁總統

這就說明今天美國人對他真是愛憐以極的道理了。一個看來虎虎生風，毅力堅決的改革領袖，竟可以身段如此柔軟，怎麼忍心再逼他呢？以致於美國在台官員從不掩飾對在野聯盟的不滿，他們認為，反對勢力怎麼可以處處刻意對這樣一位總統杯葛呢？而且，他們對陳總統就職以來的表現頗為讚許，號稱一切都在預期之中，並宣稱兩岸不會有問題，他們對陳總統信心十足。民進黨入主總統府，儼然成為他們心中可以像華府交代的一項傲人成績。

陳總統不是沒有個性的人，他對華府的依賴其來有自。陳總統自幼便在各項競爭中表現優異，從政以來所向披靡，為人稱道。但他在競選總統期間，嘗以做什麼像什麼自許，這裡，他間接透露出了爾後潛在問題之所在。那就是，他始終是在別人提出的標準上力求表現，有時難免捉襟見肘，甚至疲於奔命。他從來沒有發自內心相信一個什麼有哲學含義、層次深遠的原則，這是他被人批評善變的原因，但對他自己而言，他沒有變，他一直在滿足別人。然而，他當選總統之後，就變成眾人所期待要提出標準的人，造成他亟需更高的權力來安撫的焦慮。

過去他要滿足的對象，都是他爭取更高權力來源之所在，今天他爭取面對中共的更高權力，既然覺得最大的威脅從對岸來，能保護他的就是美國了，於是美國成為理所當然的依賴對象。故只要美國提得出的標準，他就會勉力去完成，包括像核四復工這樣重大的決定。有這樣一位總統，一方面會讓華府將來在有必要與中共妥協時，更容易商量台北來讓步，另一方面也會讓更多美國人事後產生更大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