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對人對弱小者和對民族抱著無限關懷的歷史家

台灣的二十世紀的歷史，大部分時期，可說是在舊的、新的帝國主義和民族的獨裁政權重層壓迫下的歷史。在這種特殊的歷史中，民族受到屈辱，社會被切割撕裂，人的心靈和思想受到嚴重的扭曲。這樣的歷史，對台灣社會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莫過於普遍地喪失了認識自己的歷史的能力，致使台灣社會的現實像無航標的船，迷航於汪洋中。

記得，前西德總統維茨札克，於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納粹戰敗四十週年，對西德國會發表了有名的演講；此文題目是《對過去的無知就是對現在的盲目》（或也可譯為《無視過去的人必對現在目盲》）呼籲德國人要記取歷史的教訓，不斷地以自省的態度向歷史學習，指出對歷史的無知必然造成對現實的盲目；該文深刻地闡述了歷史認識對現實的重要性。戴國煇先生在與王作榮先生的對談中也曾提及該文，並曾將該名文輾轉交給李登輝，寄望李在草擬「二二八道歉文」時能參考該文的精神，可惜李並未有這般程度。由此可見，戴先生如何重視該文的歷史觀點。

這就是戴國煇先生，一個深刻的體認到歷史對台灣人民的重要性的先覺者。他早在一九七○年，便在日本創立了「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首開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的先河，當時台灣仍處於昏天暗地的戒嚴時期，這是需要一番見識和勇氣的。自此，他一生致力於追求被權力者和被時間所掩蔽的台灣歷史的真相，不斷地追尋並指示客觀的真實的對台灣的歷史觀點，以期重建台灣人民的歷史心靈和民族的認同，希望對莽撞以及充滿危機的台灣社會的走向有所影響。

戴先生研究台灣史的精神，令人敬佩的地方，除了從客觀的史料調查出發，堅持歷史學的專業精神之外，最值得學習的就是，從對人的和對民族的無限的關懷出發，燃燒著熱情把歷史還原到對人的對民族的處境的思考，並勇於批判和自省，這是他的歷史研究的最大特質。這個特質，簡單地說有下列幾個方面：

一、致力於掌握第一手材料

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唯有以科學的態度從事研究，才能接近客觀的史實，而掌握第一手材料是科學的歷史研究的出發點，戴先生一生據守這個原則。台灣近現代史是在重重強權支配下的歷史，幾番撥弄，歷史資料早已佚失四散，戴先生在歷史的迷霧中，數十年來，在日本、大陸、美國、台灣各地辛苦地四處搜尋、訪問、調查，蓄積了龐大的第一手材料，並誠正地依據這些史料梳爬追尋歷史事實，才建立了獨自的歷史觀點。有別於時下許多曲學阿世，以政治風向或意識型態取代歷史的所謂「歷史學者」們，戴先生一貫依史實說話，他的治學風範足為後來者追習。

二、「台灣出身的客家系中國人」

所謂歷史研究，除了追求事實，還要解決價值判斷的問題，這也就是中國史學傳統的「春秋筆」的精神。要有一個明確的價值和立場，才能使歷史研究不致淪為統治者的、權力者的歷史。特別是像戴先生那樣，身經重層的壓迫的台灣近現代史的人而言，歷史除了是一個客觀的研究對像之外，更是自己生命歷程的一部分，研究歷史也是研究自己的生命歷程，在主客觀的歷史之間不斷地辯證上升過程中，戴先生所確立的就是「台灣出身的客家系中國人」，這樣一個堅定的身份認同和民族立場。這使他雖然旅日四十多年，在日本成家立業，卻仍堅持中國國民的身份不歸化日本籍，這在對外國人重重設限的日本社會中是需要極大的勇氣來抵擋壓力和誘惑的；雖然在日本立教大學主持歷史研究所，仍持一貫的態度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對台殖民的歷史；在台獨氣焰高張的留日僑界中，他仍高舉客系中國人的旗幟；並且在八○年代後，台灣的分離主義意識日漸氣盛之時，他毅然挺身投入「中國結‧台灣結」的論戰；在二二八已超過歷史論議被當做政治圖騰的今日風潮中，他是最早著手研究二二八掌握大量史料的人，並把他的良心史識結集為《愛憎二二八》；特別是，一九九六年，他放棄長年的日本生活和事業，賣掉房子，像鮭魚逆流回母川一樣，把他一生心血換來的大量書籍資料搬回故鄉台灣，投身台灣子弟的教學和政治建言的實踐，而在李登輝用獨大的政治權力所掀起的台灣社會的反民族認同的狂潮中，他仍孤獨地迎向狂瀾……。支持戴先生一生奮戰不懈的原動力，我想就是他以自己的生命和歷史研究，所錘煉出來的，堅定不移的「台灣出身的客家系中國人」的身份和民族認同的立場。

三、站在弱小者的立場

在戴先生的一篇題名為《隱痛的傷痕》的文章中，起頭如此寫道：「這一片往日的傷痕，依然清晰地遺留在我心靈深處，它常常在不知不覺之間，隱隱作痛，啃咀著我的記憶，歷久彌新。這傷痕宛如無形的文字，寫出殖民統治下的辛酸和亡國的血淚……」，文章的結語，他說：「由於那些惡毒的辱罵所造成的傷痕，常常警惕著我……並且鞭策著我，堅持一貫主張，去反殖民主義與反種族歧視……」。

從這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中，使我們深深地體會到他的思想特質就是永遠站在受欺凌的弱小者的立場。這使他從七○年代起，除了致力台灣史研究之外也關心原住民的問題，開始著手研究霧社事件，編寫了《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暨資料》，引起廣泛的評價，他從自己受屈辱的歷史出發，超越受害者意識推己及人，而上升到站在所有的弱小者的立場的精神高度。特別反省到，自己漢族的身份中也曾有壓迫原住民的歷史，而懷著一份原罪的心情，從事原住民歷史的研究工作。這種自省的歷史態度，在今日瀰漫著傲慢的「大台灣主義」的風潮中，更顯得珍貴。這使我不禁憶起，在戴先生的告別式上，原住民盲詩人莫那能先生含淚高歌自創詩歌，歌詠戴先生「您是天上的星星……」的一幕。

四、提出「共犯結構」的歷史觀點

站在弱小者的立場批判日本的殖民統治的同時，戴先生也勇於自我批判，誠實地面對歷史事實，指出了部分台灣人幫殖民地獨裁者助紂為虐的「共犯結構」，點出了殖民統治下和獨裁統治下的人的兩面性。戴先生超越台灣人受害者的意識，勇於指出台灣人與加害者「共犯」的事實，這不只符合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史實，甚至對國府戒嚴統治時期，直至今日台灣人資產階級執政時期來說，也仍是一針見血的真知灼見。這對外片面誇大台灣人受害歷史，盡情煽起台灣人片面的受害意識，替台灣人戴上絕對受害者的道德光環，以獲取政治權力的勢力來說，不啻當頭棒喝。

從戴先生歸鄉並投身教學與政治諮詢的實踐工作以來，數年間，他好像有點沈默了，在許多次與反民族的狂瀾鬥爭時，在人少力薄的處境下，我們多麼渴望戴先生出面以正義的洪聲挺身相助啊！直到他辭去了當政者的政治諮詢工作，才又恢復了他原有的對歷史與現實針砭的熱情。記得去年，我們將組團赴韓國參加為紀念光州事件二十週年所召開的「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第四屆會議時，他本欣然答應參加，但可惜，因為醫師忠告他不宜長途旅行勞頓而作罷。在他過世的前二個星期，也就是去年的十二月末，因為小林的漫畫書《台灣論》荒誕傲慢的氣焰，使他再度站出來，本著他特有的歷史精神，不只批判了小林的日本右翼觀點，更嚴厲批判了「台灣若似李自我迷失，路會愈走愈窄」（見《聯合報》，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時，本來約定好了，邀集朋友們聚會一次，進一步談論小林《台灣論》的問題，不意他突發高燒不退，但仍堅持如約赴會，經大家相勸才作罷，沒想到隔天就陷入昏迷，一周後竟溘然辭世，留下未能如願完成的宏大的歷史著述計畫，雖然戴先生抱著未竟的著述宏願憾然辭世，但他留給我們的歷史精神卻比任何一本歷史著作還珍貴，永遠留在我們心靈的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