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功罪，誰予評說

一、學術思想開放與市場經濟開放同等重要

春節剛過，王曉波教授給筆者傳來新加坡《聯合早報》刊載的兩篇短文，一篇是都人先生的《北京重新評定蔣介石的歷史地位》（以下簡稱「都文」），一篇是莊文康先生的《為政治效用治史？》（以下簡稱「莊文」）。「都文」是根據中國大陸的兩部電影劇本肯定北京方面重新評定「蔣介石的歷史地位」，一是北京中央電視國際頻道播送的連續電視劇《遠東陰謀》；一是在廣州封鏡的史詩戰爭影片《黃埔軍人》。這兩部影劇對蔣介石的歷史地位，都作了正面的肯定。「都文」不但欣賞北京方面對蔣介石歷史地位的肯定，而且曾經建議過北京應該迅速恢復蔣氏歷史名譽。

「莊文」是對「都文」的回應和補充，基本上是贊同重新評定蔣介石的歷史地位。但如何評定，認為這是「史家行內的學術問題」；如果是「為政治目的而治史」，則就有待商榷了。換言之，要評定一個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就須要有客觀的標準。消極方面：「最好是不拘泥於單一的意識形態」；積極方面：「還有很多大是大非的問題須要解決」。例如要是蔣介石得到「平反」，那麼抗日戰爭的歷史須要重新評定才是。

看了都、莊兩文後，可以進一步瞭解對於重新評定蔣氏歷史地位問題，實為大家所關切的問題。事實上，以筆者所知，自大陸改革開放後，已為重新評定蔣介石及其相關人物的歷史地位，做了大量的努力，也有了可觀的成效。這不僅是對蔣氏個人，也是涉及歷史文化和學術思想的開放，其重要性不下於市場經濟開放。縱然有某些政治目的，也是值得欣賞鼓勵的；何況政治目的並非全然是不可取的。

二、重評蔣氏歷史地位是改革開放的產物

北京方面對於蔣介石歷史地位之重新評定，實自中共改革開放而開始起步。在此之前，在中共史著中，蔣氏完全是被否定的負面人物。據大陸一位史學家在其一篇學術論文中描述：

「在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中，蔣介石作為國民黨統治舊中國二十二年（一九二七～一九四九）的代表人物，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要打倒的第一號人物。多少年來，在人們的心目中，他自然是萬惡之源、罪魁禍首。」

但自改革開放後，情況就大為改觀。它的情況是：

「現在歷史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尤其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一九七八）以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大發展。人們能夠把學術研究和政治宣傳區別開來，把蔣介石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來冷靜地理智地加以認識和研究。在民國史研究取得纍纍碩果的基礎上，歷史地考察他（蔣）的作用和地位，給予歷史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評價。」

突破禁忌，對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能作客觀的研究，重新評價，是學術思想開放的重要工程。這在蔣介石方面研究的表現，尤其顯著。經過大陸學者十多年來的努力，所得到的成果，大致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全中國各地（未包括台、港、澳）學術刊物上，每年都有數十篇或至百篇有關蔣介石研究的專題論文。其中不乏「探幽析微」的佳作；更有一些對其政治、軍事、文化思想作了深入的探討。

（二）全面記述蔣氏一生的傳著，已出版好幾種；還有《蔣介石系列叢書》、《蔣介石政治關係大系叢書》的出版。這些傳著和叢書，竟成了熱門的暢銷書。

（三）有關研究蔣氏的資料和工具書，也出版了幾種，如年譜、大事記等。

在許多研究蔣氏的論著中，已不再拘泥前人之見，不再是簡單地一概罵倒、全盤否定，而是從大量史料進行歸納、分析、研究，具體評述蔣氏在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十年統治、抗日戰爭、戰後時期以及台灣統治等各個不同歷史時期重大史事中各不相同的功過是非。

三、由絕對性轉向相對性是走向多元性之路

大陸學者對蔣氏各個不同時期重大史事和功過是非的評述，也在不斷地推陳出新和提升水準。大致而言，在改革開放後較早時期的論著，對蔣氏的評價，雖有肯定與否定，但否定似乎多於肯定；摻雜的意識形態也較濃厚。較後則較為開放，肯定與否定較為適中持平，有時肯定甚至多於否定，意識形態亦較淡薄。同時，由於研究者的背景和性格之不同，對學術研究的執著有別，對蔣氏之歷史地位也有不同的評價。這些不同的評價，可以使我們瞭解大陸學者的學術研究，已由相對性趨於多元性，由開放性趨於包容性。這是非常重要的改變。

茲就大陸學者所著兩種不同的蔣氏傳記作一比較，可以看出因時期及著者的不同，而對蔣氏就有不同的評價。一是楊樹標先生所著的《蔣介石傳》（以下簡稱楊著《蔣傳》，一是王俯民先生所著《蔣介石詳傳》（以下簡稱王著《詳傳》）。楊著《蔣傳》是一九八九年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全書三十八萬八千餘字。王著《詳傳》是一九九三年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全書一百一十萬字。楊先生是浙江杭州大學（現為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長、校長助理。讀其文章，似乎是屬於「政治型」的學者。王先生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社科院近史所研究人員，專事民國史的研究，著有《蔣介石傳》、《孫中山詳傳》。據「作者簡介」；他之「治史原則，為秉筆直書，再現人物和歷史，力求翔實全面，以史實為鑒」。以此原則撰寫，「是為信史」。今讀其文，尚非虛語。

楊著《蔣傳》根據多種資料而成。據其「簡介」：從一九六一年起致力於國民黨與蔣介石歷史的研究，曾擔任中共史學家何干之的助手，何在文革時期冤死，楊仍堅持「蔣介石研究」。該書的出版，是著者「二十多年的心血」，大陸史學界譽之為「蔣介石研究的開拓者」。此書只寫到蔣在大陸時期。「怎樣評價蔣介石」？著者把他分為五個歷史階段來評價，一是辛亥革命時期，蔣是一個肯定性的人物；二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是一個基本上肯定」的人物；三是南京十年，是一個「基本上否定」的人物；四是抗日戰爭時期，也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是一個「基本上肯定」的人物；五是國共內戰時期，是一個「完全否定」的人物。結論是：「蔣介石是一位逆歷史而動的人物，末了被歷史前進的潮流所衝垮」。筆者對楊著《蔣傳》曾為國史館作過書評，結論是：

「著者（楊樹標）把蔣在大陸的歷史分為五個階段，依照這五個階段對蔣分別加以肯定和否定。其肯定與否定的標準，大致是以對中共的態度而定。……所謂黨同伐異，自古有之。以中共黨的立場，來作評人論事的標準，使得本書充滿了為政治而服務的色彩。」

楊先生對筆者的書評，不但不以為忤，而且大為感謝，說筆者為他紓解了很大的困擾。因為該書出版後，由於書中對蔣氏有肯定之處，頗受「保守」人士的批評。楊先生即以筆者的書評作為「擋箭牌」。

所謂「基本上肯定」或「基本上否定」，亦即相對的肯定或否定，即肯定中亦有批判和否定，否定中亦有可以肯定之處。例如《蔣介石的寵將陳誠》一書的著者孫宅巍先生對陳誠的歷史地位評價也是用相對的肯定與相對的否定。認為陳誠的主要特點可以用三句話、六個字來概括，即：反共、忠蔣、愛國。「反共」當屬反動，應予否定；「忠蔣」則應作具體分析；「愛國」基本上應予肯定。所謂「基本上肯定」，即在肯定的同時，對於那些「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應予批判與否定。所謂「基本上否定」，即在否定的同時，對於那利國利民的事，如開發邊疆、抵禦自然災害、反對台獨等，亦應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

這種相對的肯定或否定，對於改革開放前的一切都是絕對性毫無包容性而言，應是一大改變，也是一大進步。

四、衝破禁區超離政治得到廣大肯定和支持

王著《詳傳》對蔣氏功過是非的記述和褒貶，雖非完全精確，但能予人以實事求是的感覺，甚少有意識形態摻雜其中。此書之前，王已出版過四十萬字的《蔣介石傳》，是此《詳傳》的縮寫。據著者自述：《蔣傳》出版後，「得到廣大讀者的充分肯定與支持」；惟因時間緊迫，取捨難免不當。因此《詳傳》出版前，特予全面反覆審閱和推敲；在用詞上，凡屬「敏感」之類，或簡化，或刪除，但決不虛構。今讀該書「前言」，著者撰寫此書的態度，頗有中國傳統史家的氣概。其「前言」有云：

「治史宗旨，實事求是，秉筆直書；寫史亦然。總之，寓史於事實，於直筆。只要史實不虛，則千秋萬世而不可改，亦千秋萬世而可以為鑒，中華史界直筆傳統之真意，盡在於斯。筆著雖愚，不敢更改也。文天祥曰：『天地有正氣，……沛乎塞蒼冥』。史界亦有正氣，浩浩數千年，不絕於史者此也。」

據大陸一位學者批評「一個從事蔣介石研究的人」，有如下的一段話說：

「另外也還有這樣一種現象，即所謂『衝破一切禁區』、『超離政治治學』，有一個從事蔣介石研究的人揚言：自己要不偏不倚，既不是國民黨觀點，也不是共產黨觀點，而要有自己的觀點。這當然令人拭目以待。結果怎樣呢？人們遺憾地看到，在他的著作裡，把解放戰爭說成是『蔣毛開戰』，說蔣介石如何注重禮儀，如何體察民間疾苦，如何使人暢所欲言，如何節儉簡樸，甚至說他在台灣是實行『民主政治』和『清官政治』，『對台灣的經濟建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等等。」

以上批評，可能是對王著《蔣傳》或《詳傳》而發。但筆者未曾見到王著《蔣傳》，惟其《詳傳》雖經簡化或刪除其「敏感」之點，仍然可以找到評者所指陳的現象。例如講到蔣氏「如何節儉簡樸」，《詳傳》即有如下的記述：

「（蔣介石）到台灣後，在穿著上，據《內幕》記載，也是簡樸的；在經濟上也公私分明。凡非必須支出，一概不准花費。總統府的支出，自一九五八年以後，至七○年代而未增加預算。他穿衣服，喜穿細軟舊衣服，一件衣服總要穿多年，他在重慶所穿的一件黑披氅，雖袖口已破，也一直未制新的，仍然穿用。平時軍服三套，內衣和毛衣各二套。

「他的總統府辦公室陳設也很簡樸。他在南京時，其室中椅墊，在抗戰勝利後有人換成黃繡花緞的墊子，他見到後馬上換成藍色布墊，以示節儉，避免華麗。到台北總統府後，其辦公室在介壽館三樓。籐椅十四張，有人建議更新，他卻阻止說：『國難方殷，一切從簡，不必更換。但需注意清潔，逐漸改善。』……

「此外，他對家內一切開支，每月要過目帳單，如發現支出過大，即令撙節。他每次走出房門，也必然自動關上電燈。」

講到蔣氏在台灣實行「民主政治」和「清官政治」，以及「經濟建設突出的貢獻」等，《詳傳》中記述頗多，且有具體的事例和數字。此處僅錄其少部分為例：

「但不管如何，他（蔣）在其黨內和社會上，增強了一些民主氣氛，除了他個人的權威不可干犯，國民黨的領導不許反對之外，對其官場弊端是可以揭露的。對於一般性政策，也可以討論；甚至對他的連選連任問題，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但一經當選後，他就絕對不許反對了。」

「蔣介石主持台灣當局的工作時期。因而對其建設台灣，發展台灣生產力是有功績的。它給台灣人民帶來了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當政者的最主要政績，當然也在這個方面。否則，人民怎麼能擁護呢？

「自一九七四年以後，台省轉向技術密集產業發展時期。這已是蔣經國的時期了。

「當蔣介石確立大政方針後，具體經濟工作交由經濟專家們完全負責，主動進行管理，指導和訂出具體經濟改革計畫。故其政治，尤其在政權上，雖實行個人獨裁，但在經濟建設工作中，則由專家負責，給予全權。並實行清官政治，簡化手續，以利於經濟的發展。總之，使政府為經濟發展，為企業家服務，而不是專卡企業家的脖子，進行無情的內戰（耗）以自殺。因而使台灣經濟發展卓有成就。」

《詳傳》對蔣的肯定，亦近事實，應無誇張之處。似在影射毛不如蔣。前面評者固有其立場，而被評者的著作仍可暢銷無阻。此在改革開放前，絕無可能之事也。

五、「平反」例證一：蔣與孫中山關係今昔不同

大陸史學界要為蔣氏的歷史地位「平反」，勢必涉及諸多歷史事實。所謂「平反」，即是過去史著對蔣有不公平的地方，應予反正之。這在大陸諸多史著中，已屢見不鮮。例如講到蔣介石與孫中山的關係問題，有的學者就認為過去因襲傳統的評述，含有政治作用，並非歷史真實。因有「平反」的必要。數年前即有社科院兩位學者陳鐵健、黃道炫提出論文指出：

「中國大陸史學界，對於蔣介石與孫中山關係的研究，長期以來因襲傳統的政治觀念，沿用固有的思維定式，把蔣介石貶為騙取孫中山信任、投機於國民革命的政治騙子和投機分子。這個流行了幾十年的歷史結論，它是否合乎客觀實際？究竟有多少科學性？這些問題，在現代史研究中是無法迴避的，很有重新加以論辯的必要。」

經過兩位學者旁徵博引，分析綜合，它的結論是：

「質而言之，十多年來（一九一○～一九二四）蔣介石與孫中山之間，不存在騙與被騙的不良關係。而是革命黨人之間正常的上下的關係。孫中山是最高革命領袖，又被當作革命的化身。蔣介石革命資歷較淺，對革命主義知之不多，且受傳統君臣之義影響，以效忠觀念對待革命領袖，又時有乖戾之舉，動輒拂袖而去。孫中山作為革命黨魁，雖然要求部下忠誠地服從於他，但也強調平等相待，允許不同意見，對蔣介石的乖戾行為，孫中山大度寬容，多能原諒，不以為忤，反而備加重用。這主要是因為孫中山始終把蔣介石看作一位喜怒形之於色，缺乏政治素養，又性格剛正，直言敢諫的軍事將領。孫中山以崇高的地位和聲望，從體諒武人的角度，容納駕馭蔣介石，使其發揮所長，為之所用，以利於革命事業。孫中山始料不及的是，蔣介石一旦羽翼豐滿，就會挾武力涉足於政治，終於從軍事強人走上中國最高統治地位。」

楊著《蔣傳》對蔣介石與孫中山關係，亦不認為存在著「欺騙」的問題。認為：

「蔣介石取得孫中山的信任，絕非一朝一夕，而是有一個較長的過程，是多方面的因素所致，主要的是蔣介石本身的才能，尤其是軍事方面的才能，獲得了孫中山的信賴。其中一個關鍵的事件是陳炯明叛變，企圖置孫中山於死地，此時蔣介石能毅然決然地南下廣州潛入永豐艦，幫助孫中山度過難關，這不能不使孫中山更加信賴蔣介石，而且日漸將重任托付於蔣。」

以上見解，足以說明大陸學者治史的態度，頗能實事求是而客觀地評人論事。

六、「平反」例證二：蔣在抗戰中作用今是昨非

抗日戰爭史的研究，是大陸學界自改革開放以來最為熱門的學科。自八○年代以來，資料、著作、論文不斷湧現，觀點逐步更新。這其中有關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不像過去成為禁區或予全盤否定了。對其功過是非或成敗得失，類多根據史實作成客觀的評價。可以舉例如下：

例一，對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與張學良的態度問題，過去一般均認為張學良是執行了蔣的「不抵抗」政策。但近幾年即有學者提出：對「不抵抗」蔣固然負主要責任，但張亦應負重要責任。還有學者認為：張、蔣二人在「不抵抗」問題上基本態度大體相同，張是自覺自主奉行「不抵抗」政策。因為以張當時的實力和脾氣，他可以不同意蔣的「不抵抗」政策，也可以不聽蔣的命令而奮起抵抗。但事實不然，當他防守錦州時，蔣及國府數次令他抵抗，他卻悄悄撤兵，更可證明張之獨立自主性。蓋張以西安事變對中共有「不世之功」，中共黨史多予曲護。今回歸歷史，則有不同矣。

例二，關於蔣之抗戰準備，過去大陸學界不認為國府在全面抗戰前曾經作過抗戰準備。但近十多年來的研究，大致已經肯定國府戰前對抗戰已多所準備，且依據檔案資料，舉出具體事項，如成立國防決策機構，擬訂作戰計畫，劃分國防區域，確定戰場陣地，整建陸海空軍，修築國防工事，籌劃國防經建，交通建設，尋求外國經援採購軍用物資等等。

例三，關於蔣之「安內攘外」政策，過去大陸學界多予負面的評價，把「剿共」與對日「妥協」劃上等號，指為「降日」。但近年已有學者認為「安內」不僅限於對付共產黨，也在平息內部的衝突；對抗日準備也並非一無所為，而是有所作為的。一九三五年華北事件後，蔣雖繼續壓制內部立即抗日的要求，但已秘密進行抗日的準備工作了。

此外，關於抗戰的領導問題，過去中共一向強調是由中共領導，而蔣是被逼抗日的；抗戰時期，蔣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甚至隨時準備投降。但近年對此問題亦有不同的解釋。例如大陸一位史界前輩劉大年先生，被稱為「是一個八路軍老戰士，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在其晚年的學術生涯中也達到一個新的境界。對蔣介石在抗戰的地位和作用，一反過去全面的否定而較為肯定。劉氏說：

「當時國家權力掌握在蔣介石、國民黨手中。抗日戰爭有蔣介石、國民黨參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戰。抗戰期間，蔣介石雖然沒有放棄反共，也沒有放棄抗戰。從全民族戰爭的角度看，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應當得到客觀的、全面的理解。」

有了這位「八路軍老戰士」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的帶頭作用，無異給大陸史學界開闢了新的空間。

七、超越黨派摒棄意識形態解決分歧

所謂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此乃治史者應有的態度。惟因治史者背景或觀點的不同，對同一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評價，常有分歧。尤其對近代歷史人物評價，分歧更大。主要原因，乃因黨國利益混淆不清。尤其涉及國共關係時，往往難以超脫黨派觀點和意識形態。例如近年大陸學界編寫的一種《蔣介石全傳》其主編者在「緒論」中論述：

「蔣介石一生曾與中國共產黨兩次合作，並且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是由於蔣介石具有強烈的反共意識，不僅導致兩次國共合作的破裂，也使海峽兩岸長期分離四十年，為國家民族帶來不幸。」

「蔣介石流落台灣以後，仍堅持『反共復國』、『光復大陸』的頑固政策，阻撓海峽兩岸統一，給國家民族帶來不幸，亦使兩岸同胞骨肉遭受長期分離的痛苦。」

這種表達，就使人覺得有黨派立場，含有意識形態了。這也是國共雙方長期存在分歧的原因。然而號稱「民主進步」的台灣民進黨，其黨派成見和意識形態，較之國共兩黨更為強烈；強烈到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如此褊狹極端，一旦大權在握，便會走上專制獨裁之路，給人民帶來災難。大陸學界經過多年的慘痛經驗，顯然深有反省。有的學者就提出超越黨派和摒棄意識形態來解決分歧的意見說：

「五十年後的歷史已經證明，這種分歧既不能以黨派利益判是非，更不能以意識形態差異來辯解。實際上，國共兩黨誰實行的政策更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民眾的需要，才是客觀評價的唯一標準。以黨派的得失來說明歷史，不如以歷史事實來說明黨派得失與中國政治發展的關係，更有利於鑒往知來。」

上述意見，不僅是治史者應有的態度，也是如何為蔣介石歷史地位重新評價所不可或缺的原則。

（筆者附識：本文所據資料，原有註釋。限於篇幅，暫予保留。俟修正補充時附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