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志未酬」：緬懷學長　戴國煇教授

思想開放　尊重學術自由

從台北傳來消息，國煇兄於元月九日與世長辭。我除了怨歎天不與時之外，也感傷我所尊敬的這位學長國煇兄在台灣「壯志未酬」。

可以說我對台灣近現代史的啟蒙，比較正確地認識，是從讀八○年代初在美國創刊的「台灣與世界」開始。記得一九八二年夏，在芝加哥林孝信主持的「海外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舉辦的夏令營，當時受邀的講員包括正在加州柏克萊大學的訪問學者戴國煇教授，陳鼓應教授和我自己。當時，我剛從天津南開大學在大陸社會學重建而首辦的一個社會學專業班講學回來。所以，我在那夏令營做的報告集中在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方方面面的觀察。尤其是改革之初，百廢待舉，建議大家從台灣來的旅美朋友們，多為大陸即將興起的政經社會的建設事業關係，並適時依據各人所學所長，參與貢獻大陸同胞的興革過程，此為增進兩岸人民相互瞭解，取得互信共榮的良機。

由於兩岸長時期的隔絕和台灣官方的反共教育，直到八○年代之初，與中國大陸同胞認同的言論，仍會受到各種「親共」、「左派」等等的標籤。沒想到，當時初次謀面認識，以研究台灣歷史為專長的戴國煇教授，竟然就公開地對我這個學弟的觀點和說法，表示讚賞並且勉勵有加。那時，我直覺地認為這是戴國煇教授，作為一個思想開放，尊重學術自由，而又關愛同胞學弟的一種溫暖的表現。因為，我對於國煇兄在日本發表的日文學術著作一無所知。並且，此後幾年他以筆名在《台灣與世界》持續發表的《二二八史料舉隅》，我也毫無所知地能夠把國煇兄和所讀的這些為我對台灣史開竅入門的重要文獻聯繫起來。

隨著時間與國煇兄相知漸深，才開始體會到他各方面做學問的嚴謹作風。成長於台灣五○年代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威權的台灣政制下，固然是使這一代人對政治敏感性的顧慮較多的原因之一。可是，戴教授選擇的研究題目：台灣的近現代史，更具有較為深層的複雜性。他告訴我，當時在五○年中期要出國留學，目的地原先也是美國。但在他兄長給他的意見是，台灣近現代史與日本有那麼多年的糾葛，是否在日本能夠更直接地獲取有關台灣的資料，以及對台灣有較密切歷史關係的日本學者當指導教授。就在這樣的選擇之下，戴教授鶴立雞群地凸顯出他在同一代學習中國和台灣的政經歷史上，有他獨特於其他留學美歐在冷戰時期間製造出來的華僑華裔學者。他對於中國和台灣的研究立足點，沒有受到「美制」華人「中國通」的冷戰期西方陣營的意識形態的污染。他在學術研究上，沒有出現對於自己出生根源和民族認同的「愛與憎」的自我認同的錯亂症候群。始終明白自己的出身與自我的肯定。

政治委婉　學術悍直

更為嚴謹的學術態度是戴教授對於歷史文獻和資料來源的一種「保護」的情理兼顧的立場。他文獻資料的收藏豐富是廣為大家所知。可是豐富的資料當中，有相當部分是他以一種社會科學方法，接觸訪問仍在世的歷史見證人的第一手資料。就像新聞報導者的職業道德一樣，戴教授是極為審慎地保護他的資訊來源。他的這種嚴謹的職業道德，正可以使當代許多在台灣搞「本土化」時髦的「台灣本土化」專家，動不動搶先曝露資料來源的「權威性」，自慚形穢的。

戴教授的另一特殊風格，也是我後知後覺地逐漸領悟到他的「和平」政治策略。做為一位嚴謹公正的歷史學者，他早有他自己對於台灣歷史的過去與其命運的未來有一套系統的理論想法。但是，基於他的個人背景，台灣島內多層面的交往關係，和他在日本學術界、輿論界樹立起一定的名望，他深知自己出面作任何政治政策方面的倡導者是不合時宜的。因此，長時間裡，他不作任何公開的政治政策的倡導者。八○年代末期，台灣有了省籍的政治領導，體制上也因為解嚴而開始有較大的空間可以討論台灣前途的不同選項。四、五年前國煇兄開始回歸台灣島內的準備。基於他對於台灣史的深刻研究，他有一定的信心，樂觀地認為他所認為的融合「台灣結」和「中國結」建構成一個比較健康正常的「台灣人中國意識」，可以透過有效的管道，影響台海兩岸關係的建設性發展。今天，國煇兄早走了一步，我不能不遺憾地說：「為什麼天不給他再幾年，他應當能夠看到他在台灣的『和平轉移』是會有成效的一天！」

在此，我的感慨是國煇兄的「壯志未酬」，並不是他的「壯志不酬」。台灣島內和兩岸關係的種種跡象，都已經指向都已經指向兩岸和平談判的必要性。並且漸漸深刻地認識「一個中國原則」是無可迴避的和談根本的基礎。國煇兄在世時，從未主張「急統」，並且他珍惜台灣近三十年來的政經體制的改革建設和政治上從威權專制轉移到相對的自由民主。所以他有所謂的「睪丸理論」，主張大陸作為主體，仍應保持如睪丸的台灣島存在於身體之外發揮它的作用。這樣的構想，事實上與「一國兩制」，「我不吃掉你，你不吃掉我。」的意義上是一致的。國煇兄如我前述的「和平政治戰略」，選擇了較為委婉的語言，說出他從近現代史研究所得的結論。今天，海內外「反獨促統」聲音的崛起，正應證了戴教授深信：「不懂歷史過去的錯誤，未能避免重犯錯的未來」的歷史學者的基本信仰。

談及此，讓我回憶起一個故事。在八○年代末期，北京的一次「兩岸關係研討會」上，國煇兄第一次公開露面在這種場合。經過幾場的論文發表，自由發言討論之後，國煇兄突然站起來，以非常嚴峻的態度，幾近沒有保留地批判了一番大陸上參與會議的「台灣專家」學者們。他說：「人們做研究不深入，掌握資料太薄弱，並且，你們論點太八股，太拘泥於官方上層的政策所愛。這樣的學術研究，站不住腳，並且，對於官方對台政策的改善也無可貢獻！」雖然，這樣發言來自海外的學者戴國煇教授，讓當場局面有幾分尷尬。可喜的是，從那次開會之後，國煇兄不僅不為大陸上台灣研究學者的排斥，反而更熱絡地繼續有來往，還交流互換資料和論點，並且，戴教授在日本立教大學，也開始接受國內研究台灣問題的留學生，受他指導寫博士論文。

這種「不打不相識」的戴教授學術作風，是中國包括台灣學術圈裡少見的現象。曾在台灣聽聞一些學界圈內，提到戴教授的「傲慢」風格。當今懷念國煇兄，我更能珍惜他這種政治委婉，學術悍直的多文化交配的結晶體。

沒有任何派別

長年來，國煇兄和彩美嫂在東京的家居，一直是訪日，或過路各界朋友的最親切的「招待所」。台灣史近代見證人，台灣政界的頭面人物，海內外路過東京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到國煇、彩美伉儷的家受到最誠懇的款待。記得一九九二年，我帶著正在高中畢業的小女兒，到北京參觀亞運會。因為女兒從未訪問日本，我們就要求國煇兄，路過東京，要停留他家二、三天旅遊東京。我們到他那裡，不僅從第一夜開始歡飲暢談，彩美嫂是烹飪專家（除教日本外交官家屬如何烹調待客外，還有特殊烹飪專著出版），我們接受到「五星級」之上的款待。人情上，更令我懷念的是，當時我小女兒在學期結束前提早離校，仍有課業論文繳交才得畢業。國煇兄，半夜親自替她用傳真傳回美國我女兒的學校，交待作業。這個記憶更使我懷念國煇兄，彩美嫂，他們的關懷絕不限於公關和通俗的價值判斷，他們的愛心，是普遍的，是人常的博愛，即使據我所知，國煇兄和彩美嫂並沒有自稱屬於任何宗教派別的信奉者。

台灣，包括現今的中國大陸，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時局造成了一代的留學生和他們在海外創業、立業的一段事跡。戴教授所代表的是這一個時期較早期的流落海外，爾後落葉歸根。期能在自己的學習、經驗和新建構的理想帶回自己家鄉，產生一定建設性的影響。

戴教授和他的一家人是這麼做，這麼嘗試了。從當前台灣各種現勢看來，台灣省籍的領導和執政，台灣島內普遍的民心所向，仍未能實現戴教授意理性的領導方向，這是我前言「壯志未酬」的遺憾和感歎。可是，有時，我們從古訓裡得到一定的安慰。聖經約翰書，十四章開頭這麼說：「當耶穌知道他要離開門徒之前說：『你們不要憂心，主的殿裡有許多許多的房間。若不是，我先去替你們準備你們的地方，我會回來告訴你們去的地方。你們會知道我將去的地方，也會知道您們要去的路。」

國煇兄，您先走一步。您已經讓我們知道此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