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民化文化」、「皇民化意識」與「台灣主體意識」

記得高中念中國歷史的時候，老師常說：中國的歷史由於都受到政治力的強力支配，它的文獻和內容也具有高度的統治意識，因此也造成了後學者根據文獻所分析演繹出來的社會現象與當時的實際生活狀態產生了巨大的落差，不僅如此，後代子孫又以現代的統治意識配合當年的文獻資料去解釋當年的社會生活狀況，這種相乘的差距使得歷史陳述的可信度可就更低了，因此研究中國的歷史也要更為小心。事過境遷，反正歷史就是歷史嘛！一面念一面半信半疑，也似乎無傷大雅，何況又沒有什麼立即的影響，誰在乎誰真誰假呢？

「日本近代史」也要登堂入室了

但是看到最近幾年來，由於台灣內部政治情勢的紛紛擾擾似乎又跟台灣當年在日據時期的社會認知有關，更嚴重的是，由於受到過去李登輝主政時期的統治意識所影響，使得一般人誤認李登輝的皇民化意識就是台灣的主體意識，那就太誤解台灣人了，也與當年日據時期的台灣社會生活有很大的差距。身為五十多歲到六十歲的台灣人（包括陳水扁先生在內），雖然沒有經歷過日本人的統治，但是從聽到的和看到的台灣戰後的社會生活實況，對於「台灣主體意識」與「日本皇民化文化」的差異，除非受到政治利益薰心、扭曲事實，否則應該都可以有比較正確的瞭解，深知其間的差異。近來又有人試圖把日本皇民化意識搬上檯面，甚至欲把「日本近代史」列為國家考試的科目。事已至此，筆者如果再不把當年「日本皇民化文化」與「台灣主體意識」的差異做一比較清楚的釐清的話，似乎有失身為道地台灣人、又是知識份子的責任。

如果檢視台灣四百年的歷史，其歷史文獻受到不同政權的統治意識所影響就更為明顯了，因此在分析和解讀上應該要特別小心。首先的問題是「到底有沒有日本皇民化文化的存在？」這個問題就好像問到「台灣到底有沒有明、清兩朝的文化存在？」一樣，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所謂「文化」，如果用比較通俗化的定義來說，就是「一群人，在某一特定的時空下，採取最適合於他們生存的生活方式」。根據這樣的定義，顯然文化具有不可比較性，也合乎了孫中山的民生史觀。也因此，文化雖然具有不可比較性，但卻具有可塑性及流動性。中國的文化之所以淵源流長、歷史悠久，其重要原因是中國歷來皆以文化作為政權統治的基礎，而不是全靠武力，就算蒙古及滿清入關統治，亦立基於此，此之謂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接著，吾人再依此定義來檢視台灣的狀況，顯然就要比中國的「傳統」文化更複雜了。台灣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包括十九世紀的西方帝國主義、鄭氏王朝、滿清皇朝、日本帝國主義及國民政府，都有其不同的統治意識，也都塑造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且逐漸形成其獨特的台灣文化，不管這些生活方式是否得到當時台灣人民內心的認同，終究為了生存，在形式上也不能不服膺。因而也形成了一種台灣文化的特質：即缺乏認同意識的文化，這其實就是「台灣人的悲哀」：長期受到各種不同政權的統治，導致文化與認同意識之間產生嚴重的疏離。

兩蔣當道 皇民還朝

既然日本從事殖民統治了台灣五十年，當然就會在台灣推動皇民化政策，自然也會形成皇民化文化，否則台灣人民又如何求生存呢？就好像二蔣的統治意識，自然也會形成一種特殊的台灣文化一樣。只不過，日據時期的台灣認同意識與皇民化文化存在著很嚴重的疏離現象，甚至產生排斥的情結。筆者的祖父就不惜冒著家產被充公的風險，開設私塾，傳授漢學，後來家祖父的學生，在國民政府的時代又成為我的小學老師。當然在當時皇民化政策的嚴厲執行下，家產充公也是必然的結果。另外再來觀察台灣光復初期的現象，這種疏離的現象也可以得到驗證：一方面，台灣人身穿和服，腳穿木屐，口說日語，但是另一方面卻又歡欣鼓舞地迎接國民政府，心向「祖國」。台灣人的悲哀在這種現象下表露無遺。

然而，一樣米養百樣人，就算台灣光復之後，依然有一些人還是心向日本。這些人一部分是日據時期的既得利益階級，即當年日本政府採取「以台治台」的社會菁英階級以及日本人在台灣的買辦階級，如農會的幹部、城市的「保正」等；另外一部分則是日本戰敗，準備撤退之前，不願意將資產交給國民政府，於是就把大量的資產分給了那一些深得日本人信任的台灣人。這一些人在光復初期都只是經濟意義上的台灣社會菁英，因為他們掌握了台灣的經濟資源。但是後來蔣介石撤退到台灣之後，面對內部二二八事件所導致的政權認同危機，以及中共節節進逼的壓力下，不得不再結合這批人，以利於其政權的鞏固。如此一來，親日的台灣人終又確立了他們成為台灣社會政治菁英的地位。這一批人當然不會讓台灣的抗日意識抬頭，而且常會借其他藉口設法將其剷除。此時，台灣社會正醞釀出國民政府統治意識的組合文化，但卻存在著日益高漲的「崇日意識」，亦即將過去的「皇民化文化」逐漸轉化為「皇民化意識」。這種情況依然沒有擺脫「台灣人的悲哀」：國民政府統治意識的文化與「皇民化意識」的疏離。而這一種「新的」「台灣人的悲哀」就是後來被李登輝所誇大的「台灣人的悲哀」！

當代承續「皇民化意識」最為強烈，而且感受「新的」「台灣人的悲哀」最為深刻的，應該是後來在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時期又遭到國民政府迫害的那些人。他們從個人的感受：受日本人的照顧及對國民政府（某種程度上把她當成中國的代表政權）的恨，建立起他們的「皇民化意識」。李登輝先生、彭明敏先生、謝聰敏先生等人就是這一類人中典型的代表，甚至儼然已成為他們的領袖，儘管李登輝先生已經退位，但是這一群人幾乎已佔盡台灣社會具高度政治影響力的菁英地位，並不斷試圖提攜後進，如陳水扁先生及其同志們（但其實陳水扁先生不應該是屬於這一類的人），繼續努力。

李登輝推崇的是「浪人文化」

其次，具高度「皇民化意識」的這些人當中，又有一部分是日據時期的台灣知識份子，但由於日本人是以殖民意識來統治台灣，台灣人的受教育機會及領域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就算他在台灣的社會中能夠享有知識份子的尊崇，但在日本社會內，他又只能擁有邊緣地位，儘管有悲哀，但大部分情況仍擁有尊崇。於是就在跟著日本知識份子崇拜武士道精神之餘，無形中受到邊緣化的影響，卻變成了日本的「浪人文化」。所謂浪人，簡單說，就是護主不力而失業的武士，既然缺乏「主公」的武士就不再是武士了，但因為無法放下身段，一直還自我認定為武士，但卻得不到社會的認同，最後所形成的一種邊緣而怪異的思想、舉止和處世觀。李登輝先生所引以自傲的東洋文化，其實就是道地的「浪人文化」，只是他不自知而已，事實上「不自知」也是「浪人文化」內涵的一部分，又怎能怪他呢？另外，由於身處邊緣的人，總有意圖往核心轉移，因此就會不斷地推崇核心文化，就算有違普遍性道德的作為，也會加以扭曲解釋。李登輝先生就曾說過，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對台灣具有重大的貢獻。而他所舉的例子概為，日本人統治下治安良好，無偷盜之事，夜不閉戶；市容極為乾淨；替台灣完成經濟建設的基礎建設。其實這些現象，對六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來說，都是事實，但卻不去估算台灣人所付出的代價。日據時期的治安，一方面是經歷過屠殺和鎮壓台灣抗日運動對台灣社會所產生的威嚇效應，另一方面則是配合嚴厲的高壓統治所達到的成果。日本警察在台灣社會作威作福是出了名的，連還不懂事的幼兒聽到警察來了都怕得不敢出聲，可見一斑；一遇有偷盜之事，警察抓到人，不管是抓對人或抓錯人，只問是用那一手偷的，立即砍掉，那裡還問什麼程序正義；至於市容整潔，日本警察就像小學老師檢查一樣，定期、不定期隨意進入民宅檢查，一旦發現有灰塵，不管屋主是老的或少的，一律以巴掌對待，外加「巴該埃了！」警告，所以日本警察又被稱為「大人」，而「大人呀！冤枉阿！」就成了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口頭禪了。至於基礎建設，大部分都是為了侵華戰爭及太平洋戰爭的需要而建設，主要也是為了運送台灣的資源，包括物質及人力的資源，以支援戰爭，這就是李登輝先生所推崇的日本統治文化。以目前台灣的價值觀，連適度引用鞭刑都爭議不斷，並被批評違反人權的時代，還去推崇十九世紀日本嚴厲的殖民統治，難怪有人質疑台灣推動民主政治的可行性，這難道不是「台灣人的悲哀」。另外，為了排除國民黨的保守勢力，李登輝先生又假借民主，推動了民粹主義，導致了台灣社會的治安惡化，經濟萎縮，社會動盪不安，然而再掉頭挑起台灣人民對日本統治的懷念，看來這真正「台灣人的悲哀」是這位「台灣民主先生」所造成的囉！

政客蓄意操作「主體意識」

最後，再來探討所謂的「台灣主體意識」。台灣美其名為「蓬萊仙島」，其實就是孤島嘛！有仙而無人的島；台灣的人民基本上大都是外地移民而來的，就如美國新大陸一樣。既然是移民，那會有什麼主體意識呢？美國在獨立之前也一樣，移民者只要生存不受到威脅、生活不受到干擾，根本不可能形成什麼主體意識的。移民者如果來自不同的地方，其生活方式就會形成多元共存的體系，這也就是美國文化的形成背景，另一方面同時在休戚與共的生存互賴下，也逐漸產生對彼此及空間的認同感，以及對外的排他性，漸漸地自我統治和管理的意念也成為共識，主體意識於焉產生。換句話說，假如沒有主觀的自覺到生存的威脅，移民者基本上是不大容易形成主體意識的；另外就是，從時間的座標上看，如果當移民者尚未形成自我統治和管理的共識意念之前，已經遭致外來政權的統治，而且事後又不斷承受到不同政權的更替，主體意識在不斷的轉換內容下，因為不穩定而變得很難建立起來。台灣就是在這樣的情勢發展之下，不斷的轉換主體意識的內涵，使得其主體意識變得非常模糊，很容易受到政治人物的有心操作。

但不管如何，台灣主體意識的形成還是有其軌跡可循的，它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反外來政權統治的基礎上。最早的台灣移民者，本來只具有中國的地域意識（泉州、漳州的閩南意識），其整體的主體意識開始於反西方帝國主義（西班牙及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嗣後的鄭氏王朝時期，則是以反滿清外族的統治；到了滿清皇朝統治時期，依然存在「反清復明」的主體意識（漢族沙文主義意識）；接著便進一步面臨到日本嚴厲的殖民統治，其主體意識又轉為反日及抗日（漸漸有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識）；好不容易終於反日及抗日成功，期待「祖國政權」的同胞認同下，能夠有助於讓台灣人民順利達成自我統治和管理的共識與機會，不料國民政府未能以同胞相待，仍以外來接收和統治者的心態再度打擊台灣人民願意與「祖國」共同自我統治與管理的意念及願望，台灣的主體意識再度對上了國民黨這個台灣人民心目中的「外來政權」。

有了這樣的背景，李登輝先生才能夠以「日本浪人復仇」的精神混進了國民黨這個「敵對政權」，並善用了這個新形成的、反國民黨政權的台灣主體意識，替他心目中的「主公」（日本主子）終結國民黨；另一方面也自認替台灣的主體意識找到了一條光明的出路，策劃了陳水扁先生作為繼任人，一來正式終結國民黨的政權，二來也使台灣主體意識不再需要與統治意識所造就的文化維持疏離的狀態，讓台灣人在形式上得到自我統治與管理的滿足感，可謂一舉兩得矣！

阿扁繼承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不管怎麼說，陳水扁先生當選了台灣的總統，多少程度上確實給了台灣主體意識的一條出路，台灣的悲情終究也有個了結。但是接下來的問題是，台灣主體意識的出路是不是就代表了台灣人民的生存、幸福與發展呢？這個問題的挑戰可能更為嚴厲，而且是由內部起的挑戰作用，李登輝先生當年根本沒有想到這一層，所以才會丟下一個爛攤子給他所屬意的繼任人。殊不知，這種由內部起的作用正在瓦解他積極挑起的台灣主體意識，這也許就是他所說的「天意」吧！從歷史的發展來檢視，台灣主體意識大都是在外來政權的統治壓制下產生反彈而形成的，而且已習慣於長期處於地下反抗的狀態。目前由於陳水扁政府的統治無能，台灣主體意識正面臨歷來最大的考驗，尤其在人類文明高度進化的價值體系及觀念的評價下，正處於轉化期。目前惟一能使台灣主體意識再度強化的因素，將是來自中共的錯誤政策與作為（經濟拉攏；政治打壓；軍事威脅），使它再度在外來壓力下起死回生、主體意識更強化，這也就是為什麼李登輝先生要故意激怒中共，甚至明知不該提、而非要提「兩國論」不可的主要考量，這也就是他所說的「要讓後面的領導人好做」的立論基礎；萬一就算失控，兩岸以武力相向，也算對他的「主公」（日本主子）盡忠，而可免於「切腹」了。只不過，陳水扁先生是否有這麼大的能耐去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呢？而且中共也不見得會一直犯錯下去呀！看官們！你們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