爝火不熄‧長照天地

「但悲不見九州同」

戴國煇教授猝然長逝了。我相信，他是滿懷遺憾很不甘心地撒手人寰的。從我對他的瞭解，他最感遺憾的可能有兩件事：一是「但悲不見九州同」，未及得見中國的和平統一；二是精心思構的台灣近現代史未能完成問世，以為台灣史研究奠立一座里程碑。

戴教授對台灣的特殊意義在於，他身歷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件與五○年代的白色恐怖那些風雷激盪的年代，卻不像許多台籍知識份子或灰心喪志，或沉溺於自憐自艾與憤恨怨懟的情緒中，反之，他不斷以哲學、社會科學的思維，痛切而深刻地自我反思，確立本身堅定的民族認同與精神的主體性，並以此呼籲、勸誡台灣人（特別是台灣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應沉澱非理性的激情，深入批判地整理台灣的歷史經驗，提煉出智慧的結晶，才能為自己與台灣做適當的定位，從而有利於台灣的未來發展，否則，終將召台灣以大禍。

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戴教授多年來不遺餘力地批判日本殖民主義與軍國主義思想，大聲疾呼台灣應徹底清理日本殖民體制的遺毒，並從思想、文化上擺脫戰前遺留下來的日本價值觀與戰後形成的美國價值觀，不再淪為日、美帝國主義的精神奴隸，重建中華民族自覺的主體意識。這些言論、思想置諸全世界反殖民、後殖民的思想歷史中，也閃耀著熠熠的光彩。台灣學術界近年來才一知半解地稗販美國學界流行的後殖民理論，戴教授數十年來對殖民主義及其遺毒的認識與批判，不論就深度、力度或身體力行的實踐皆超乎其上遠矣。在台灣崇美媚日之風猶盛的今天，戴教授的過早辭世，不單是至親好友的傷痛，也是台灣難以彌補的一大損失。

戴教授既已不能復起，思往事、傷逝者之餘，對其思想略加闡發，維持其批判的火焰於不熄，啟迪更多蒙昧的心智，或許是悼念戴教授最好的方式吧！

戴教授好學深思，雖以歷史為專業，但他強調對事物的探討不能僅止於觀察表象，而應提高到思想的層次，以掌握事物的本質，故而於哲學、社會科學亦用力頗深。從戴教授的著作、演說及我個人與他的交往中，可以得知戴教授的治學方法深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與唯物辯證法的影響（附帶一提，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文化大學教授陳鵬仁在戴教授過世後，於元月十一日的《聯合報》撰文稱，戴教授在東京大學就讀時，因參加讀書會被大使館視為「左派份子」而沒收護照），對韋伯(Max Weber)的社會學理論亦有所著力，他對歷史的見解主要來自德國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雅斯培(Karl Jaspers)、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而對殖民主義的批判，除了源於左翼的帝國主義論之外，還深受阿爾及利亞著名的反殖民主義理論家法農(Frantz Fanon)的啟發。戴教授所一再申論的主體性思考、共犯結構及其民族主義的觀點可從上述的思想脈絡得其索解。

以下僅對戴教授的歷史見解與主體性思考稍加疏解，以闡幽發微。

戴教授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台灣結與中國結》序言中說：「經過多年摸索，我已經把歷史當為三個時間的流程來掌握：（一）當為歷史的過去(The Past As History )；（二）當為歷史的現在(The Present As History)；（三）當為歷史的未來(The Future As History)。」在同書第四十二頁，他進一步闡釋道：「一般朋友對歷史的看法是當它為一過去的事物；其實，……目前所發生的一些事物，是過去在當前的一種顯現。所以我們命題為『當為歷史的現在』，……再者，當今的事物亦將影響到未來，甚至可以規制我們未來的導向，或者這些事物將在未來顯現出來。因此我認為歷史具有三個局面，……這三個局是有其一貫性、持續性的。」

海德格的歷史觀

戴教授對歷史時間的見解與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這部影響深遠的哲學巨著中楬櫫的歷史觀若合符節。海德格認為：「歷史主要不是意指過去之事這一意義上的『過去』，而是指出自這過去的淵源。『有歷史』的東西處在某種變易的聯繫中，在這裡『發展』是忽升忽降，以這種方式『有歷史』的東西同時也能造就歷史。這種東西以『造就時代的』或『劃時代』的方式在『當前』規定一種『將來』。在這裡歷史意味著一種貫穿『過去』、『現在』與『將來』的事件聯繫和『作用聯繫』」又說：「歷史是生存著的此在所特有的發生在時間中的演歷：「在格外強調的意義上被當作歷史的則是：在共處中『過去了的』而卻又『流傳下來的』和繼續起作用的演歷。」

海德格的存在主義哲學打破了西方哲學自笛卡爾以來主體與客體二元對立的觀點。在笛卡爾建立的哲學傳統中，作為先驗的認識主體與外在的客體世界對立，並通過認識客體，掌握、控制、征服外在的世界，成為客體的主宰。海德格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人不可能自外於世界，人是在未經有意識的自我選擇的情況下，被偶然地「拋擲」到世界裡，人一出生就嵌入在一個特定的時代與社會環境中，自己的父母、血統、民族都是「既定的」，在生存、成長的過程中，外在的社會、文化環境在人的身上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構成了人的實際存在狀態，此即所謂人的「此在」。因為人是作為被決定的「此在」從事思考，故而不是笛卡爾所說的「我思，故我存在」，而是相反，「我存在，故我思」。海德格指出，生存在由人際關係結成的社會網絡中並且終究要走向死亡的最終歸宿的「此在」，會追問本身存在的意義，這時就面臨：是要因憂讒畏譏而自甘沈淪於世俗的價值標準，與時俯仰，喪失自主性？還是勇敢認清人之必死，在有限的人生中積極奮進，追索生命的真義，達到靈台清明、返璞歸真的最高境界？人一旦意識到本身的存在是被偶然「拋擲」到既定的社會脈絡中並由時間構成的有始有終的歷程，就會力圖超越「此在」的自我，汲汲於擘畫未來。但「此在」的處境是由過去的歷史所決定的，人於「當前」、「現在」所要處理的問題是先輩與本身過去的作為造成的，即「此在是歷史的」，「存在者的存在是由歷史性組建的」，人必須在既定的歷史與社會脈絡的限制下，做出「自由」的選擇。故人的過去與今日之所為、未來之可能形成一條不可分割的歷史長河。

基於這樣的哲學觀，海德格強調，人要達到歸真的最高境界，只有勇敢接受他被拋入指派給他的「世界」並與他人共存的命運，承擔起歷史遺業，開展當下實際的種種可能性，而在同一個「世界」中共處的同代人（即共同體、民族）具有共同的命運，其共同的演歷成為天命。因此，海德說：「歷史還意味著『在時間中』演變的存在者整體」。與海德格關係密切、同為德國存在主義代表人物的雅斯培對歷史的看法可為這個觀點做一註腳：「倘若我們不想把自己消失在虛無迷惘之鄉，而要為人性爭得一席地位，那麼這種對歷史的回憶是構成我們自身的一種基本成分。歷史觀給我們提供了場所，我們有關人的存在的意識就是從那裡來的。─歷史的圖景便成為我們決斷中的一個因素。」中國古語有云：「欲滅其國，先滅其史」，其理在此。

正視本身的歷史

戴教授多次表白他始終堅持出生、民族、學術三大尊嚴的立場。他在《我觀「中國結」與「台灣結」之爭論中》說：「（一）出生的尊嚴－－對個人而言，任何人的出生都無法事先選擇，是帶有命運性的一種『結果』；而個人座標軸之基點便是在其出生，因而非固執不可。（二）民族之尊嚴－－我認為民族是半悠久性的，對自己民族的認同是一件極為嚴肅的事情，來不得半點馬虎。」（《台灣結與中國結》：九～十，台北：遠流，一九九四）在《台灣與現代中國》中又說：「既然我們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父母，同時也沒有機會和權利選擇我願意生在台灣、生在中國大陸、美國或者生在日本；我們的父母在哪裡生活，我們就在那裡出生。出生的時候附帶來的是民族的屬性，民族是半永久性的，是很不容易改變的，因而民族的尊嚴也就不容易更不應該拋棄。」（同上書：四十）戴教授這裡強調人的生出與民族屬性是無法選擇的「命運」，在其他文章中也屢次強調歷史不可能有斷層，要正視本身的歷史，從中汲取歷史的教訓，以為鑒戒，並建構自我的「歷史意識」。這些看法都與海德格所主張的人應接受被「拋擲」入世的無可選擇的「命運」，承擔歷史的「遺業」，擁抱民族的「天命」頗相契合。戴教授在一九八五年的《身份與立場》一文中說：「我，曾經為了超越自己，為了自立為更自由的一個人，更為了正確地接受纏繞在自己身上的『責任』，開始寫了形同自願且自行套上重『枷』的一類台灣史研究評論。」（《台灣結與中國結》：一三二）一九九五年為紀念台灣光復五十週年而寫的文章中也說：「只要我們不是醉生夢死之庸人，我們人人都該具有：為追尋未來之光明而企求『超越當今之自我』的覺悟。」（《台灣史探微》：一三七，台北：南天書局，一九九九）對照前述海德格的存在主義哲學所言，不甘隨波逐流、與時俯仰者，就會力求超越「此在」的自我，為未來規劃宏圖遠舉的說法，即可見其淵源所自。

指責拜美日為阿公的言行

戴教授多年來著書立說的主題，一言以蔽之，就是希望台灣人民（尤其是台灣的知識份子）能掙脫日本與美國的意識形態的枷鎖，建立本身思想的主體性。他對台獨論者高喊「獨立」卻一意取媚美、日帝國主義，妄圖依人成事的軟骨頭作風，極為不齒。自邱永漢、王育德以降的台獨論者歌頌日本的殖民統治為台灣奠立現代化的基礎，戴教授痛斥這種媚日論調缺乏「應該具有的台灣人主體性思考」，引為台灣人的「恥辱」。他認為，台獨提出「台灣民族論」的根源有二：一、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殘害，喪失了對民族文化的信心與自覺的思考能力，自囚於日本帝國主義設置的牢籠中，無能與日本殖民體制對決，終乃成了「日本秩序與殖民地支配價值體系的俘虜」；二、對光復後的「二二八」事件與五○年代的白色恐怖的歷史，沒有用冷靜的頭腦與嚴謹的社會科學方法加以整理剖析，徒然停留在膚淺的表象上，陷溺於主觀的情緒中發洩怒氣，因而從反國府而反外省人，進而反中國、反整個中華民族。對於台獨口口聲聲喊「獨立」，卻腆顏事仇，以奴顏與媚骨頂禮膜拜日本的價值體系，並對美國善頌善禱，戴教授極為痛心疾首，多次指責這種拜美、日為「阿公」的言行，是毫無主體性的表現。戴教授一生勤勤懇懇戮力於研究台灣近現代史主要就為正確總結歷史經驗，重新樹立台灣人作為中華民族一員的主體性，並提醒日本不可重蹈軍國主義的覆轍。

戴教授幼承父祖庭訓，深植客家人濃厚的漢族意識，但他絕非狹隘的大漢沙文主義者。他一方面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服膺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治學態度，主張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應把個人的情緒與社會的禁忌、成見對像化、客觀化，運用理性與嚴謹的方法加以批判性的探討，揭露內在的本質，使之昇華為科學的研究。因此他對本身的漢族意識在《「中國人」的中原意識與邊彊觀》一文做了深度的剖析，也為台灣漢族的祖先在拓墾台灣的過程中侵佔、掠奪原住民的土地而深深負疚，視為「原罪」。故而費時十年編輯了《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一書，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鎮壓台灣原住民的殘酷罪行，並表彰原住民抗日的英烈事跡。

戴教授一九八五年在《戰後台日關係與我》一文中提到，一九五五年他初扺日本就幼稚地以為「只要飛出台灣，便有了自由，從而獲得了『自我解放』。同著名的黑人精神病醫學者、思想家佛朗玆‧法農的『解放人類』的思想境界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至今只要一想起，便禁不住冷汗涔涔，慚愧萬分。」（《台灣結與中國結》：九七～九八）

反殖民主義的代表人物法農

法農是第三世界反殖民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九六一年正當三十六歲的英年即為阿爾及利亞脫離法國殖民的革命而犧牲，但其深刻的思想歷數十年而不衰，至今猶被後殖民理論奉為先覺。法農在法國接受高等教育，對西方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皆有深厚的造詣。他譴責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雖反對殖民統治，但思想上仍跪服在帝國主義的價值體系下，學步於宗主國之後，所圖者只是倣傚宗宗主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取代殖民者成為新的統治階級，充當買辦的角色。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以主人代表自為存在的獨立意識，奴僕代表為對方而存在的依賴意識，闡述兩者對立統一併相互轉化的關係。法農引用黑格爾主人與奴僕的比喻感歎說，在黑格爾那裡，奴隸以勞動製造物品使主人轉化成為依賴他生存的奴隸，因而獲得解放，但黑人面對白人主人卻放棄自己的創造力只「想要和主人一樣」（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pp.220-221, New York: Grove Press ）。法農極力主張，殖民地的革命絕不是為了照白人的形象複製自己，而是謀求重建本身真正的主體性，獲得「整個人格心靈的全面解放」。他強烈呼籲，被殖民的人民應該充分發揮本身的創造力，「讓我下定決心不模仿歐洲，讓我們的身心脫胎換骨。讓我們嘗試創造出歐洲已無能使其誕生的完整的人。」（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p.253,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6）法農積極鼓吹民族意識，但既不贊成抱殘守闕簡單返回民族的傳統，也不同意對其他民族深閉固拒，而主張聯合各個民族，共謀人類的解放。

戴教授一再強調台灣的知識份子應超越、揚棄美國與日本的價值體系，確立本身思想的主體性，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曠觀宇內，關注對人類面的共同問題。這些見解無疑也有法農的影響在內。

戴教授其人遠矣，但他充滿批判精神的宏言讜論不唯對當前的台灣仍深具警示意義，也必將在台灣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一頁。◆